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为何至公就是至私

原 文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道德经·七章》）

意 译

天与地能够长久地存在的原因，在于它们不求自己的生存，所以反而能够获得更长久的生存。

人生智慧

老子说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是因为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自然而生，不为万物，不为人。天地的“不自生”，正是天地极其自私的道理。在这里老子所要表现的是天地的“极私”，同时也是天地的“至公”。

从万物个体的小生命来看，生死仿佛极为不幸之事，但从天地长生的本位来说，生生死死，只是万物表层的变相。万物与天地本来便是一个同体的生命，万物的生死只是表层现象的两头，天地能生能死的功能，并没有随生死的变相而消灭，它本来便是一个整体的大我，无形无相，生而不生，真若永恒似地存在着。

只身存天下，将己身与天下融为一体，是对自身最好的安排。

北宋范仲淹曾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情感不轻易地随景而迁。升官发财之日，不会得意忘形；遭厄受穷之时，也不致愁眉紧锁。身居高职，能为民解忧；一旦流离江湖，依旧心系万民。在位也忧，离职也忧。如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只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

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败，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处，便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俭朴持家，衣食不华，只为温饱，直到晚年，也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然而，他却乐善好施，待人亲热敦厚，乐于义助他人，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教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文正公死后，朝野上下一致哀痛，甚至西夏、甘、凉等地的少数民族，也都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哀悼。

看来范仲淹的一生好像错过了许多，如荣华富贵，如功名利禄，其实他表面错过的都是实际收获的，正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许多大公无私之人表面上看似因为无私而失去了许多，殊不知，他们为此得到的却更为丰裕。如果推开历史，走进生活之中，我们同样会发现，如果不将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自私的位置，获得的将会更多。

在人生的大道上，总会遇到许多公与私之间的艰难抉择，但我们或许不知道，生命的旅程中，有时救助别人，恰恰是自我的救赎。

至公便是至私。从另一个角度看，好比两个结伴登山的人，突然遇到寒冷的天气，加上饥饿疲惫，使得其中一人不支倒地。另外一个虽然也累得难以支持，但是为了救自己的朋友，拼全力终于把朋友背下了山。而也正因为他背负一个人，使自己充分运动，才免于被冻死。如果助人者当时没有救人之心，只一味顾及一己私利，最终二人都可能难逃冻死的厄运，细想，正是这大公无私的举动拯救了自己。

得道的圣人如果能够效法天地的法则立身处世，去掉自我人为的自私，把自我人为的身心，看成是外物一样，便真正摒却了私心。只要奋不顾身，为义所当为的需要而努力去做，那么，虽然看似把自身的利益置于最后，其实恰好是一路领先，光耀千古，看来虽然是外忘此身而不顾自己，其实是做出了一个身存天下的最好安排。也就是道家所倡导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的做人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