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南宋偏安，心性之学大盛，经世之学湮没不闻。安石被当成亡国“罪人”，成了一悲壮人物。然而，“论者惩前世之失，度当时之要，益信理国非恃空言，救亡必资实学。朱陆一切心性仁义之说，不啻儒家之‘清谈’，足以致中原于沦丧而莫可挽回。永嘉、永康诸子乃大讲致用功利之学以与紫阳、象山相抗”[44]。如果说北宋李觏等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是由于时势的刺激，那么，南宋时势的刺激更深。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接续北宋遗风，展开了与理学家的辩论。姜国柱先生说“李觏所提倡的义利并行，王霸并用的思想，给陈亮、叶适的功利学说以很大的影响，并为陈亮、叶适与朱熹展开的‘王霸义利之辨’提供了思想武器”[45]。尽管如此，李觏与陈、叶二人也有不同之处。
一般学者称北宋的李觏、王安石，南宋的陈亮、叶适等人为功利主义者。固然我国早有“功利”二字，但并非今天译自西方的utilitarianism。西方的功利主义是一种以快乐原则为道德论基础的政治伦理学，在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政治上主张民主之制。两宋的功利主义不过反对理学家偏重于穷理致知，而主张经世致用，讲求富国强兵之术。因此称他们为“事功派”较合适。
南宋事功思想以浙江为中心，有金华、永嘉、永康诸派。其中较著名者为唐仲友、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数人。陈亮“谈论古今，说王说霸”。叶适与朱陆抗争，集功利思想之大成。“陈亮字同甫。永康人。生于高宗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卒于光宗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与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相师友。孝宗初即位，和议方成，朝野欣然，亮独上中兴五论，言其不可。淳熙五年更名同，诣阙上书，请恢复中原。孝宗为之动容。后复上书，帝欲官之。亮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言行侠纵，屡陷于狱。光宗绍熙四年擢进士第一，授命建康军判官厅公事。未至而卒。著有《龙川文集》三十卷。”[46]“叶适字正则，号水心，永嘉人。生于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0年），卒于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淳熙五年进士第二，仕至权工部，吏部侍郎，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开禧初韩侂胄当国，主伐金人。适持否议，以为宋积弱之余，不可轻动，宜先教养，徐以图之。及韩兵败，适授命安集淮西，力拒金兵，立堡守边。后为人诬为韩党罢官，盖以适先每以勿忘大仇为言也。著有《水心文集》二十八卷、《别集》十六卷、《习学记言》五十卷。”[47]
一、陈亮的事功学说
陈亮是思想史上著名的事功派，他的事功学说近乎实用主义或实效论，他以经世致用为帜志，以实用或实效的观念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陈亮对于政治制度，虽推崇三代，却不拘泥于三代，其政治思想仍以“君臣之大义”为根据，不脱孟子得乎丘民为天子之说。他说：“昔者生民之初，类聚群分，各相君长。其尤能者则相率而听命焉，曰皇曰帝。盖其才能德义足以为一代之君师，不之焉则不厌也。世改而德衰，则又相率以听命于才能德义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岂得以世次而长有天下哉。”[48]他认为，只要是为了“天下之公”，帝王传贤立子都是可以的，制外无论公私。只要本利民之心为政，也是符合天下为公之大义。汤武以公而得天下，秦以私失之；刘邦以公而得天下，曹操以私而不得[49]，汉唐之君也有利民之公心。陈亮以公私之义，论历史得失，得出结论：王者大公之极，霸者公而未尽。
朱熹斥陈亮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就是因为陈亮为霸政辩护。朱子说：“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是在利欲上。此所以终不能合而为一也。”[50]陈亮认为三代与汉唐只能说有程度上的差异，没有性质上的差异，他答道：“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能长久’。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长存乎？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51]三代与汉唐的分别，不在天理与人欲，不过是天理尽与不尽的分别。
