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的渗进与开拓

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此三种思潮的彼起此伏，不仅铺设出人类现代语言研究的宽广的道路，而且更是多元地影响、渗透现代人类精神探索的各个领域，为人类精神的不断创设开拓了广阔的视野和前景。如果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功劳主要是劈开了传统语言学的千年冻土，并成功地强化和发展了历史比较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话，那么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则为20世纪人类思想和科学的建树与拓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思想、方法和视野。

比较而论，结构主义语言学侧重于对人类思想建设和生存观念的更新与开进。

整个说来，结构主义是以如下观点为基础的:这些语言学概念，加上与其相联系的那些观念，不但可以用来阐明语言学问题，而且还可以用来阐明哲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以及跟科学理论有关的问题。[4]

综上所述，结构主义真的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学说，或者说如果它成为学说的话，那结构主义就要引出大量的学说来。作为方法，结构主义在应用上只能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说，如果结构主义由于要得到丰富成果而被引导去同一切其他方法发生联系的时候，它假定有其他方法的存在，并且也丝毫不排斥发生过程或功能作用的研究；相反，结构主义在—切必须发生接触的边缘领域中，用它强有力的手段加强这些研究。另方面，作为方法论，结构主义是开放性的，就是说，在这些接触交换过程中，也许它接受的没有它给与的那么多，因为结构主义是最新的产物，还充满着丰富的预见不到的东西，不过它要整合大量的资料，并且有种种新的问题要解决。[5]

结构主义既是一种方法论思潮，又是一种哲学思想运动，它广泛渗入20世纪中期的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并产生巨大的冲击力。但无论哪个领域都一直公认索绪尔和雅可布逊的语言学理论，是结构主义的基石。因为索绪尔和雅可布逊的语言学理论都主张语言是一种符号化的关系结构。换言之，语词(或词素)在人为组合和聚类的过程中产生了多元复杂的内在结构性，这种结构性的获得使纯粹抽象的符号(语词或词素)单位，进入了具体的语言状况关系中，并从而获得了意义及其价值指向。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那里，语言的价值产生只能是语素向话语组合的整体关系的获得，这其中，语素符号的组合或聚类所生成的表层结构必然指向其符号意义(语义)结构的产生，从而转换生成语言状况(关系)之间的能指与所指的对应结构关系。这样，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语言的关系结构的观点，包含了一种关于世界和事物的普遍原则，即事物存在的结构性和其结构功能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结构功能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构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构成了整个结构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方法和思维基点。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的冲击下，人类学(如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心理学(如皮亚杰的结构主义认知心理学、拉康关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结构主义分析)、哲学和历史学(如福柯的整体思想研究)、美学(如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美学)、文艺学(如结构主义文艺理论思潮)等领域都自觉地运用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结构”思想、方法、原则来进行研究，并都同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这一时期该领域的主要思潮。不仅如此，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注重和强调语言对事物表达的抽象性和符号性，揭示语言状况(即语言行为)价值和意义对符号的整体性附丽所形成的现实关系(即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结构主义方法表现出强烈的形式化倾向。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任何语言关系的内容都具有特殊的个性，而语言关系本身的结构形式则是有其普遍的共性特征。人们发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这一关于抽象的形式关系的思想，不仅与数学思想产生了逻辑模型上的同构，而且更为深刻地反映了自然世界和社会现象间的本质联系。这种推崇形式化的结构主义方法不仅塑造一代数学家创建了现代数学的形式结构系统，而且也为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更新开拓提供了思维和思想的武器。

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思想、观念、方法上给现代人类精神探索带来了一场巨大的革命，但相对转换生成语言学而论，它对科学的巨大成就却主要体现在人文科学领域，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贡献，却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和语言学自身领域。

转换生成语言学所开辟出来的道路，并不仅仅只是在目标、方向、题材、方法等方面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开拓语言学疆域上，仍然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那种从相对单纯自足的角度来静态地描述语言和分析语言，而是自觉地把语言现象推向“分化—综合”的广阔视野中来观照，使自足的语言学成为一门多元化取向的交叉性学科，使语言科学踏上了综合探索、交叉研究的道路。这一方向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其创立语法规则系统和语言发现-评价模式的高度形式化。语言科学的形式化道路，无疑给予现代自然科学的综合发展以最现实的恩惠。这一恩惠首先为计算机科学所接受，它依靠“形式语言学”作为基础理论，把最先进的计算机与最古老的信息处理工具——语言紧密结合起来。这样，计算机作为“人的大脑的延伸”形式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功能和效用，同时也使语言获得更新的表现形态，从而加速了现代科学对人工智能与自然语言理解的广阔前景的研究。

在“形式语言学”的冲击下，历来以“精密”为特点的数学，也倍感其严重不足，因为数学如果要以人的思维规律为研究对象，就不得不描述和分析那些具有模糊边界的概念，而这只有语言学能帮助数学家们摆脱困境。于是，崭新的思想和观点在现代数学领域中应运而生，模糊语言、模糊集合、模糊逻辑等等数学理论很快在系统论、信息通讯理论和控制论中得到卓有成效的运用。

转换生成语言学立足于语言能力的探索，因为语言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解决语言运用问题，而语言运用行为必以语言能力为前提，语言规则虽是语言能力的有机内容，但它之能成为语言能力的有机内容，必要求语言规则成为语言能力的能力，这即是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语言习得机制，它是语言的生理基础，是先天遗传的结果，而非后天的习得。这一语言学思想直接开拓了语言的认知研究的道路，由此产生了语言心理学、神经语言学、认知心理语言学、病理语言学等等交叉性边缘学。

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综合化特征体现在语言学自身研究领域的突出标志，是把语言的句法问题、语音问题和语义问题纳入一个整体来观照，认为这是语法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整体地探讨其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转换生成系统规则、模式的“标准理论”：句法的规则系统包括基本的重写规则和转换规则两大部分；语音规则和语义规则都是解释性的，前者对表层结构做出语音解释，后者对深层结构作出语义解释。由此不难看出，转换生成语言学非常注重于语义的问题，它把语义问题纳入语法系统，并作为其基本的语言学内容来加以探讨。由于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努力，语言学界逐步取得了一致意见：语言研究不能不包括语义研究。这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重要修正，也是对之前的整个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因为在这之前，“语义”问题一直是哲学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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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问题一旦纳入语言学视野，使语言学获得一种对哲学的指向，为语言学的研究走向本体论境界而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语义问题的被突出，又促使人们开始发现语言环境(语境)对语言行为的作用，语言与语言行为主体、语言与语言环境之间的现实关系由此获得了突现。这样，在语言学家的视界中，语言学的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此三者构成了语言学的整体视域和语言学科的完整结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