科学的悲剧即人

波恩曾这样非常遗憾地讲道：“比起前人，爱因斯坦对各种物理定律的统计学背景看得更为清晰，而且，在征服浩瀚的量子现象的斗争中，他是一位先驱者，但后来，从他自己的著作中出现了统计学原理和量子原理的综合，这种综合对大多数的物理学家似乎是可接受的，但他却远而疑之。我们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悲剧——因为他从此在孤独中摸索前进，而我们则失去了一位领袖和旗手。”［美］J.伯恩斯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高耕田等译，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7页。玻恩的话表达了哥本哈根学派对爱因斯坦的总的评价，但这一总的评价，只是就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角度来审视的，并且只是把爱因斯坦视为是一个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而没有从科学的历史、人类精神探索的整体历史及其所敞开的朝向角度来审视，更没有把爱因斯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人类精神探索的一座里程碑来审视。无可否认，爱因斯坦是一个人、一个科学家，但当他用时代化的智慧创建起镌刻着他的名字的科学理论时，他作为个体就随同他的科学理论融进了人类文化的殿堂，载进了文明的史册。用文化和文明的尺子来衡量科学家们的科学(理论），主要看这种科学(理论)对人类的文明生存和实际生活信仰、情感产生了多少影响，增添了多少新内容，改变了多少性质。20世纪人类已从对牛顿的绝对膜拜中走向了对爱因斯坦的欢腾雀跃。因为相对性的绝对论思想作为一种相对完美的新的生存信仰和新的人性(生活)情感，一旦实现于社会，一旦为社会所欢呼，也就势必存在着引来社会(人类)和科学对它的重新审视、批判和超越。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相对论思想一旦为爱因斯坦奠定了时代性的科学地位，也就是爱因斯坦朝向新的领域展开探索的开始。从对物理学的统计学规律的把握到对量子的光电效应的探讨，再到把统计学原理和量子原理予以综合探索的努力，沿着这条崎岖的道路，最终通向的是哥本哈根学派所创立的量子力学。然而，爱因斯坦却中道易辙，放弃了这一综合探索的道路，全力投入到统一场的探索性建构之中。这对当时的物理学发展来看，爱因斯坦放弃哥本哈根学派所致力的领域，独辟统一场理论探索的道路，这一抉择并没有错。相反，它正体现了爱因斯坦对科学的远见卓识与英明洞察。假如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也如相对论一样建构成功的话，人类精神面貌将可能得到全新的改观。也许正因为如此，后来不少的物理学家沿着他开辟的道路，为寻求一个更为完备的理论而不断努力。比如“隐变量”理论就代表了这一探索的最性新成果。但遗憾的是，隐变量理论马上被“贝尔不等式”所证伪。