陈亮时代，理学思想遍于天下，他富有民族意识，激于忠愤，以为空谈无补于国事，故攻击理学家不遗余力。陈亮批评理学家“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为士者耻言文章行谊而日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日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52]。又说：“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繇，天人之际昭昭然苛察而知也。始误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而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为性命乎！”[53]
以此为根据，陈亮表达了他的人才观。他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说：“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事功主义即“英雄主义”。在《甲辰答朱元晦书》中，陈亮对英雄人物与儒者型人物有生动的描述与对显：“研几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之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这样的英雄人物就是汉高祖、唐太宗。他虽说异端不可学，但他不排除取异端之长处，指出子房、贾生、孔明、魏征都善于取异端之长。他说：“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天资既高，目力自异。得一言而读之。其脱颖独见之地不能逃，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54]意思是说异端的经世济民学说是可以拿来用的。
陈亮事功学说所关注的重心是希望孝宗皇帝能励精图治，收复河山，为君父雪耻。他之所以称许汉唐，也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民族思想。他说：“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55]表现出一种民族主义的激愤。他对当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文恬武嬉，民疲兵老”，“忘君父之仇，而置中国于度外”的现象极为不满。他与朱熹说王论霸、推崇“能担当开廓”的人才观，都围绕着这个重心。鉴于当时宋代士大夫大多缺乏豪迈之气，陈亮对理学家的批评很中要害，确实使我们看到了理学家的缺点。
陈亮学说的主要亮点，就是他对理学家的批评和对王霸的议论，至于朱陆之政论如何，他有点不大顾及。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大致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反对苟安之议和（此与理学家同）；二是反对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但一般认为他这方面“言之不详，条理不密”，全祖望谓“大言以动众，苟用之亦未必有成”。[56]
陈亮的王霸思想，基本上与李觏相同，其思维路向也与李觏一致。例如，陈亮曰：“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天地间何物非道”，“天下古无道外之事也”。李觏也认为道在事中，人能弘道。他们同样对儒者“清谈”与迂远之玄谈不感兴趣，都有吸收其他学派经世思想的倾向。
然而，陈亮与李觏也有些不同。其一，李觏肯定霸者，指的是春秋五霸，他对汉唐并不看好。（“呜呼，汉唐之盛，犹不足观，汉唐之衰，万世之鉴也。”[57]）其二，李觏重外王也重内圣，他是用礼本论合内外之道，去开出儒家政治哲学；而陈亮似乎将内圣问题与外王问题对立了起来。另外，李觏的王霸并行之说，基于他的重礼思想，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展开；而陈亮的王霸说多参以民族主义思想。这样一来，显得陈亮的理论深度和开阔度皆不及李觏。须知，功利主义一旦与民族主义结合会造成情绪的感染力，极容易走入急功近利，以成败论是非，从而置儒家传统道德于不顾，削弱了理论的力量。观陈亮之著作，义气十足，文情并茂，其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情怀令人钦佩，但他对儒家性命之学似乎缺乏同情。（“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迭相唱和，不知其所从来。”）而他本人也不是那种虎虎生气具有英雄气魄的人物。他自述道：“亮昔尝与伯恭言，亮口诵墨翟之言，身从杨朱之道，外有子贡之形，内居原宪之实。亮之居乡，不但外事不干与，虽世俗以为甚美，诸儒之所通行，如社仓义役，及赈济等类，亮力所易及者，皆未尝有分毫干涉，只是口唠噪，见人说得不切事情，便喊一响，一似曾干与耳。凡亮今日之坐谤者，皆其虚影也。”[58]
