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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考

时间:2022-08-3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对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考虽有论述,似仍有深入研讨的必要。笔者认为,对科学发展观可以作一系列的哲学思考。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正是社会主义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一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深刻体现,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考

北京大学哲学系 冯国瑞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并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这种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作了科学的界定和系统的说明,这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这一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国内外科学界、理论界立即掀起了研究科学发展观的热潮,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对科学发展观的背景、内容、特点、本质、意义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讨。然而,对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考虽有论述,似仍有深入研讨的必要。

笔者认为,对科学发展观可以作一系列的哲学思考。应当在肯定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较为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下面,拟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内容,结合笔者初步学习的粗浅认识,对这个问题作一番概略的阐述,请广大同仁、学界师长和社会人士批评、指教。

一、唯物史观的深刻体现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这就深刻地体现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为人民群众谋求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1.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列宁认为:“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3]“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4]斯大林揭示:“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5]毛泽东断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正是基于唯物史观上述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之上的,而且是这一唯物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的深刻体现和新的展开。

2.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级,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必将经历一个由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等艰巨、复杂的长期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7]列宁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8]他还认为,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劳动者不能依靠外力摆脱压迫;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斗争,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鼓动,学会解决新的历史任务。而新的任务愈艰巨,愈伟大,愈重要,所需要的人就愈多,应该吸引千百万人自动参与解决这些任务。”[9]“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10]斯大林指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现在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决定的。”[11]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主体,是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力量。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正是社会主义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一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深刻体现,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3.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坚持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相关原理,坚持“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2]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必须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他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江泽民认为:“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5]胡锦涛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坚持“亲民、爱民、为民”的基本原则,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正是对上述思想和主张的继承与发展,是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相关原理的深刻体现和新的展开。

4.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在要求

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历史前提和必要条件,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在社会历史的充分必要的条件下得到真正的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时,曾经深刻地预见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旧式分工的消灭,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本质差别的消灭,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因而在那种社会里,人将得到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而不再局限于某种固定的社会分工。他们指出:只有在废除私有制以后,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16],应当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7]。“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8]只有在那个时候,社会才能“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接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19]

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那个社会的人们是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品德高尚,多才多艺,可以从事那种社会里多种领域的社会活动,可以既是园艺师、诗人、建筑师,又是提琴手、猎人或者从事别的社会职业,而这种社会职业又是可以迅速转换的。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要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逐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便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准备人才的社会条件。就中国来说,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指出:要不断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邓小平主张:“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20]“最根本的是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21]江泽民号召:“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2]胡锦涛同志系统论述科学发展观时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23]

可见,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为内在蕴涵,以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为其社会旨归的。

5.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同历史上的民本思想、人本主义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同历史上的民本思想、人本主义既有思想上的联系,又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之所以说两者有思想上的联系,是因为民本思想、人本主义也承认在天地之间,人是最重要、最宝贵的。《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在《管子・霸业》中就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安,本乱则国危。”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反对神学,反对封建,高扬人文主义精神。德国古典哲学提出了人本主义,其奠基人康德(I・Kant)认为:“人……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是不能仅仅作为手段为其他目的服务的……”[24]费尔巴哈(L・Feuerbach)提出:“人的绝对本质、人的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本质。”[25]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对历史上的民本思想、人本主义是有思想上的继承关系的。

但是,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首先,目标不同。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同时是以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为目标的。而民本思想的目标则是维护封建阶级统治,让广大人民群众老老实实地当好顺民。人本主义是以建立资产阶级统治为目标的,虽然它反对神学、反对封建在当时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它的根本目标乃是以一种新的剥削阶级的统治代替旧的剥削阶级的统治,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取代封建主义社会形态。

其次,主体不同。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以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恩格斯指出:考察历史,就应当研究“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26],这种“动机”和“行动”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原因之中的。而民本思想、人本主义认为,历史主体分别是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杰出人物,中国历史上的管仲在提出“以人为本”的同时,主张一方面通过“任法”,“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27]另一方面,通过“四维”即“礼”、“义”、“廉”、“耻”的教化,使老百姓服从君王的统治,从而达到“牧民”[28]的目的。欧洲历史上的人本主义则是以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作为历史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只不过是供驱使的附庸和历史的陪衬。

