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门不敬王者论》

东晋时期，政局动荡不定，统治者的威严急速下降;另一方面，佛教已经发展成一股很大的社会力量，但也难免良莠混杂，素质不纯。为了维护帝王的尊严，也为了削弱佛教力量，桓玄于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下令沙汰沙门，并强令僧尼礼敬王者。

但按照佛教的主张，僧侣是出家修道的人，是超出世俗政权的统治之外的，是无君无父、不受世俗的礼法约束，僧人见了在家的任何人(包括帝王、父母在内)都不跪拜，不称名，只合掌致敬。不仅如此，还可以接受在家父母的礼拜。佛教认为自己的最高权威是释迎牟尼佛，僧侣只能拜佛，不能拜世俗之人。这些教义和教规与中国固有的纲常名教发生尖锐的矛盾，因而引起一些执政者的不满和责难。早在东晋成康六年(公元340年)，成帝年幼，庾冰辅政时就主张沙门见皇帝应该行跪拜礼。他的理由主要有三条: 1.怀疑佛的存在;2.有损于名教;3.即使佛教可以信仰，也不能废弃国家大法。(《代晋成帝沙门应尽敬诏》)庾冰的主张受到佛教徒和一批佞佛的朝贵的反对。其中为首的是尚书令何充等人，他们坚持沙门不敬王者，其理由归结起来也有三条:1.以前帝王不令沙门跪拜，无亏王法;2.佛教不仅不亏王法，还有助王化;3.如令沙门跪拜，就会损坏佛法。(何充等《沙门不应尽敬表》)

桓玄继庾冰之后再次提出沙门向王者跪拜的问题。这既是一次政治上的排佛斗争，也是一次思想上的儒佛论战。桓玄利用《老子》关于“四大”的观点，指出王侯与道、天、地并列为“四大”，王侯的功德是资助万物的生存和成长。沙门的物质生活也是仰赖于王道的，因而沙门应该敬王。桓玄还认为敬君是从情理出发的自然之性，因而沙门只尊敬宗师而不敬王者的做法是违背情理的。所以沙门应敬王者。

慧远十分重视关于沙门敬王问题的争论，他除了亲自致书桓玄，还特意写了一篇在佛教思想史上影响很大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它实际上是由五篇短文组成的，分别为《在家》、《出家》、《求宗不顺化》、《体极不兼应》与《形尽神不灭》。这五篇短文全面地论述了沙门不敬王者的基本立场。慧远首先指出，“是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沈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沙门不敬王者论·出家二》)所以凡是出家人都避世隐居，以追求自己的志向;改变习俗，以实现成就佛道的愿望。改变习俗，服饰就不能遵从世俗礼制的约束;避世隐居，就应该使自己的行迹保持高洁。若是如此，就能拯救沉溺于世俗河流中的人，拔除轮回于无量劫中的深根，使之走上三乘的道路，打开通向天、人的大门。如果有一人成就了这种功德，那么他的六亲就会得到道的浸润，恩泽流布天下，虽然身不居王侯的高位，也已经协助帝王，治化百姓了。因此，于内虽不重自然的亲情，而不违背孝道;于外虽不跪拜帝王，而不失去敬意。慧远总结说:“义存于此，斯沙门之所以抗礼万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沙门不敬王者论·求宗不顺化》)这是说，僧人之所以不向王侯行跪拜礼，行动高洁，不做王侯而受王侯恩惠，就是这个道理。

在《答桓太尉书》中，慧远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处俗，则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表于经文。……斯与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意思是说，佛经上说得明白，信佛者有两类，第一种是俗家居士，弘扬教理，第二种是出家僧人修道。俗家居士，则遵守皇上规定的礼，对父母尊敬，实行忠孝之义，这都记载于佛经之上。在家居士遵守礼法名教，与王制好像符契一样吻合。慧远接着又说:“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故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世乖，道之与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隐居，则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于沈流，拔幽根於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于落簪，立志成于暮岁。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这段书信与前面的引文大同小异。慧远之所以不厌其烦、反复叙说，目的在于强调沙门出家修行，一旦悟道成佛，就会给六亲乃至天下都带来好处。可见，沙门虽不在王者之位，却协助配合了王者之治，庇护了民众的利益。这便是沙门不向王者跪拜的基本理由。

在这场辩论中，慧远以自身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深厚的理论基础赢得了统治者的敬仰，另外，当时的尚书令桓谦和领军将军王讼也都站在佛教立场，与桓玄反复辩难多次，坚持沙门不敬王者的理由，致使桓玄不仅收回礼敬王者的成命，而且在淘汰沙门令末加了一笔:“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这场争论实际上不限于就事论事，就其思想性质来说，实际上已推进到带有理论性的儒佛争辩，展开了佛教与儒家名教在维护和完善社会政治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比较。慧远在辩论中提出了佛教与儒家名教的“合明”论，他说:“因此而求圣人之意，则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沙门不敬王者论·求宗不顺化》)慧远认为，佛教与名教、如来佛与儒家圣人唐尧孔子，两者可以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他们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互相影响，最终目的是相同的，即佛教与儒家名教最后都同归于劝善化俗。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佛教伦理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