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汉书·董仲舒传》

释义:

言行合乎正义,不谋取个人私利,阐明仁义之道,不计较一时之功效。

点题: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因此,“义”“利”之辨是儒家最早提出的一大命题,成为儒家重要的道德评价标准。本句中“谊”通“义”,“义”之本意为“礼容”,它既是由内而外的情感表现,也是是否合乎道德规范的标准。而“利者,义之和也。”因此,“利”并非不可取,只是须以“义”为度。董仲舒此句意在说明,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匡扶正义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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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董仲舒传》——

王问仲舒曰:“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越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越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

《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

臣仲舒闻:昔者,鲁君问于柳下惠曰:“我欲攻齐,何如?”柳下惠对曰:“不可。”退而有忧色,曰:“吾闻之也:谋伐国者,不问于仁人也,此何为至于我?”但见问而尚羞之,而况乃与为诈以伐吴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观之,越本无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三王是也。

延伸悦读:

“义”“利”之辨,在中国是由孔子最先提出的。他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认为“义”是“人之正路”,为了“义”甚至可以放弃生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作为汉代的大儒,董仲舒继承了孔孟的“义”“利”思想,认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确立了“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思想。直到宋代,朱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并以此句作为处世之要,列入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中。

但后人对此说也颇有异议。如宋代的叶适认为:“‘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垢于天下矣。”清代颜元认为:“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抑将恭而不望其不侮,宽而不计其得众乎?这‘不谋’‘不计’两‘不’字,便是老无、释空之根;惟吾夫子‘先难后获’‘先事后得’‘敬事后食’三‘后’字无弊。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近代学者严复在《原富》按语中也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进行了批评:“民之所以为仁若登,为不仁若崩,而治化所难进者,分义利为二者害之也,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董生曰:‘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泰东西之旧教,莫不分义利为二途,此其用至美,然而于化于道皆浅,几率天下祸仁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