再次,基础不同。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以唯物史观为其理论基础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正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这些基本原理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历史上的民本思想、人本主义则是以唯心史观作其理论基础的。因为民本思想、人本主义不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了解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他们把历史发展归因于思想动机、圣君、贤相、智者、少数英雄豪杰。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是如此,欧洲历史上的人本主义也是这样。正如列宁所揭示的:“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29]

可见,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同历史上的民本思想、人本主义在理论基础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二、唯物辩证法的自觉运用

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应当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一种辩证的发展观,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自觉运用。主要表现在:

1.科学发展观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新运用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30]“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31]毛泽东认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32]他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系统地阐明了矛盾体系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33]

科学发展观面对着复杂的矛盾网络系统。这种矛盾网络系统包括诸多复杂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各种矛盾集合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关系。这些矛盾包括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社会自身的矛盾,等等。社会自身的矛盾又集中地体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又蕴涵着和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广义的文化)之间的矛盾。

为了正确认识和优化处置这种复杂的矛盾网络系统,科学发展观内在地要求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原理和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综合前沿成果,认识和改造这种复杂的矛盾网络系统,使之符合自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综合要求。

不仅如此,而且,科学发展观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新运用,还表现在把矛盾、系统和过程贯通起来加以综合的考察和优化的处置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把矛盾、系统和过程统一起来进行考察的。恩格斯认为,宇宙是复杂系统,是无限的“过程的集合体”[34]。毛泽东指出:矛盾即是系统,即是过程。因为毛泽东说:“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35]。又说:应当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36]。毛泽东还指出:“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37]另据杨超和温济泽等老同志回忆,毛泽东在延安主持讨论“矛盾论”问题时,曾打算写《过程论》[38],后因忙于领导抗日战争等紧迫的军国大事而未能如愿。

科学发展观要认识和处置上述复杂的矛盾网络系统,就应当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原理和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综合前沿成果,把矛盾、系统和过程统一起来加以考察和处置。因为科学发展观所面对的诸种复杂的矛盾,同时是复杂的网络系统,也是复杂的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这样,把矛盾、系统和过程统一起来加以综合的考察和优化的处置,就应当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理论高度和现代科学尤其是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前沿水平上,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

2.科学发展观是唯物辩证法总体特征的深刻体现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联系和发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总体特征。

恩格斯认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39],“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40]列宁指出:“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知识是相对的。”[41]

科学发展观主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就正是唯物辩证法总体特征的深刻体现,而且是对这种总体特征的杰出应用。

(1)全面发展就是把握矛盾全局的发展

胡锦涛同志指出:“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42]这是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种发展。这种发展体现了全面性,即在把握社会网络系统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和过程中,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这种发展同时也体现了全面性与重点性的辩证统一,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2)协调发展体现了普遍联系的内在要求

胡锦涛同志指出:“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这是体现了普遍联系和协同优化的发展。

唯物辩证法和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告诉人们,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都是矛盾、系统和过程相统一而普遍联系着的。科学发展观揭示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普遍联系。同时,应当在把握这种复杂的普遍联系的基础上和过程中,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些普遍联系的复杂的矛盾网络系统实行动态协同,整体优化,从而不断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不断推进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3)可持续发展符合矛盾运动前进性、无限性的发展趋势

胡锦涛同志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43]这是符合矛盾运动前进性、无限性内在趋势的一种发展。

唯物辩证法告诉人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运动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推动着事物的无限发展。

科学发展观正是遵循了矛盾运动前进性、无限性的内在要求,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作出可持续发展的论定的。

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几种发展模式或发展观,这就是:

①发展=经济增长的发展现。②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发展观。③发展=合理+可持续的发展观。④发展=以人为中心+社会综合发展的发展观。