历史展布的自身进程并不能容纳诸如此类的假设，因而，假设永远不可能替代现实。统一场理论最终没在爱因斯坦的手中升起来，隐变量理论也没有超越“贝尔不等式”对它的证伪。直至今天，爱因斯坦的夙愿仍然高悬于物理学上空。这一科学的遗憾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爱因斯坦本人，犹如他怀疑和放弃统计学原理和量子原理的综合探索而为哥本哈根学派所怀念和惋惜一样。在这里，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爱因斯坦的自我鉴定：“与其说我是一位物理学家，倒不如说我是一位哲学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物理学思想的基石，就是他的相对性绝对论哲学思想，更为准确地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物理学探索只是他的相对性绝对论哲学思想的探索的物理学形式，而他之所以在中途怀疑和放弃对物理学的统计学规律和量子规律的综合化探索，是在于他怀疑并坚信(这从后来他反对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和互补原理的坚决性和输而不服输的固执性得到明证)这种综合化的探索道路恰恰是对其相对性绝对论哲学思想的背叛。他对统一场论的终身不懈的探索，恰恰是对他的相对性绝对论哲学思想的谋求全面的确立活动。爱因斯坦希望在他后半生的科学探索中全面建立起他的相对性绝对论哲学思想(即决定论、因果论和定域论定域论)。这是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后来在爱因斯坦的科学探索中其锋芒和势头大为减弱的内在哲学原因，正是这一原因使爱因斯坦后半生探索中其哲学思想的相对性因素大为减弱，其相对决定论、严格因果论和可分离的定域论定域论思想大为增强的原因。在爱因斯坦的绝对论思想中，相对性的实在决定论是基本构架，可分离的定域论定域论思想则是其核心。爱因斯坦绝对地坚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并且坚信“作为实体而存在的物质世界具有完美的规律”。他企望“力图用一种原始的推测方式去领悟它”[39]。因此，爱因斯坦的决定论是以实在世界的实在规律的完美的绝对性存在为前提的。爱因斯坦之所以把实在世界看作是外在于人的绝对存在，其思维前提仍然是以二元分离为基点的类型化思维模型观念。这一思维观念最为典型地体现在物理学理论中的定域论定域论(即分离观)思想上，自然宇宙与人，物质实在与心灵精神，时空与物理事件等等之间始终是可分离的，并且也在事实上是相分离的。所以基于这种朴素的二元分离的类型化认识信念，爱因斯坦是绝不会容忍量子现象的测不准性(海森堡)，更不会容忍量子结构的波粒二像的互补性(玻尔)。因此，统计学的方法不是终极方法，以统计学为基础的(量子)理论，尽管取得很大成功，但还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在爱因斯坦看来，这种以统计学方法来探索自然世界的方法，实质上是“相信掷骰子”的上帝的方法，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的那些近似于“上帝掷骰子”的概念，是与他所坚信的严格因果性观念永不相容，虽然他不能够否认“放弃严格的因果性在理论物理学领域是获得了重要成就”，但他仍然觉得“要最后放弃严格的因果性，在我是非常难以忍受的”[40]。

以二元分离为思维基点的定域论定域论思想，恰恰构成爱因斯坦相对性绝对论哲学的语义内核。在以二元分离为思维基点的定域论定域论思想的支配下，爱因斯坦的定域论定域论思想和实在决定论由此生成出一种严格的因果性思想(解释因素)。这种严格的因果解释方法和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片面的单向因果思想，即一“因”必然直接产生一“果”，并且必先有“因”，然后才能有“果”，先有人(因)，才有心灵、精神(果)。之所以有人对自由、和谐、宁静、完美的追求，是因为外在于人的巨大的实在世界本身是自由、和谐、宁静、完美的，如此等等，这是严格因果论思想的推演性解释功能的普适性展开。

严格地讲，因果观念的产生，源于人的生存的有限性（即局限性）与时空流变的无限性。人、生命只是不知其来历地被抛入这一流变的时空之中（而生），并又被无结果地抛出这一流变的时空（而死）。在这种被给定的命运中，人当然不能在有限的能力中弄清楚诸如此类的根本问题，却热情地关注并力图解释与生存相关的种种切近问题。生命降生于父母，冷刺激人穿衣服，吃饭是为了补充体内能量，没有病就不能吃药，如此等等。这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人们“关于对自然界作严格因果解释的假设并不起源于人类精神”，它是人类理智长期“适应的结果”。因此，因果观念是人类理智追求更好生存的一种求以合我心和以合我意的主观解释，因而它被人们看成是一种自然规律。然而，当人们从现实生存的因果现象推及到遥远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何生成这类问题时，当人们这种求解释生活现象的因果情绪与那种神圣的绝对论信仰相融时，人们则把所有发生的事件(人为的，非自然的)都归因于某种看不见的精灵(比如说“上帝”、“物质”、绝对“精神”等)的意志的表现。因此，这种因果观念是片面的、单向的、宿命的、不论是物质决定论还是精神决定论，都无法摆脱这些宿命论性质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