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全真早课的正确方式

北宋时期，由于统治者的直接提倡和信奉，道教曾出现兴盛的局面。宋太祖在做皇帝前后，都与道士有所交往，十分关注道教的发展。他亲自召见道流，对道教的养生之术颇感兴趣。宋太祖对道教曾进行一番整顿。他首先考核道士的学业，《宋史》卷三《太祖本纪》记载:开宝五年(972年)冬十月，“试道流，不才者勒还俗”，通过考核把品学不良的道士从道教中斥退出去。其次对道教的“寄褐”陋习也作了整顿。所谓“寄褐”是汉代张陵之后传下的习俗，一些人不信奉道教，不诵读道经，但却穿着道士的衣服，吃住在道观，甚至携家带口寄住于道观之中，不劳而获地享受着道士的生活待遇。特别是岁逢凶年，饥荒遍地的时候，寄褐者就更多了。宋太祖诏令:“末俗窃服冠裳，号为寄褐。杂居宫观者，一切禁断。道士不得蓄养妻孥，已有家者，退出外居止。”(《燕翼诒谋录》卷二)这一措施减少了许多不事生产的游手闲食之人。宋太宗也多次召见道士，并积极营建道观。宋太祖与宋太宗的崇道政策，使道教在北宋初期得到发展。

宋真宗是一位十分崇信道教的皇帝，他经常宣称天神下降，赐授天书，授命他统治天下，用这样的神话抬高自己的至尊地位。他把赵氏的先祖也奉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上帝”，作为玉帝派往人间进行统治的代理人。宋真宗还大兴土木，建造道教宫观。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四月，决定修建玉清昭应宫，以供奉“天书”。他不惜劳民伤财，将玉清昭应宫的规模设计得十分宏大，建筑面积很广阔，每天役使军民达数万人，寒暑不分、昼夜不停地赶修，历时7年，才始建成。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月，诏令天下并建天庆观，从此“天下始遍有道像矣”(《续资治通鉴》卷二十八)。七年(1014年)十二月，又在京城左承天门天书下降处建立元符观。在大量修建宫观的同时，还令建安军铸圣像。圣像铸完后，派专使前往迎接。为了加强道教的偶像崇拜，又制定了许多节庆日，如“天庆节”(正月三日天书下降左承天门之日)，“天贶节”(六月六日天书降泰山之日)，“天祯节”(四月一日天书下降大内功德阁之日)等等。宋真宗也常常亲自召见道士，或赠诗，或赠送钱物，或赐名封号，或授以官爵。他对道教典籍的收集整理也很重视，命王钦若领校道教经书，命张君房为著作佐郎，专修《道藏》。天禧三年(1019年)编成《大宋天宫宝藏》4565卷，张君房撮其精要，辑成《云笈七签》122卷，对道教教理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时，由于崇信道教的活动花费太大，以至国用不足，加以儒学振兴的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广泛展开，所以，朝廷对崇道活动有所节制。但宋徽宗时，崇道活动又一次达到高潮。和真宗类似，宋徽宗也编造了许多天神下降的故事，并常常声称自己梦见老君，他复兴道教是奉了老君之命。道士林灵素还编造了一套更加离奇的故事，把宋徽宗奉为“神霄玉清王”“上帝之长子”，其左右亲信和爱妃，都是神仙下凡。于是，宋徽宗便以道教教主自居，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由于徽宗的热心扶持，道教地位大大提高，几乎成为国教。宋徽宗还不顾财用匮乏，大兴宫观，先后建起了长生宫、玉清和阳宫、葆真宫、上清宝箓宫等神宫，下令天下所有洞天福地都修建宫观，塑造圣像，增立了许多神仙人物的封号和节日。更重要的是，他还设置教级制度:置道阶，有先生、处士等名称，秩比中大夫至将仕郎，凡26等。并提倡学习道经，设立道学制度和道学博士，亲为《道德经》作注，规定“自今学道之士，许入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其在学中选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志士，每岁试经拨放。州县学道之士，初入学为道徒，试中升贡，同称贡士，到京入辟雍，试中上舍，并依贡士法，三岁大比”(《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三)。这套道学制度的规定，与科举法相同。宋徽宗对编修《道史》《道典》，访求和编修《道藏》也很重视。在徽宗朝，道教达到了宋元时期最鼎盛的程度。

南宋时期，道教出现了“南宗”和“北宗”的区别。金人统治的北方，是“全真”“大道”等道教派别，其中以全真教为最隆盛，后世称为道教北宗;道教南宗，其活动范围在南宋王朝统辖的地区。全真教成立之后，金统治者予以极大的重视，金世宗多次诏请全真教士入京，主持万春节醮，并赐钱币。但全真教传到民间，却起了组织民众与金朝廷抗衡的作用。南宗教派则仿照天师道，设立了称为“靖”的教区组织，其理论也是道教、理学、禅宗三者的混合物，反映了南宋时期三学融汇的趋向。

