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的历史性

与亚里士多德不同，马克思认为，实践是生产性的，这就“意味着不仅劳动产生着价值，而且在劳动基础上的政治活动还生产着新的政治形式和法律形式，道德活动也生产着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以至整个人类社会都因为这些活动的生产性而真正成了历史性的存在和主体性的存在。”徐长福，《走向实践智慧——探寻实践哲学的新进路》，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4页。 实践活动的生产性必然带来观念的更新，因此人们需要认识到“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被认定是正确的”Daryl Glaser & David M. Walker, Twentieth Century Marxism: A Global Introduc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199. 的事实，并接受知识的暂时性(provisionality of knowledge)。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既能够带来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能促进本国精神文明的进步，这主要体现在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带来了与本族语文化明显有别甚至截然对立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由此打开了读者的视野，让他们重新审视本族的传统观念，并力图用较为先进的观念打破传统价值观的束缚，这在促进历史发展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翻译活动的历史性。

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翻译史，无不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尤其是历史变革活动紧密关联，无不与思想上的启蒙和技术上的进步直接相关，可以说，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与物质进步和精神交流并肩前行的实践史。譬如政治方面，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坚持抗战的信念与勇气，更多的是如何进行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又如文艺方面，《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介，不仅陶冶了人们的情操，更直接地冲击了清末士人的道德伦理观念；再如科技方面，进化论、相对论等一系列科学名著的翻译，不仅为国人提供了先进的科学知识，更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促使其放弃了“唯我独尊”的狭隘意识。而在作品的译出方面，《孙子兵法》昭示了中国古代军事方面的杰出成就；《红楼梦》、唐宋诗词的译介更是让西方国家的人们领略到中华文明神秘而夺目的光彩。翻译的魅力，往往体现为它在内容上的广博性、思想上的引导性和层次上的复杂性。它可以跨越学科间的界限，推动各个学科的综合发展，也能够从相关学科中汲取营养，促进本学科的不断进步；它能够消弭国与国之间的差别，让接受不同教育、文化、习俗等熏陶的人们得以对话，实现思想上的交流与心灵上的融通；它更能够让人们放下敌意、消除歧见，以更为包容与平和的心态看待且欣赏他国的文明成果。译者正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使先进的技术和思想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而翻译活动也正是以译作为中介，实现了知识和文化的共享与传承，直接抑或间接地推动了社会的变革与历史的进步，充分体现了其实践性，展示了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力量，亦显示了人的本真存在，这无疑是与实践哲学的思想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