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是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完全符合矛盾运动的前进性、无限性的内在趋势。

3.科学发展观是矛盾不平衡性原理的杰出应用

唯物辩证法指出:“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44],矛盾发展的“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45]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比较集中地体现为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科学发展观要认识和处置复杂的矛盾网络系统,也不能把矛盾网络系统中的各对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等量齐观,平分秋色,而应当从复杂的矛盾网络系统中区分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并且在复杂的矛盾网络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动态地、实时地把握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发展变化。

(1)发展是抓住了主要矛盾

科学发展观要认识和处置复杂的矛盾网络系统,应当首先着力抓住这个矛盾网络系统中的主要矛盾。那么,这个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怎么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呢?从方法论和社会控制论的角度看,坚持发展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就没有意义了。”[46]当然,这种发展不是片面的、畸形的、断裂式的发展,而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基于我国现实国情而作出的战略选择。尽管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胜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必须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推动整个社会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和谐的综合要求。所以,应当把发展当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依靠发展得到满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也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加以解决。为此,一是要在思想上切实转变发展观,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转变为科学发展观;二是在实践上要切实践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既要改变目前相当普遍地存在的三“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一“低”(低效益)现状,也不能采取两“零”(零增长、零消费)模式,而要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优化的发展道路。

(2)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主要的矛盾方面

科学发展观要求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其核心是满足人的需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上述主要矛盾的主要的矛盾方面。满足人的需要,就要在上述主要矛盾的发展过程中,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生态更加良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要使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以实践主体和认识主体的全面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为向社会主义发达阶段乃至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提供社会人才的历史准备。

三、认识论原理的深入展开

科学发展观对认识论原理的深入展开,集中地表现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辩证处置方面。

要考察科学发展观对上述三个规律的深刻认识,就必须研究必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

1.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必然与自由辩证关系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必然与自由辩证关系的基本思想,其内容非常丰富、深刻。这种基本思想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必然就是未被认识的、其自身在盲目地起着作用的客观规律

恩格斯在转述黑格尔关于必然与自由问题的思想时,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47]又指出:社会规律同自然规律一样,在人们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它们“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48]列宁认为,必然就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49],它是一种“盲目的、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50]“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认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51]斯大林指出:“客观的规律”即“必然性”[52]

(2)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有不同之处,社会规律作用的实现,必须有人们的参与活动

对社会规律作用实现的特点,恩格斯有很精彩的论述,他指出:对社会规律,“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53]斯大林认为:自然规律的实现在其纯自然的状态下,一般是无须借助于社会力量的;而社会规律作用的实现,一方面会遇到社会衰朽力量极强的反抗,一方面极需有实现这些社会规律的积极力量,以克服这种反抗的力量[54]

(3)自由是人们对客观规律性即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55]列宁认为:“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如马克思千百次反复说过的那样)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56]斯大林指出:“人们能够发现规律,认识它们,掌握它们,学会熟练地运用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从而征服它们,求得支配它们。”[57]毛泽东认为:“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58]“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59]

(4)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一个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

恩格斯指出:“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60]毛泽东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61]毛泽东还在总结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和认识发展史的基础上,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62]这就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过程与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内在地贯通起来了。

(5)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们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提供了空前优越的条件,并展示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恩格斯指出:只有当社会进入如马克思和他自己当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63]毛泽东认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64]

2.科学发展观对三个规律认识的深化

科学发展观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都有很多深化之处。下面,分别作一些简要的考察。

(1)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这种规律的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既包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发展规律,又包括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发展规律。社会存在包括生产方式、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等等,其中生产方式起着主导的作用,社会意识则是指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即反映社会存在的各种精神活动的总和。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发展规律包括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规律,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的规律,革命和改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的规律,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发生作用的规律,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的规律,社会交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的规律,等等。其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其他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尽相同,作用的情况也十分复杂。而且,上述规律网络系统中的许多规律之间往往又交互作用,形成错综复杂的规律作用的情形。