宋元时期道教的思想家，以张伯端、王喆为代表。

张伯端像

(1)张伯端的道教内丹理论。张伯端(984—1082年)字平叔，号紫阳。天台(今属浙江)人。北宋道士。少好学，精三教典籍，通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术。尝为府吏。传说遇真人授以金丹药侯火候之诀，乃入道教。他以东汉道士魏伯阳内丹说，糅合儒学和禅宗“性命之奥”，于熙宁八年(1075年)著《悟真篇》，建金丹教派。至南宋被追奉为道教全真道南宗的始祖。

在随唐时期，道教盛行外丹术，烧炼丹药以求长生。但丹汞有毒，服后多死的事实，使炼丹术受到来自道教内外的怀疑和批评。外部以韩愈为代表，说服食丹药“往往下血”，以至“狂痛号呼气绝”。并说:“余不知服食说自何世起，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唐代道教著作《悬解录》说，丹药“怀大毒在其中”，道士服之“万不存一，未有不死者”。《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也说，外丹黄白术，“欲求长生，反致速死!”但并未从此就否定炼丹术。《南唐近事》记载谏议大夫张义方服丹药致死的原因时认为，他的内修尚未成就，不易服食。强调应内外兼修，阴(丹药)、阳(内修)并举。北宋初年的《太玄朗然子进道诗》更强调服外丹应以炼内丹为基础，揭开了道教从唐末、五代到宋初由外丹向内丹转变的序幕。张伯端的《悟真篇》就是当时宣传修炼内丹(亦称“金丹”)的主要著作。该书以诗、词、曲等体裁阐述内丹理论，认为修炼内丹是修仙的唯一途径。宣称“万卷仙经语总同，金丹只此是根宗”。为此，他批评“辟谷”(不食五谷)和“吸饵”(服食丹药)及其他道教方术“总与金丹事不同”，前者是易学而难成，后者是难学而可成，即难于炼成，而一旦炼成即可成仙。

张伯端所说的“修炼内丹”，绝不是外丹所用的三黄(雄黄、雌黄、硫黄)、四神(石、砂、铅、银)及草木药之类，而是“真种子”，即人身的精、气、神，又称“上药三品”或“三宝”。谓三宝须经三步才能炼成金丹。第一步是炼精化气，使精气结合而化成其气，称为真铅或坎;第二步是炼气化神，即将气与神(称为汞或离)合而炼成金丹;第三步炼神返虚，即通过修性，达到虚寂无为，与天地合一，与宇宙同体的境界。前两步称命功，第三步称性功。这种由三变一的过程，据称为《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逆行，是老子之道的体现。

张伯端认为，金丹修炼的重点是修命，但修命之功既就，若不进而修性，则不能“回超三界”，归于空寂之本源。他以诗、曲、杂言32首，引用理学、禅宗理论，作为道教修性的内容，这反映了他的“三教合一”思想。

《悟真篇》收入《正统道藏》。传世注本甚多。有宋翁葆光注、元戴起宗疏的《悟真篇注疏》等。详见《道藏辑要》。

据两宋之际的曾慥著《道枢》《集神仙传》以及元道士赵道一编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简称《仙鉴》)记载，张伯端以下有四位传人，后世称之为道教全真道南五祖。即张伯端传石泰，石泰传薛式，薛式传陈楠，陈楠传白玉蟾。白玉蟾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白玉蟾(1194—1229年)，南宋道士。本名葛长庚，字白叟，闽清(今属福建)人。他出身于很高的门第，12岁中童子科，后因杀人而亡命他乡，改装为道士。其著作有《玉隆集》《上清集》《武夷集》等。白玉蟾的修炼理论，以“精”“气”“神”说为中心，他认为人生只有三个东西，即精、气、神，它们根源于父母未生人体之前，三者相互融会、作用、不可离异。三者之中，神为主导:“神是主，精气是客。……万神一神也，万气一气也，以一而生万，摄万而归一，皆在我之神也”(《海琼真人语录》卷一)。神聚则成魂，而魂魄都是主观的“一念”之外现。他认为，“法法从心生，心外无别法”(同上)，“心”是外界的创造者和最初本源，外界都是由心而生。在修炼方法上，白玉蟾深受朱熹思想的影响，他用“性”和“命”来表示“天理”与“人欲”:“性与天同道，命与人同欲”(同上)，并把理学的范畴引入了自己的体系之中。

王喆像

(2)王喆创建全真道。王喆(1113—1170年)，金代道士。原名中孚，字允卿，号重阳子。咸阳(今属陕西)人。道教全真道创始人。早年为儒生，善属文兼擅骑射。相传48岁时于甘河镇遇仙人纯阳子吕洞宾的化身，得修炼真诀，悟道出家，入终南山筑墓穴居修炼数年，并未招来多少信徒。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他东出潼关，云游至山东半岛，“以识心见性全真觉”(《答战公问先释后道》)为号召，祭出“全真”教旗，凡入道者皆称“全真”道士，全真道名至此而始。在此期间，他收了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大弟子。由于得此七大骨干，加之他长于诗词歌曲，善于随机应变，便在文登、宁海、福山、莱州一带建立了5个教团。使全真道以山东半岛为中心，获得很大发展。大定九年(1169年)，王喆与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4人西归，次年一月殁于大梁(今河南开封)。葬终南刘蒋村故庵(今陕西户县祖庵镇)。

