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必要形式化，但表达之于人，其形式化追求的最终意义旨归，却是谋求自我确立、自我证实、自我传播、自我扩张。因而就其本质意义论，表达即是人通过形式化的方式而谋求自我证实、自我传播、自我扩张的整合语。当我们这样来指涉和定位“表达”概念时，它在这里已经不是属于名词性的表达学范畴：“表达”概念最确切地蕴含了人类行为的忧惧冲动和认同冲动得到满足(消解)之深层语义。忧惧冲动和认同冲动是人这一生物物种作为文化人的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欲望，在艰苦卓绝的形式化运动中，对前者的满足(消解)，人类获得了自我确证、确立；对后者的满足(消解)，人换来与他人的交流(理解、沟通)。而人的自我确证与确立，恰恰通过人在形式化运动中对自我的扩张与传播。任何一个个体之外的对象即是他人它物，人的自我扩张与传播本质上是自我主观生存权力对他人它物的单向强加，这是表达的深层含义，也是人类行为形式化的终极意蕴。
形式化的目的在于表达人(对他人它物而言的)的自我生存权力。这一生存权力是为着自我(在他人它物中)的确立和为着自我(在他人它物中)形象的扩张与传播而滋生而形式化。因此，它必须在形式化自我的同时寻找承载自我的物质形式。对形式化的逻辑和形式化的数学来讲，这一物质形式即是符号，所以又把形式化称为符号化。但对于整个人类行为来讲，这一形式化的表达符号(物质形式)恰恰是语言，因此，人类行为所形式化的现实生存权力，最终呈现为一种语言权力。
这里的“语言”远不是书面文字和口头话语，而是指经过了人类实践行为并形式化了的一切物质性符号，它包括思维语言、情感语言、文字语言、有声语言、数理语言、艺术语言、技术语言、指号语言、代码语言、机器语言、服饰语言……语言即是人类活动及其产物的总和。客观论之，人类的一切行为，以及人类行为本身所蕴含的神圣性、神秘性和神奇性，都与语言直接相关。语言之于人，总是形式化的产物，哪怕是思维语言，都是人对外在物像世界的内在形式化结果。比如，我们说山之巍峨、肃穆，海之浩瀚、深广，是因为这山这海在我们对它们的观照中把它们形式化为“巍峨”、“肃穆”、“浩瀚”、“深广”的物象，这有关“巍峨”、“肃穆”、“浩瀚”、“深广”的山与海的物象，已不是原本的山与海，而是经过我们的心灵的形式化而沦为只属于我们的心灵的物象。当我们把这属于我们的有关山与海的心灵物象再度形式化后，我们寻找到了基本上能呈现这有关山与海的心灵物象的物质性载体——“巍峨”、“肃穆”、“浩瀚”、“深广”等几个词语，这几个语词简洁、洗炼、传神地表达了我们对这山这海的一次主观的认知，概括着我们对这山这海的一次为我的单向征服和权力的强加。在这一具体而生动的主观征服和权力强加中，这山这海变成了“巍峨”和“浩瀚”，并由而获得巍峨和浩瀚的人文(即我们作为文化生物物种和作为文化生物个体的)特征，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行为的形式化。由此来看，“形式化”概念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学概念，更不是一个单纯的表达学概念，它恰如其分地获得了哲学范畴的资格。所以，形式化问题当然不只是指一个符号学问题，作为符号学问题，它仅仅是形式化的浅表语义呈示。形式化在其本原意义上是一个世界与人相互关联的生存学问题和存在论问题。由此，我们必须从哲学的角度重新看待形式化问题。当我们从哲学角度来重新审视形式化问题时，就会发现人类行为的形式化是既非偶然，又非任意，它恰恰是指令性，被给予性，被恃有性的。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一个全新的问题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推动人类行为形式化的恃有者、给予者、指令者到底是什么呢？或者说，发动人类生存行为和生命行为的终极动力是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存语义场生存语义场。
所谓生存语义场，是生命(个体、人类、社会、自然)的全部生存行为发动的动力场和运作其生存行为的生命压力场。换言之，语义场是指令、挟裹、支配、主宰人的生存行为的方向性发动并在规范性运作中敞开(实现)自身的生命氛围场，是滋生人的生存行为和生命行为形式化为语言权力的语义能量场(具体阐述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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