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对儒学的观点

思想的产生必有其历史渊源，当历史的渊源与时代之要求相碰撞时，往往是新思想产生的契机。

李觏思想深受先秦诸子学和儒家经典的影响，他一生好读深思，潜心自得，通经学古，归终儒学。李觏的礼学思想，主要来自儒家经典《周礼》和《礼记》，对荀子和法家的礼论也有吸收，特别受《荀子》影响尤大，有很多观点完全同于荀子。李觏的易学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大道之源、众经之首”的《周易》、扬雄的《太玄》等。他对三国时王弼的《周易注》和《周易略例》进行了改造，王弼易学的主要贡献是一反汉儒象数派的烦琐易学，继承了孔子义理易学之传统，李觏顺此路向，指出“圣人作易，本以教人”，批判了“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竞习异端”的做法。李觏的经世思想主要吸取和发展了《周礼》、《周易》、《论语》、《孟子》、《荀子》等儒家经典以及《法言》、《文中子》等。同时还吸收了《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司马法》、《孙子兵法》等有关富国安民、强本抑末等思想。李觏的人性论主要吸取和引申了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对董仲舒、扬雄、王充、韩愈都有取舍。李觏的排佛思想接过韩愈等人的排佛观点，并进一步深化，在宋初排佛思想中，有他自己的特别之处。李觏以儒学为宗，广采博取各家思想，针对北宋中期社会的各种弊端和鄙风，有的放矢，具有求实的特点和强烈的针对性，散发着时代的气息，显示了李觏思想的批判性和时代性。

从古代典籍的阅读中获得思想营养，固然是思想渊源的重要部分，但整个社会文化对个人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来源。欧阳修为李觏同乡，同为江西学派^[51]。宋初三先生与李觏更为熟悉，他们都受到范仲淹的赏识和荐举。孙复的弟子祖无择是李觏的挚友。李觏与胡瑗早就相识，《直讲李先生文集》中保留了他与胡瑗的一封书信。《范文正公文集》中亦载有胡瑗对李觏《明堂图义》的赞誉和仰慕。他们的相同之处可以用欧阳修的话作为代表：“君子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52]

在追述李觏思想渊源时，不得不专门提及一个对李觏思想影响颇大的人，他就是范仲淹。《宋史·范仲淹传》中说他：“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但范仲淹主要是一个政治家、实干家的儒者，而不是理论家，他对北宋儒学复兴的贡献更多的是实践方面。他敢于犯颜直谏，有胆有识，锐意进取，勇于除弊，是“庆历新政”的领导者；他积极倡导儒学复兴、振作士林、重建道德，开一代新风气；他大力发展书院教育，热心奖掖学者，备受时人尊敬。南宋朱熹评论道：“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诸公，只凭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公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且好一个范文正，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53]

范仲淹是庆历之际一批积极有为的官僚和学者中的精神领袖，富弼、欧阳修、胡瑗、孙复、狄青（北宋名将）、李觏等都被他推荐过。《三朝名臣言行录》中载：“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54]范仲淹与李觏往还甚为密切，范仲淹曾多次邀请李觏讲学。范、李之间曾有一段佳话：“公（指范仲淹）守桐庐郡，始于钓台建严先生祠，自为记，以示南丰李泰伯。泰伯读之三叹，起而言曰：‘某妄意辄改易一字。’公矍然扣之。曰：‘云山江水之语，于义甚大，于词甚博，而德字承之，乃似碌碌，拟换作风字如何？’公凝坐颔首，殆欲下拜。”^[55]后来，在皇佑初，在范仲淹的极力荐举下，李觏以布衣超群，出任太学助教。

思想的传承不仅表现在文字上，也表现在非文字上。“担当精神”是传统儒学的重要精神渊源。《论语》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56]“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57]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58]“乐以天下，忧以天下。”^[59]把个人道德修养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这一风气在北宋的开创者，首推范仲淹。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中写道：“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60]李觏通经学古，“康国济民”、“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思想，深受范仲淹的影响，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方面如出一辙。《宋元学案》将李觏视为范仲淹门人，收录《高平学案》。清代陆瑶林在《李泰伯先生文集原序》中写道，李觏早于周、张、程、朱数十年，“尝与范希文诸先辈上下论议，畅发乎尧舜以来相传之旨，于是理想大明，儒风蔚起”^[61]。

李觏的一生是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的一生，践履的是儒家“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之路。求仕进是李觏生命中最强烈的冲动之一。他少小有大志，从小刻苦研读经典，却两次应试不第，退以著述教授学生为业。终身“饥寒病瘁，日就颠仆”，“家贫亲老，弗获禄仕”。这构成李觏一生的遗憾，也是他长期郁结于心中的最大人生苦恼，故道家思想也在他的许多诗词和文章中不免有所流露。但其一生总的思想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以这么说，李觏一生学思的用心在于“通经明道，康国济民”。