科学发展观集中在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交互作用的规律、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的规律等等规律认识的深化上。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是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实现五个方面的统筹,这就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交互作用的规律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互动的规律在认识上有了新的深化。不仅如此,而且,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核心内容是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的规律认识的深化。

(2)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作一种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来加以考察和处置,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深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全面、复杂、动态的社会网络系统和社会系统工程。所谓全面,不仅是指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应当实现现代化,而且要使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实现现代化。所谓复杂,不仅是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内部,上述各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彼此制约、交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而且是指该系统在上、下的复杂网络结构中的交互作用。往上,是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网络系统与社会主义改革这个网络系统应当彼此协调,组成一个特大的、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它们不仅应当处理好内部的种种复杂的关系,而且应当处理好与外部的包括国外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区域的、全球的甚至更大范围的)之间种种复杂的关系。在这种处理内外复杂关系的过程中,它们应当达到动态协同、优化运行、优化管理、优化目标实现的整体优化的要求。往下,是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各个子系统内部都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的情形。对于这些复杂的情形,需要适时地(有时需要超前地或滞后地)具体分析,辩证地加以处置,从而达到网络系统整体优化的目标。所谓动态性,是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根据网络系统内外情况和种种关系的复杂变化,以及种种随机因素的正负干扰,及时地采取正确的对策和必要的措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网络系统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循着优化的机制运行,并且向着优化的目标逼近。

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这种认识和处置,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具体深化和深入展开。

不仅如此,而且,科学发展观所要实现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还包括使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同优化的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第一产业系统、第二产业系统和第三产业系统的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系统的建设和党的系统与政权系统的建设等等内容。精神文明建设既包括思想、理论、道德等等系统的建设,也包括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新闻等等系统的建设。这三大文明建设系统复合成一项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和社会系统工程。应当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正确调控这三大文明建设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根据这三大文明建设系统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内外情况和相互关系的复杂变化,以及种种随机因素的正负干扰,适时地(或超前地)采取正确的对策和必要的措施,使这三大文明建设系统能够动态协同,循着优化的机制运行,并向整体优化的目标逼近。

科学发展观对这三大文明建设系统的考察和处置,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认识上的具体深化和深入展开。

(3)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这种规律系统也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还会不断地形成新的规律。就目前世界上共产党执政的兴衰成败的发展过程来看,可以简要地概括出一些重要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党的自身建设,自觉地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历史工具,等等。

科学发展观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

科学发展观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根本利益的实践过程中,既继承、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又使党自身不断地成为实现时代任务的历史先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要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把发展当做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既是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也是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战略抉择。

同时,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实现上述伟大任务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以及执政能力的建设等等。这样,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同时就是党的自身建设的发展过程,就可以使党成为不断地带领人民、服务人民的历史先锋和人民公仆。

科学发展观的上述认识和处置,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新升华。这种认识必将随着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实践过程的推进、丰富和深化,而日益地更加成熟、系统和深刻。

3.从认识规律到获得自由还将有一个过程

科学发展观对上述三个规律认识的深化还刚刚开始,这当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良好开端。但是,要想从认识规律到获得自由仍然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实践和认识过程。因为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在实践和认识的过程中,不仅原来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付诸实践,取得成功,才算获得了自由,而且在新的实践过程中,既可以丰富、深化、发展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再用之于实践,以求得成功,从而获得自由,也可以认识到新的规律,再把这种对新规律的认识应用于实践,期求成功,获得自由。如此看来,科学发展观目前所达到的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要想在复杂的实践与认识辩证运动过程中获得动态的自由确实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

四、科学发展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辩证关系

胡锦涛同志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科学发展观的背景、内容、特点和意义,又系统、深入地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辩证关系,他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根据胡锦涛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可以对科学发展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辩证关系进行一些哲学上的思考。