关于陈亮与朱熹论王霸之辨，若从政治上说，陈亮似有理；若从道德修为上说，朱熹似乎有理。因为，朱熹是从行为动机出发论是非，而陈亮是从行为结果出发论是非。一个站在修身的立场，一个站在治国的立场，如此争论下去很难有什么结果。陈亮批评“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日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日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是针对当时道学追随者的所造成的社会流弊而发，却不能否认朱熹对哲理的贡献。
二、关于叶适的思想
叶适在事功方面的思考比陈亮精密而有深度，他的事功主义与陈亮不尽相同，他是由制度着眼的事功，不但与“英雄主义”的事功不同，也与儒家传统着眼于君德、道德动机不同。他所表现的客观形态，与理学家是对立的，在外王问题上有理论上的突破。
南宋残破江山的现实处境是叶适外王问题的出发点，他说：“虑事不尽，使百七十载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隘处江浙，以为南北之形成，六十年矣。嗟夫！是以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方来之虑不尽，则天下之患又将有甚于此者，岂可坐而讲尧舜三代之旧，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顺之理，不立雠耻之义，一切听其为南北之成形，以与宋齐梁陈并称而已者乎？”[59]他的外王思考是为了“方来之虑”，反对“坐而讲尧舜三代之旧”。相比之下，李觏也讲“虑永”、“防弊”，但李觏始终不离尧舜周孔之道，“师古以今用”。
全祖望说：“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60]叶适的最大贡献，除了重申“民本”古义之外（此与李觏同），在于对政治机构做精密切实的讨论。他认为君主之“势”是治天下的关键，他说：“欲治天下而不见其势，天下不可治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恶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岂不能自谋，勇者岂不能自卫，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赏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赏生杀岂以吾能为之而足以制天下者……诚以势之所在也。”[61]上失其势，往往是太阿倒持，而至于乱。尧舜三代之天下，势在己，故能久远；秦汉以后，天子常失其势，所以纷乱不已。很显然，叶适不谈玄理、重“势”的思想，多取于法家，法家中慎到和韩非都有重势之论，所谓“抱法处势”。李觏政治思想也吸收法家，也强调君权的重要。然李觏虽取法家，并不离儒家礼治，叶适以“势”代“礼”，似乎走得远了。
叶适对宋代积弱的原因有相当中肯的理解，认为“唐失其道，化内地为藩镇，内外皆坚而人主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内外皆柔，虽欲自安，而有大不可者”。[62]在叶适看来，无论是唐宋，导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在“纲纪”之失，这使他的思考转向政治制度问题。他说：“纪纲、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细也，纪纲其大也。古人之为国，岂能尽正？盖或得其大，或得其细；有失其一，必得其一。若细大俱失，而欲恃烦文细故以维持其国家，可静而不可动，易屈辱而难尊荣，则本朝之事是已。虽然，法度之失，未至如纲纪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讳也。”[63]又说：“夫以封建为天下者，唐虞三代是也！以郡县为天下者，秦汉魏晋隋唐是也。法度立于其间，所以维持上下之势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为封建而后王道行！秦汉魏晋隋唐必能不害其为郡县而后伯政举。”[64]纪纲、法度都属于法制，古人为国，不是能维系其纪纲，便是能维系其法度，而南宋是“细大俱失”，故不免于屈辱。因此，叶适认为要想在危亡之中振衰起弊，必须重振纪纲，严守律令，“欲自为其国，必先观古人之所以为国”。无论是霸道还是王道，都必须有一定的体制，然后才能“法度立于其间，所以维持上下之势”。
