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在清华简《保训》这份遗嘱中不言自己，而以“舜、微”的事迹来给武王传授上古伟人建国安邦的经验，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文王和平常人有别，他有着高尚的道德，自己也曾以“天下利之而勿德”来评价自己。奇怪的是这份遗嘱所提的人物就历史功绩（尤其是微）而言与传说中的尧帝无法相比。《论语·泰伯》言：“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样的功绩显然是太甲微无法相比的。另外，就与周的关系而言，《诗经·宫》有言周是“缵禹之绪”，大禹也比“微”近很多。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文王引用“舜、微”的事迹呢？
当我们将舜、微的事迹和文王的事迹相联系时，一切便豁然开朗了。原来，文王在直言和自己有着“同样履历”的“舜、微”的事迹来教育武王的同时，也隐含着对自身最伟大事业的追念。何出此言？
我们不妨再看看清华简《保训》中提及的微“假中于河”、“归中于河”的“河”。前文已言，廖名春先生指出微“在河内施行中道”、“在河内崇尚中道”，“他是用中道将河内经营成其根据地”。显而易见，“河”为一地名。至于“河”的具体地址，沈建华先生在《殷周时期的河宗》一文中做了详细的考证。他指出：“《保训》楚简最有趣的是历史传说人物王亥与河伯的故事再现，其所记载商代先公上甲微之父王亥至成唐，与卜辞世谱完全吻合。王亥、上甲微和河神在卜辞中向来有着密切的关系，被商人视为祖先中最崇拜的祭祀物件，每每将‘王亥’与‘河’合祭。‘河’指的是黄河中游的一带。”[14]“西周时期河伯的神灵之地所在，被《穆天子传》称之为‘河宗之邦’，已经延伸到了黄河上游龙门和阳纡戎狄一带。《穆天子传》说：‘天子西征，骛行至于阳纡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又‘《史记·赵世家》曰：‘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张守节正义：‘盖在龙门河之上流，、胜二州之地也。’、胜二州在今山西、内蒙交界河套地区，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古人将龙门视为神地，以河伯为水神的传说应该产生和流传于此，附近的汾河与黄河交汇之晋南地区，不仅是夏人的故墟，也是商人活动势力的范围。”“《穆天子传》卷一中记载天子西征，先接受河宗之子孙柏絮的献礼，并将猎物，祭祀于人的河伯宗庙：‘甲辰，天子猎于渗泽，于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于河宗’。人，郭璞注为国名，从文献分析得知人是依水泽而居，并设有河伯宗庙，视河伯为始祖崇拜的部族。近年山西绛县西部发现倗伯和倗伯夫人墓地，其铜器时代相当于周穆王时期，经学者考证‘倗’本为媿姓，即文献‘’国，地处虞、芮之间，即怀姓九宗之一。这一带据文献所载春秋时属古郇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咎犯与秦、晋之大夫盟于郇。’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指出郇国‘今山西省新绛县东北二十五里有临汾故城，古荀国。’《左传》桓公九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1974年山西闻喜上郭村出土荀、贾二国西周铜器，由此也确立了郇、贾二国的实际地理位置。”[15]由沈先生的考证可知，上甲微曾“假中于河”、“归中于河”的“河”宗之邦在西周时期“已经延伸到了黄河上游龙门和阳纡戎狄一带”，已然涵盖了舜之“亲耕”“恐求中”的“历丘”，和《史记·周本纪》中所说“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的“虞、芮”地区，而“虞、芮”之讼则是文王受命的标志。《尚书大传》言：“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河”也因为是舜、微、文王的共同受命之地而成为“西周时期的河伯的神灵之地所在”。
西伯在“河”“阴行善”导致的“人心所向”在《经文》中也可得到印证。这就是作者在《远古图符与〈周易〉溯源》一书中阐释的在“旬”地发生的一历史事件。“旬”地为“河”中之一地，与沈先生在上文中引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指出的“郇国（今山西省新绛县东北二十五里有临汾故城，古荀国）”为同一地。而在旬地发生的历史事件是指武王灭商后，霍侯依然负隅顽抗，并最终被消灭一事。其具体考证见本书第五章的《经文·丰卦》部分。
沈建华先生在《殷周时期的河宗》一文中指出：“商王隆重为郇国举行河、岳、王亥合祭，这与《穆天子传》所载穆王在国祭祀河宗，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可见《穆天子传》中河宗之子孙柏絮部族，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商代。”[16]沈先生所言之事可成为对周公为什么能将“殷商遗民”迁徙到“旬”的原因的一个补充。
作者对《经文·丰卦》的阐释也可与沈建华先生的推测相互补充：“值得注意的是，河宗柏夭封同姓殷人膜书在河水之阳主祭，《穆天子传》卷二：柏夭曰：‘封膜书于河水之阳，以为殷人主。’郭璞注：‘膜书，人名。膜音莫。主，谓主祭祀，言同姓也。’因此我们推测柏夭不排除也是殷人后裔的可能性。”[17]作者在阐释中指出，周初统治者积极引导一部分殷商遗民来到旬的政策更增添了沈先生推测的可能性。
以上也可共同为西伯在“河”“阴行善”导致的“人心所向”并取得天命提供旁证。
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演讲中指出：“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而今日之发现，真是灿若星辰。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考古新发现比比皆是，再加上荆门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等距今2000多年前的诸多古籍原本现世，这么多的“新发现”又该催生出多少“新学问”呢？！作者固然学识浅陋，只是不愿辜负这么多的“新发现”，“殚精竭虑”地将它们应用于对中国远古知识体系乃至包容“经天纬地”思想的《周易》研究之中，以至写就所谓“标新立异”的《远古图符与〈周易〉溯源》一书，《解开〈周易〉这个“哥特巴赫猜想”》、《太极图源流考辩》等文章。今再将清华简《保训》一文纳入一己对《周易》认知视野下，一方面试图对清华简《保训》言及和高度关联的史事和思想做出合理的解读，另一方面，试图以清华简的“新发现”对作者的“新学问”做出检验。就作者目前的感受而言，两者是自洽的，可以相互为据的。但愿更多的学者对本人当下的“新学问”给予关注和批驳，以清华简等“新发现”为契机，提出更多更好的“新学问”。
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18]（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唯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历，恐坠宝训。戊子，自。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朕疾适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代（？）传宝，必受之以。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汝以书受之。钦哉，勿轻！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呜呼！发，祗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唐，祗备不懈，用受大命。呜呼！发，敬哉！朕闻兹不旧，命未有所延。今汝祗备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勿轻！日不足，唯宿不详。”
【注释】
[1]刘国忠：《走近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
[2]（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3]（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74页。
[4]同上书，第514页。
[5]谢光辉主编：《汉语字源字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01页。
[6]（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95页。
[7]谢光辉主编：《汉语字源字典》，第130页。
[8]（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76页。
[9]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一辑，中西书局，2010年，第70页。
[10]同上。
[11]周大明：《远古图符与〈周易〉溯源》，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1页。
[12]同上书，第227页。
[13]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6页。
[14]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一辑，中西书局，2010年，第91页。
[15]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一辑，中西书局，2010年，第95页。
[16]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一辑，中西书局，2010年，第96页。
[17]同上。
[18]刘国忠：《走近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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