清代王写道：“或问于余曰：‘李旴江先生何人乎？’曰：‘先生固文章道德之大儒也。’‘然则先生之文章何也？’曰‘明道之文也。’先生之道德何也？曰：‘经世之道也。明道与经世合而乃见先生之人也。’”^[62]李觏自述道：“觏小人，世宅田野，上天哀怜，以古人之性授之，读书属文，务到圣处，其言周公之作、孔子之述，盖多得其根本。”^[63]“所务唯学，所好唯经……至若周公之作，孔子之述，先儒之所未达，历代之所不行者，尝用功焉。其志将以昭圣人之法，拯王道之纲，制为国书，以备施用。”^[64]

牟宗三先生说：“儒家，从古到今，发展了几千年，它代表一个‘常道’——恒常不变的道理。”^[65]此道即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经周公之作，孔子之述，流传下来。无论“四书”还是“五经”讲的都是一个道理。李觏很早就沉湎于古代经典著作里，“生而嗜学，诵古书，为古文，不敢稍逗挠”，“所务唯学，所好唯经”，尤喜儒家经典、孔子之道。他读书的目的就是明道。李觏后人李来泰写道：“夫儒者，代不乏人，而明道之儒，唯宋独盛，周、程、朱，其最著矣。然学问渊源，递相师祖，如家泰伯生于宋真宗之末年，是时理学尚未繁兴，公菇芦中一韦素耳，将伯无助，独挺然倡绝学于东南，其于干禄应制之文，屏弃弗习，一以六经四子为宗，阐析微义，股肱大道。”^[66]

此大道，在李觏看来就是孔子之道。他写道：“大哉孔子，吾何能称焉？颜渊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仰之弥高’也，则吾以为极星，考之正之，舍是则无四方矣。‘钻之弥坚’也，则吾以为磐石，据之依之，舍是则无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也，则吾以为鬼神，生之敛之，舍是则无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为善焉，有之可也，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须臾去也。不闻之，是无耳也；不见之，是无目也；不言之，是无口也；不学之、不思之，是无心、无精爽也，尚可以为人乎哉？吾于斯道，夜而讽之矣，昼而读之矣，发斑斑而不知其疲矣，终没吾世而已矣。”^[67]

孔子之道载于六经，李觏认为，六经的核心和主旨就是“礼”。他写道：“《礼运》记孔子言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利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其下文曰‘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周公作《六官之典》，曰治典，曰教典，曰礼典，曰政典，曰刑典，曰事典，而并谓之《周礼》。今之《礼记》其创意命篇有不为威仪制度者，《中庸》、《缁衣》、《儒行》、《大学》之类是也。及其成书，总而谓之《礼记》。是其本传之者，亦知礼矣。不独此二书而已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则当时亦谓《易象》、《春秋》为礼经也。故知礼者，生民之大也。乐得之而以成，政得之而以行，刑得之而以清，仁得之而不废，义得之而不诬，智得之而不惑，信得之而不渝。圣人之所以作，贤者之所以述，天子之所以正天下，诸侯之所以治其国，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其位，庶人之所以保其身，无一物而不以礼也。穷天地，亘万世，不可须臾而去也。”^[68]这样，他把儒家之“礼”提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继荀子之后，李觏是使礼占如此重要地位的第一人^[69]。

可以说“礼论”是李觏学说的核心，他的哲学思想，无论是人性论、易论、王霸论、义利论都是以“礼”为中心。儒家之中，孟子主张仁义，荀子主张礼义，李觏内偏重于孟子，外偏重于荀子，他不但将乐刑政，而且将仁义忠信皆归于礼。李觏所谓的礼，不单指揖让进退的礼仪，又包括法制在内，“礼者，法制之总名也”^[70]。他的经世思想也是以“礼论”为基础。李觏临终时的唯一遗言就是让他的学生保存好他的《明堂定制图》和《序》，明堂是天子行大礼的地方，是“圣王之大务也，所以事上帝，严祖先，班时令，合诸侯。朝廷之仪，莫盛于此”，足见他对礼的重视。可以说，发明儒家“礼”学，重视儒家外王之道，构成了李觏学说的重要特征。

李觏学说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师古以今用的“经世致用”思想。通经是为了明道，明道是为了致用，这种“明体达用”的思想是北宋初期儒学复兴的重要表现。宋朝在仁宗时代，国势已弱，西夏不断的扰乱边境，辽又趁机对宋多方勒索。李觏对此形势，依民族观念思恢复汉唐之盛，必然要重视事功，着眼于现实，强调富国强兵。由此决定了他学术的路向是社会改革。因此，李觏各种策论均是针对北宋当时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而他论述的基本依托是对于儒家经典的回归。这样，李觏在诠释《周易》和《周礼》的过程中，处处显示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发展了儒家外王理论。要强兵，必须富国；要富国，必须安民；要安民，必须言利。

