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物论》是庄子系统责难和嘲讽人类认识能力的一篇著名的哲学论文。顾名思义，“齐”即齐同；“物论”即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齐物论”即齐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庄子为什么要嘲笑人类的理智呢？因为理智作为人类生存的理性工具，习惯于说同道异，用一种价值否定另一种价值，用一种逻辑吃掉另一种逻辑，结果使人们离宇宙万物的本真生命越来越远，不免陷入主观武断和偏见。武断与偏见是扼杀事物多样性、使事物丧失个性的利剑，也是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之一。为了克服人类理智的傲慢与偏见，庄子主张齐同人们的认识，用多元价值观取代儒法之士的价值独断论。
庄子认为，从“道”的高度看万物，万物皆是其所是的那个样子，皆不是其所不是的那个样子。他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
从道通为一的立场看事物，万物本无所谓是非可言，而人间纷然淆乱的是非争端，皆起于人们自私用智，师心自用，自以为是，相与为非。“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儒尚仁爱之德，墨取兼爱之义，本来都是“大道”之一隅，儒墨之徒出于偏见（小成之见），囿于浮辩（荣华之词），相互攻讦，实属无谓。庄子讲了一个“狙公赋芧”的故事：一个养猴子的老头狙公把果子分给几只猴子，说：“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老头换了一个说法，曰：“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庄子批评说：“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人间的争论就像这几只猴子一样愚蠢。庄子的意思是说，世上本无是非可言，人们说是道非是庸人自扰。只有站在“道枢”上看事物，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才能洞明是非的真谛，从而不再为“小成”之见所困扰和烦恼。庄子说：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齐物论》）
“偶”，对也；“枢”，要也。超越了事物的差别与对立，方为体悟道之要领与关键。站在“道”的高度看是非，就是站在超越事物自身有限性，从绝对和大全的高度看问题，用庄子的话说是“照之于天”。从天道自然之理看事物，就会承认各种具体的事物各有其合理性，亦各有其局限性，皆是大道之一个方面。人们一旦懂得从“道”或“全”的观点看问题，就获得了“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的大智慧。这就是齐物论的主旨。
为了说明齐同物论的必要性，庄子继而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提出批评。庄子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和人的认识，都只有相对的真理性。同一个世界，你看到的是你的世界，我看到的是我的世界，他看到的是他的世界。尽管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是那个自在世界的一个方面，但都不能代替那个最真实的世界。庄子在《齐物论》中以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他借王倪之口说：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人、猿、鳅、麋鹿、鸱鸦、蝍蛆、鱼各有各的习性，各有各的爱好，所以对处所、美味、美色各有各的选择标准。而究竟以他们中谁的选择为“正处”、“正味”、“正色”呢？人世间的是是非非、非非是是也与此相同。庄子认为，人类理性的弱点不在于自身的局限性，而在于无视自身的局限，把有限的认识固执为绝对真理，就像井底之蛙误认眼中之天为全部之天。把有限认识当成绝对真理，并不会因此抬高了真理，相反，无异等于取消了真理。因此，王倪对于啮缺的问话，只能给以“一问三不知”的回答：啮缺问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齐物论》）
《齐物论》中还有一层意思，需要重点指出，这就是关于认识标准的省思。庄子认为，人们之所以陷入是非之争的陷阱而难以自拔，就是因为在主观的领域中人们囿于成见，无法找到一个普遍有效的标准。这一有价值的思想在《齐物论》中有关“辩无胜”的一段话讲得十分明白。长梧子语瞿鹊子曰：
既是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若）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齐物论》）
当双方争论是非的时候，彼此是难以决定孰是孰非的，只有找第三者“正之”。而第三者的意见无论与甲相同，还是与乙相同，还是与甲乙都相同或都不同，总是不能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这里，庄子已经发现在主观认识的领域中永远找不到判断是非的最终标准。这一思想对于启发人们到主观领域之外寻找正确的认识标准是有重大理论价值的，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庄子未能从认识之外寻找标准，更不懂得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从而否定有判定是非的标准，这就陷入了“是不是，然不然”，“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的相对主义泥潭。他对人的认识能力报以悲观的判断：“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同上）庄子对人的认识能力发生了彻底的怀疑，甚至对认识者是否在认识，怀疑者是否在怀疑也发生了怀疑。在他看来，人们的认识简直是一场梦幻，以梦观醒，醒亦是梦；以醒观梦，梦亦是醒。是醒是梦尚且讲不清楚，更不必说“梦之中又占其梦”了。他说：
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此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同上）
诚然，庄子《齐物论》中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值得批判，但他对人类理性局限性的认识与省思，对于把人们从自以为是，以有限的认识为绝对真理的形而上学独断论中解放出来，不无方药之功。承认认识的相对性和事物多样性存在的合理性，是走向个性解放和自由主义的哲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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