叶适注重事功、政制，关心国家安危，这方面与陈亮相同。但他比陈亮有更深入的理论思考，他不满理学家之性理而另开讲学大旨。他视唐虞三代为中国文化的本统，他认为，道不能脱离人事与器数，道德义理就见之于百官众有司之中，他向往“治教并行，礼刑兼举”。因此，他认为孔子以下皆与二帝三王之“本统”不合。因为到了孔子时代，“周道既坏，上世所存皆放失”，孔子所为者，不过是“搜补遗文坠典，诗书礼乐春秋，有述无作”。孔子以后，依理学家，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叶适则指出：“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殁后，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因此他认为，孔子传道之说，“必有谬误”。他不否认孟子传承孔子，但认为孟子之学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不免“趋新逐奇，忽亡本统，使道不完而有迹”。到了宋代，周、张、二程出，他们不但出入佛老，又援“十翼以自况”，结果是“有直内，无方外，不足入尧舜之道”，“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不语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65]。
不可否认，叶适在政制方面的理论有重大的突破，甚至突破了儒家传统。但他泛言事功与实用而缺乏对儒家天道性命之学同情的理解，这一点与李觏有原则上的不同。他不但反对周、张、二程，且并曾子、子思、孟子、《中庸》、《易传》一齐诋诟，甚至连孔子也为其所不满。因此牟宗三先生说他“不解孔子对于道之本统再建之意义，孔子之传统被抹杀，是则其归也终于成为隔绝论于冥惑论”，其结果“既不知孔子仁教之意义，复不知外王之根本”[66]。
如上几章所说，李觏谈外王、讲事功的前提是相当肯定孔子的道统的，对孟子虽有批评，但基本上是肯定的（文见附录）。也就是说，李觏对儒家的常道有契会，他的事功思想是儒家内部的突破。而叶适，如牟先生所说，完全不解儒家精神生命之方向，而完全圉于实际问题之解决，以至于脱离了外王之哲学基础。叶适思考的的内容，仍局限于君主专制的传统，但思考问题的方式和价值，却完全突破了传统儒家范围，他认识到国家根本问题在于纪纲和法度之不立，或立而不守，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若不能再进一步突破君主专制，那么，叶适的“势”论及其“法度”论仍不能走出法家的范围。或许叶适的思想更进步，但就其哲学前提方面说与李觏不完全相同。李觏以礼为基础的社会改革方案，是忠实于儒家传统的，他的突破也是继承中的突破。如果说李觏明“体”而达“用”，那么，叶适是只管“用”而有点不顾“体”的。因此，我认为，叶适和李觏在思维路向上是相同的，都重视外王与经世致用，而思想理论前提却有较大的不同。至于在批判时弊上诸多相同的看法，也可能因为宋代种种弊政已十分明显，任何关心国事者都不免所言相同。
李觏生活在危机四伏的北宋中期，陈亮、叶适生活在即将败亡的南宋，他们代表了两宋事功学说的一派。明亡之后，清初的顾亭林、黄梨州、王船山、颜习斋则代表了经世致用思想空前发展的时代。由此可见，事功思想的兴起，每每与国家衰亡有一定关系，相应地，往往有急功近利的缺失。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儒家这条主流旁边一直有一条暗流，这条暗流一直批评儒家无用而正面要求事功。这个传统从墨子说起，经南宋陈亮推崇汉武、唐宗、倡英雄主义，到明末顾亭林秉持事功观念，再到颜李学派的彻底实用主义，再转而为干嘉考据学，一直到胡适之新考据学风，源远流长，骨子里以有用、无用的事功观念为背景。牟先生批评这股暗流，认为此轻视心性之学、大讲事功之学者为鄙陋，终究也开不出事功[67]。牟先生的观点暂不议论，我们要强调的是李觏不属于这个暗流。把事功之学与心性之学截然对立起来，突出表现在南宋永康、永嘉学派与朱子学的对立上。事实上，儒家本身就包含着内圣与外王两方面的内容。有人认为两者自孔子后在儒家内部一直存在两条不同的道路，其分歧源自孟之仁义、荀之隆礼。我不这样看。因为孟、荀都是皆重内圣又重外王的。北宋中期以前，这两者的分歧本不明显，说李觏重经世致用，是因为他写的文章大多是关于政治方面的儒学内容，关于心性方面他写得少，这是时势所致。儒家内圣之学和外王之学是两个层面的研究视域，不见得要非此而即彼。因此，把李觏归为牟先生意义上的事功派或功利主义，是知其一而忽其二。
【注释】
[1]侯外庐等：《中国哲学通史》第四册上，第398页。
[2]姜国柱：《李觏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46页。
[3]夏长朴：《李觏与王安石研究》，台湾：大安出版社，1989年，第215页。
[4]《王文公文集》上册卷八，《答王景山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0页。
[5]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699页。
[6]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
[7]王安石：《荀卿上》，参见《全宋文》第32册，巴蜀书社，1989年，第689页。
[8]夏长朴：《李觏与王安石研究》，第255页。
[9]姜国柱：《李觏思想研究》，第151页。
[10]《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七，《性情》，转引自《李觏思想研究》第151页。
[11]李觏对法家的采纳可见前章，王安石对商鞅、吴起的肯定可参见邓广铭先生《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书中第72页中之论述及引文。