1.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发展的科学理论和基本方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事社会实践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实践阶段,也必然会以伟大的成就和新鲜的经验以及深刻的理论总结去丰富、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相互关系来说,它们存在着多变量、多参数、多系统、多层次复杂的交互作用的理论与实践辩证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科学体系和基本方针,必然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过程、实践结果、实践经验及其理论总结,又必然能够丰富、深化、发展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理论与实践辩证互动的过程中,既不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又不断发展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理论。

2.长远与当前的交互作用

科学发展观是长期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基本理论和战略方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指导思想,也是长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理论指针。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也是全国人民在当前阶段直接奋斗的战略目标。这样的奋斗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要求,因而必将激发出全国各族人民更高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团结一致、英勇顽强地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奋斗。当然,我们应当看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在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这个初步小康阶段和向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阶段的连接阶段。因为经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历史阶段,接着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可以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时,我们就渡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继续在新的若干阶段上奋斗,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发达阶段过渡作准备。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再经过若干阶段的奋斗,就是在为向共产主义过渡作准备。这样看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现实来看,是连接近期两个阶段的金桥,从长远来看,则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一个起始阶段。所以,我们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解和实践,应当放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这个历史总进程中,高瞻远瞩,胸怀全局,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驾驭发展,稳操胜券。因此,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长期指导方针,既放眼长远,胸怀全局,又必须立足当前,抓紧实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样,才能使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辩证互动,使长远与当前交互作用,并且在这样的辩证互动、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同时对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新的创造性的贡献。

3.一以贯之的发展、融通

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和现实的创造性的综合表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既是思想体系,又是现实运动,更是社会制度。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现实运动在当前中国的创造性的体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当前中国的现实运动,也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在中国国度里的现实发展过程。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是以共产主义这个“一以贯之”的“一”贯通起来的,而且它们在复杂的辩证互动、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将会不断地推进共产主义这个“一”的发展,其最终结果将会促进这个“一”在全世界的实现。所以,“一以贯之”的“一”是共产主义,它现在在中国贯之的是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辩证互动、交互作用,必然会发展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现实运动和社会制度,使其在无限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螺旋式的融通、飞跃,从而在辩证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通过融通、飞跃,达到新的、更高一级的程度。

五、辩证思维方法的综合集成

辩证思维既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也是认识辩证法的深层体现,它广泛地贯穿与渗透在整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这里把辩证思维方法的综合集成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哲学基础来考察,并不是因为辩证思维方法是与上述的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等相互平行而独立存在的一种意识形态,而是由于科学发展观对复杂的矛盾网络系统的认识和处置确实体现了辩证思维方法的综合集成。

1.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辩证思维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辩证思维的思想非常丰富,概要地说来,其基本观点大致有五个方面。

(1)辩证思维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

恩格斯认为:“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65]辩证思维不仅在考察自然界时是最高层次的、科学的思维方法或思维方式,而且在考察社会、人类思维时,也是最高层次的、科学的思维方法或思维方式。恩格斯指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的相互作用才能做到。”[66]

(2)辩证思维是辩证法的思维过程和思维方式

马克思指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永远只能是一样的,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想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67]恩格斯认为:“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68],因此,“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69]列宁指出:“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无止境的接近……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70]“思维应当把握住运动着的全部‘表象’,为此,思维就必须是辩证的。”[71]“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72]“每一种思想=整个人类思想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圈。”[73]又说:“科学是圆圈和圆圈”,[74]“哲学上的‘圆圈’”[75]。这些思想都深刻地揭示了,辩证的认识过程或思维过程是对客观辩证法之辩证的反映,它同时体现为辩证的思维过程和辩证的思维方式。

(3)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必然和最高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把实践观点引进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应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才真正形成为唯物辩证法的思维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场伟大的革命变革。恩格斯指出:人类思维的发展,“既然没有别的出路,既然无法找到光明,也就只好实行反转,这种或那种形式上的反转,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到辩证思维的反转。”[76]这种“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到辩证思维的反转”,是人类思维发展进程的历史必然。

