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阶段

人生“立志”较易，而“不惑”难。“立”的评价标准在外，量化而明确，“不惑”的抉择标准在内心，抽象而多样。“不惑”的状态，就是确立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原则与取向。

一、由“立”走向“不惑”的心路历程

孔子“三十而立”——立于礼，即追随周公。但实际的问题还是深深地困扰着他，使他矛盾、斗争了十年。一般而言，人的三十至四十岁这一阶段，是体力、智力的最高峰，也是人功成名就的时期，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是深思熟虑、人格定型的时候；但一惑达十年之久，还是证明了定型的艰难。其实，孔子这十年所惑，正是生涯发展理论家戈隆别夫斯基所提出的“中年期的生涯转换”理论所阐述的内容。这一理论的要点有：这一转换年龄一般发生在35—43岁；许多人在这一生涯转换中经受了巨大的痛苦；个体在如何应对转换带来的压力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压抑是一种普遍的不良反应，对男人而言，他们在自我调适方面会变得更加“女性化”；人们对通过工作来自我实现的重要性产生了怀疑；最后，他提出在这个时期，个体的压力和转换所带来的结果能够使自我重新稳定下来，形成一种比之前更好的全新的生活架构等。^[22]用戈隆别夫斯基的“中年期的生涯转换”理论来解读孔子的惑与不惑，我认为非常匹配。孔子以十年的工夫说自己“惑”，此“惑”不可不谓之大矣。那么孔子所“惑”的是什么呢？达到“不惑”的途径或手段又是什么呢？

这里，先交代一下孔子之“惑”由何而来的背景。《史记》记载，在孔子35岁时，鲁昭公攻打季平子，而季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联合攻打昭公，昭公师败奔齐。而后鲁乱，孔子适齐。此前，齐景公曾来鲁会见孔子，言谈甚欢。孔子此时望能得用。景公问政，孔子对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节财”，景公欲用之，于是引出晏婴批评儒家的那段话来。齐大夫欲害孔子而景公终不能用之，孔子去齐归鲁，时年42岁。在齐求职应聘这段经历，对孔子之惑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矣。

今日之诸君是感受不到孔子所处社会的矛盾与困惑的，甚至不屑于了解，以为只要读懂《论语》二十章，然后分门别类，便会认识领悟孔子的哲学思想。其实，笔者觉得如果不了解孔子之“惑”，就不可能了解他的哲学与思想。综观孔子一生的生涯发展历程，他所惑的就是周道。所谓周道，就是周公在西周封建制度下订立的礼乐和社会秩序治理文化的流播。孔子一面深信周道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面盛容饰、繁登降之礼、崇丧厚葬等等，但他对这一切是有疑惑的：这一套制度究竟有没有道理，在今天到底行得通否？此其惑之一也。另考孔子年谱，据何新先生推断，孔子在29—33岁这几年间，第一次周游列国^[23]。求仕无所获，始开堂授学，其生涯由欲入仕暂时转换为为师授徒，这恰是生涯发展理论中一个常见的生涯决策犹豫（Career Indecision）问题，此其惑之二也。

二、智者不惑

孔子曾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智者不惑”，笔者以为孔子是将“道”上的“不惑”归功于“智”。

读先秦文献，知道古人“智”与“知”是不分的。查《说文》，虽有“智”与“知”二字，但“此与矢部知音义皆同，故二字多通用”^[24]。知就是知人、知己、知言、知礼、知命等等。如《尚书·皋陶谟》中有“知人者哲，能官人”之句。但这与现代所谓的知识是有分别的，现代的知识与智慧是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概念。君子是追求知识的人，追求知识就是追求智、追求道，君子就是一个追求“知”和“智”的人。君子只有追求“智”才能“不惑”，犹如今天，不惑的人很多，但不惑的人为智者的则很少。孔子追求的是一条活的道，是一条在知识中成长的道，是追求智慧而达到不惑，从而步入正途的道。正如刘烈先生所言：“孔子的不惑是对道的不惑，但少为人言的是他的知的建立，他成了中国两千五百年古史的、文化的、知识的整理、传继的人，将知推到极致，为中国的万世开出对知识之寻求的饥渴。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他是第一人，建立了中华文化的自信和自强。这些都是不惑的延续和发展，在生活、学习、实践中的开花和结果。”^[25]

“不惑”是难的，与我们一路的成长经历有关，读书时用考试选高低，工作时以业绩决雌雄，所有的竞争都因对手而存在，可是“不惑”却在内心。与内心的对抗很难，可是，但凡选择了“四十不惑”的宿命，这样的对抗又很难避免。

有两种追求，一者来源于社会认同，一者来源于兴趣本身，前者有赖于某方面的能力，后者是因缘际会或天性使然。两者集于一身的，基本成名成家；只取其一的，或者苍白无力，或者偏执坚韧；各取一部分的，大约才是生活本身。因此，“不惑之年”的两种追求，虽然无法集于一身，却并不妨碍我们读懂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