时代问题会向每个观念系统提出要求与挑战。然而，面对挑战，是依照时事和社会问题来调整道的内容，还是应当依儒家的超越不变的道来规整问题、范围世教与社会？是奉时以行道还是由道以作时？这个问题背后其实蕴含了对儒家之道的性质甚至性格的理解问题，亦即儒家之道是即事以见理，还是依理以成事？李觏对《周易》、《周礼》的重新诠释，正是想确立对孔子之道解释的合法性基础，他将儒家之道的基本精神定格为经世致用，其理论前提就是对原始儒家“礼”的创造性继承，而他所有的基本哲学观点都是“通经明道，康国济民”的理论表现。这个思想路向与后期的宋明理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传承可以直接上溯到唐代后期啖助的春秋学和柳宗元的“辅时及物为道”思想^[71]，直至追溯到先秦儒家的孔子、荀子。

【注释】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7年，《序言》，第12页

[2]参见张跃：《唐代后期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3]《全唐文》卷355，《举选议》，转引自《唐代后期儒学》，第37页。

[4]《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注义第三》，转引自同上书，第38页。

[5]《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注义第三》，转引自同上书，第38页。

[6]同上。

[7]同上。

[8]同上。

[9]《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注义第三》，转引自同上书，第38页。

[10]《昌黎先生集》卷十一，《原道》。

[11]《昌黎先生集》卷十一，《原道》。

[12]《昌黎先生集》卷二十，《送王秀才序》。

[1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0，《唐纪》，中华书局，1956年。

[14]《唐柳先生集》卷25，《送巽上人赴中丞叔文台序》。

[15]《唐柳先生集》卷25，《送僧浩初序》。

[16]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72页。

[17]参阅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184页。

[18]苏轼：《居士集叙》，《苏东坡全集》卷24，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315页。

[19]《李觏集》卷二十七，《寄上范参政书》。

[20]《范文正公集》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21]《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1，《春秋宗指议第一》，转引张跃：《唐代后期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页。

[22]《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1，《赵氏损益义第五》，转引自同上书，第43页。

[23]《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吕氏家塾记》，四部丛刊本。

[24]《李觏集》，第4页。

[25]《李觏集》载：“李泰伯先生，旧属南唐之裔”（第534页）；“公固南唐之胤也”（第525页）；“先生固南唐宗室”（第533页）。宋太祖开宝八年（974），宋以曹彬、潘美为主将，率兵十万南下，攻克金陵，李煜投降，灭了南唐。

[26]《李觏集》，第494页。

[27]《李觏集》，第360页。

[28]同上书，第296页。

[29]同上书，第214页。

[30]《李觏集》，第474页。

[31]《李觏外集》卷二，《范文正公三书》，第472页

[32]《直讲李先生年谱》中独没有提及《易论》的写作时间。依谢善元先生推断，也可能写定于1039年，即宋仁宗宝元二年，是年李觏三十一岁。

[33]《李觏集》，第221页。

[34]见《年谱》。

[35]《李觏集》，第401页。

[36]《司马文公文集》卷三，《论选举状》。

[37]《李觏集》，《萧阁副二书》，第477页。

[38]见《宋会要辑稿·选举第十》，第24页。

[39]《李觏集》，第359页。

[40]《直讲李先生年谱》，第500页。

[41]《李觏外集》卷二，《祖学士五书》，第478页。

[42]《李觏集》卷三十五，第378页。

[43]《直讲李先生年谱》，第471页。

[44]《李觏集》，第502页。

[45]《李觏集》，第469—470页。

[46]同上书，第505页。

[47]《李觏集》，第506页。

[48]《易论》的写作时间一直有争议，谢善元先生认为写于1039年，时年李觏三十一岁。

[49]《李觏集》，《王重修李旴江先生文集原序》，第534页。

[50]见《李觏集》，第511页。

[51]见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157页。

[5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六六，《与张秀才第二书》。

[53]均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卷。

[54]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丞相范忠宣公》，四部丛刊初编本。

[55]《范仲淹言行拾遗录》卷一，载于《范文正公集》，四部丛刊本。作者按：祠堂记原作“先生之德，山高水长”，经李觏指正，乃改作“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56]《论语·泰伯》。

[57]《论语·阳货》。

[58]《孟子·滕文公下》。

[59]《孟子·梁惠王下》。

[60]《欧阳修全集》卷二十，《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公范公神道碑铭》。

[61]《李觏集》，第524页。

[62]《李觏集》，《王李旴江先生文集原序》。

[63]《李觏集》，《上江职方书》。

[64]同上书，《上富舍人书》。

[65]同上书，《政道与治道》。

[66]《李觏集》，《李来泰宋泰伯公文集原叙》。

[67]同上书，《常语下》，第377页。

[68]《李觏集》，《礼论第六》，第19－20页。

[69]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689页。

[70]《李觏集》，《礼论第一》。

[71]《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