[12]《李觏集》卷三，《易论第六》，第37页。
[13]同上书，《富国策第一》。
[14]同上书，《易论第一》。
[15]同上书，《易论第十一》。
[16]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六十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禄隐》。
[17]同上书卷六十六，《九卦论》。
[18]同上书卷六十七，《夫子贤于尧舜》。
[19]同上书卷六十七，《非礼之礼》。
[20]同上书卷七十二，《再答龚深父论语孟子书》。
[21]同上书卷三十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22]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台湾：三民书局，1969年，第351页。
[23]《程氏遗书》卷一，《二先生语一》。
[24]《李觏集》，《潜书》。
[25]南宋的吕中，曾对王安石新法与范仲淹天章阁十事做过扼要的比较：“今观仲淹所上十事，与安石所变之法合而论之：熙宁二年，遣使察农田水利，亦欲厚农商也；熙宁三年，立更戍，保甲法，亦欲以修武备也；四年，更贡举法，亦于以精贡举也；四月，定选人改官条例，亦欲以明黜陟也；十月，定奏补注官法，亦欲抑侥幸也；以至行募役法，亦欲以减徭役也；建三舍法，亦欲以重学校也；均诸路田法，亦欲以均公田也。此是仲淹、安石同处。”（《宋大事记讲义》卷九，第19页）
[26]马立诚：《历史的拐点》，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
[27]《李觏集》卷四，《删定易图序论·论二》，第57页。
[28]《李觏集》卷四，《删定易图序论·论二》，第57页。
[29]参见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第129页。
[30]《正蒙·太和》。
[31]《正蒙·乾称》。
[32]同上。
[33]《李觏集》卷四，《删定易图序论·论一》，第54—55页。
[34]《李觏集》，《删定易图序论·论五》，第63页。
[35]《正蒙·太和》。
[36]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75页。
[37]《李觏集》，《删定易图序论·论五》。
[38]唐君毅：《略谈宋明儒学与佛学之关系》，《哲学与文化》第二十三期，台北：先知出版社，1976年，第6页。
[39]《李觏集》，《邵武军学置庄田记》。
[40]同上书，第206页。
[41]《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248页。
[42]同上书，第364页。
[43]同上书，《横渠易说·系辞》。
[44]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15页。
[45]姜国柱：《李觏思想研究》，第156页。
[46]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二，第432页。
[4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36页。
[48]《龙川集》卷三，《问答第一》。
[49]同上。
[50]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五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38页。
[51]《陈亮集》，《甲辰答书》，中华书局，1974年。
[52]《陈亮集》，《送吴允成运干序》。
[53]同上书，《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54]《龙川集》十一。
[55]《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56]《宋元学案》卷五六。
[57]《李觏集》，第23页。
[58]《甲辰与朱元晦书》。
[59]《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始一论》。
[60]《宋元学案》卷五十五。
[61]《叶适集》卷四，《治势》。
[62]同上书卷五，《纪纲二》。
[63]同上书卷五，《纪纲一》。
[64]同上书卷十二，《法度总论一》。
[65]以上所录皆见《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上，《总述讲学大旨》。
[66]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192、166页。
[67]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新版序，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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