王喆创建的全真道继承和发展了张伯端的内丹理论。该派以修炼“全真”为教旨。不尚符箓，不事黄白，也不信白日飞升之说。认为修道的根本在于修心，务必除情去欲，达到心地清静，则身在凡尘而心已在圣境，即“人心常许依清静，便是修行真捷径”。为此，王喆在其所著《重阳立教十五论》中，进一步把精、气、神与心、命、性相互对应，相互联系，指出:心定(心情平静)才能气顺(上下通达)，气顺才能神安(不为物累)，神安才能身养(去奢节欲)，身养才能精全、丹结。也就是说，通过锤炼精气神，修养心命性，可以实现“返真”的境界。该派以会通三教为教风。主张三教平等、三教合一。声称“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孙公问三教》)。王喆在山东建立的五大教团，都以“三教”起头，如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等，可见他对三教的重视。因为讲修身养性，儒、释、道的确有共同之处。所以，该派把《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孝经》作为全真道徒必修的经典。该派以戒律清规为教制。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为防止道士“恶心邪欲”“乖言戾行”，曾沿袭佛教的大众律以及儒家的名教纲常观念，制定了道教戒律，但守戒松弛，效果不著。全真道的邱处机首创道教传戒制度，公开设坛说戒，广收门徒。凡愿入道者必须受戒方能为道士。元明之际，戒律之外又制定清规。戒律是事前的行为准则，清规是对犯戒的惩罚条例，分别从跪香直到火化处死。

王喆的传世著作收入《正统道藏》的有《重阳全真集》，内收传道诗词约千余首，另有《重阳立教十五论》《重阳教化集》《分梨十化集》等。金刘祖谦《重阳仙迹记》、当代学者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大道篇》等亦可参阅。《金石萃编》卷一五八《全真祖师碑》是一件重要的文物。

王喆逝世以后，在诸弟子的努力下，全真道开始从北方向南方发展，渡江南传。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元朝统一全国以后，是该教派的全盛时期。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诏封东华帝君、钟离汉、吕洞宾、刘海蟾、王喆为真祖，后称“北五祖”，封王喆的七大弟子为真人，后称“北七真”。在其七大弟子中，以丘处机较为杰出。

丘处机像

丘处机(1148—1227年)，亦称邱处机。金代道士。登州栖霞(今属山东)人，字通密，号长春子，世称长春真人。19岁入道教，拜王喆为师。后是全真道的“北七真”之一。

丘处机继承和发展了王喆创立的全真道思想。他以其师为榜样，于金世宗大定十四年穴居陕西磻溪(今宝鸡虢镇附近)，寒暑不变。他曾作诗，说:

故人别后信天缘，浪迹西游住虢川。

宛转风尘过万里，盘桓岩谷洎三千。

安贫只解同今日，抱朴畴能继古仙。

幸得清凉无垢地，栖真且放日高眠。

(《磻溪集》)

这首诗真实表现了他告别诸子后西游虢川(即磻溪)，穴居岩处，安贫守静，清心寡欲，抱朴归真的情景。宣称“一心无生即自由，心头无物即仙佛。”(《磻溪集》)具体做法就是炼内丹，炼精化炁(同气)，炼炁化神，炼神化虚。一般以存三、一为入门途径。三，即上、中、下丹田;一，使精、气、神集中于此。他就是把丹田作为炼丹炉，分别在此炼精、气、神。他称之为三年不漏下丹结，六年不漏中丹结，九年不漏上丹结，达到三丹圆备的境界。实际上是通过这些途径，收心降念，摒弃外物，追求一种自我超脱的精神状态。

丘处机还与其师兄弟们继承由全真道所首创的称男道士为乾道，女道士为坤道的旧制，不排斥女子入道，都收女弟子，办女学，教其识字诵经。丘处机《磻溪集》、谭处端《水云集》、王处一《云光集》就记载有女道姑的事迹，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此外，他曾应蒙古太祖十七年(1222年)诏，偕弟子赴西域雪山(今兴都库什山脉、中国、巴基斯坦边界)，进言止杀，调解了民族冲突，深受赏识，被称为“神仙”。他所首创的道教“清规”对整饬全真道的教内秩序也有积极意义。

丘处机的著作收入《正统道藏》的有《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磻溪集》《鸣道集》等。

元代以后，道教各派逐渐汇归为正一道和全真道两大教派。正一道是符箓各派的整合会通，并逐渐传入民间。而全真道此后并无新意弘扬，特别又缺乏效验，这就失去其诱惑力。明、清执政者大力提倡理学，加之民间道教的兴起，全真道也就一蹶不振。

宋元时期理学至尊地位确立之后，佛、道二教的思想多被理学所吸收;因此，佛、道二教逐渐衰落。此后，佛教与道教虽然再未复兴，但由于其长期在中国的传延，对人们思想观念和民族文化的影响相当深重，并渗透于社会生活之中，所以它们仍然在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