不仅如此,辩证思维也是人类思维发展进程中的最高形态。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辩证思维,是专指唯物辩证法的辩证思维,而不是指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辩证思维。虽然后者也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但必须在前者的指导下对其采取扬弃的辩证方法。正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意义上,恩格斯指出:“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77]

(4)辩证思维是一种科学的网络系统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总结社会实践新鲜经验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新成就与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继承、丰富、发展、创造了一整套辩证思维的方法。诸如:个别与一般、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知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历史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的统一,等等。这些辩证的思维方法相互渗透,彼此交叉,形成了具有内在联系的思维方法的网络系统,为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南。

(5)把握辩证思维的基本要求是辩证综合和理论思维

19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由经验自然科学发展到理论自然科学的新阶段,同时,由于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思维发展的规律的迫切需要,因此,在应用辩证的思维方法或思维方式去考察自然、社会、人类思维时,就应当进行辩证综合和理论思维。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现在已经发展得再也不能回避辩证综合了。”[78]“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79]正因为要探索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所以,“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80]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现代科学尤其是交叉科学(特别是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蓬勃发展,日益揭示出自然界更广、更深、更高层次的复杂性与统一性,本质与规律是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社会实践过程是在大自然观、大科学观、大实践观指导下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人类思维是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因此,在这样的实践条件和科学条件下,考察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情形、特点、关系、本质、规律和功能,就更应当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特别是进行辩证综合和理论思维了。

2.科学发展观对辩证思维方法综合集成的应用

科学发展观要认识和处置复杂的矛盾网络系统,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思维主体特别是广大领导干都应当综合集成地应用辩证思维的方法去认识和处置所面对的复杂的矛盾网络系统。他们应当能够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看做是一项特大的、复杂的、动态的社会系统工程,应当能够分析这种社会系统工程内外因素,客体—主体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和网络规律,从而能够根据矛盾网络系统种种情况的复杂变化和随机因素的正负干扰,及时地采取正确的对策,使这项社会系统工程能够优化地管理、优化地运行,并向优化的目标逼近。同时,思维主体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综合集成地应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去分析和处置上述社会系统工程时,应当在思维过程中如实地、本质地考虑到这种社会系统工程是一项由多参数、多变量、多系统、多层次交互作用的特别复杂巨系统。因此,在研究和处置这种社会系统工程的过程中,就应当符合客观性、全面性、深刻性、动态性和自觉性的要求,而要避免和克服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静态化和盲目性的毛病。只有在综合集成地应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去认识和处置科学发展观所面对的复杂的矛盾网络系统时,才能科学地、网络式地、辩证地认识这种复杂的矛盾网络系统即上述社会系统工程的情形、特点、关系、本质、规律和功能,从而才能更好地改造世界,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注释】

[1]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4年4月5日A1版。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4页。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9页。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3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页。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8页。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页。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8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14]同上,第373页。

[15]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1年7月2日A2版。

[1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1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1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页。

[19]同上,第645~646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21]同上,第28页。

[22]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23]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4年4月5日A1版。

[2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17页。

[25]同上,第471页。

[2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27]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先秦编”(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6页。

[28]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先秦编”(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8页。

[2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9页。

[3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

[31]同上,第192页。

[3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3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6页。

[3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3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36]同上,第291页。

[37]同上,第319页。

[38]《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3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4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

[4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

[42]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4年4月5日A1版。

[43]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4年4月5A1版。

[4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45]同上,第322页。

[46]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4年4月5日A1版。

[4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

[48]同上,第630页。

[4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页。

[50]同上,第152页。

[51]同上,第153页。

[5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2页。

[5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0页。

[5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3页。

[5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

[5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

[5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4页。

[5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

[59]同上,第833页。

[6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6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4页。

[62]同上,第845页。

[6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页。

[6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6页。

[6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6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

[6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1页。

[68]同上,第337页。

[69]同上,第337~338页。

[7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55卷[M],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

[7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72]同上,第311页。

[73]同上,第207页。

[74]同上,第201页。

[75]同上,第308页。

[7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77]同上,第318页。

[7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

[7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80]同上,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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