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会友温故知新

◎彭公璞

在东湖之滨、珞珈山麓，有一群来自武汉大学不同专业的人文学科的中青年学者，于2000年底自发组成了读书小组，约定每周一次会读经典，讲习切磋。其间寒暑不辍，至今已有七个年头。随着读书活动数年来如一日的坚持，不仅读书小组各位成员在学术上皆有所得，产生了一批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出版了同仁刊物《学鉴》，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而且其活动本身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小组成员的严谨治学精神和所秉持的高远学术理想，对广大青年学子如何做人为学起到了很好的启示和示范作用，从而赢得了广泛的尊敬。时人称之为“珞珈七子”。这七位学者分别是：文学院程水金教授，从事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研究；哲学学院吴根友教授，从事先秦哲学及明清启蒙哲学研究；历史学院杨华教授，从事先秦史及礼制研究；文学院杨逢彬教授，从事上古汉语研究；心理学系师领教授，从事比较心理学研究；哲学学院丁四新教授，从事先秦简帛研究；信息管理学院司马朝军教授，从事四库学研究等。

2008年1月6日上午9时，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馆北厅，珞珈七子以“学鉴论坛”为名，首次面对全校师生公开举行学术会讲活动。通过会讲，一方面，七位学者得以向大家介绍自己的部分读书心得和学术成果，接受大家的问难，相互切磋，增进学术交流；另一方面，也对青年学子扩大学术视野，掌握治学方法方面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启发。

学鉴论坛吸引了校内众多师生参加，整个活动在热烈讨论的气氛中持续了一天。论坛由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毛道福副院长主持，分主讲、点评、互动提问等三个环节。在主讲环节，七位学者就自己的研究心得做了专题发言。他们的发言学术含量高，各具特色，激发了现场听众的浓厚学术兴趣。

丁四新教授广征先秦以来的古籍，系统考察了春秋战国时期“忠”的观念的演进。他认为：《左传》、《国语》中“忠”的观念，均是在当时天下纷争和邦国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的政治背景下展开的，其目标首先指向保卫“邦国社稷”、“人民”的安全，其次才是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利益问题。因此，强调位份职责，“忠”与“公”在价值上具有同一性，具有政治化、伦理化的特征；然而，《国语》言“忠”，又有心理主义特色，即更注重从德性和内在的方面加以论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站在德性主义与天下主义的立场上，将“忠”的观念作为修身与伦理实践的基本原则，着重思考了“人”自身的价值意义问题，并凸显了“恕道”。战国时期的《郭店楚简》在“六位”的伦常关系中来说“忠”，并从宇宙、天地意识的角度来思考忠信之道对于为政者的重要政治意义。孟子把“忠信”作为人性的必要内涵，而荀子则将“忠”或“忠信”看作伪善的一面。战国后期，韩非子明确提出了以强国尊主为根本目的的忠臣观。自汉以后，忠孝并重、以忠统孝和忠大于孝的观念逐渐确立，“忠”、“孝”观念之间发生冲突。杨华教授则对上博楚简中记载礼制的《天子建州》一篇的文字做了详细句读。在句读过程中，杨教授不仅充分借助文字音韵学知识，对楚简文字做出厘定，还结合上古礼制，依据《三礼》、《论语》、贾谊《新书》等古籍文献疏通文字，串讲大意，解说信而有证，不少字句的厘定为其新见和心得。以上两位教授发言的共同特点是考证严谨细密、学养深厚。而程水金教授、司马朝军教授的发言特点则是论点新颖、独到，对经典文本的阐释“发千古之未覆”。程水金教授的讲题是《老子道论重估》。程教授认为老子是先秦史官文化向士人文化递嬗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历史哲学是老子哲学的主干。他以《老子》帛书本为依据，对《老子》第一章“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做了新的解读。他认为“可”通“何”字，为疑问词，读作：“道，何道也?非恒道也。”再结合对第一章内容的综合分析，进而论证老子的“道”实际上是指无限渺远的时间。这样，老子对“道”的种种特性描述实际上是对时间的描述，而老子的“道生物”实际上是“天下万物皆在时间之中产生”。司马朝军教授的讲题是《论卦辞深层结构》，他通过深入分析《易经》中的“元亨利贞”，发现卦辞是由祭祀辞和占卜辞两部分构成。卦辞最初即祭祀分类辞，“易本卜筮之书”的说法并不全面，祭祀辞在《易经》中的地位应该更为重要。司马教授独创性地提出卦辞两分法，破译了卦辞的深层结构，使卦辞文本解读从无序走向有序，有助于认识《易经》本文，更有助于重新认识上古时代。吴根友教授和师领教授的讲题分别是《庄子论“真人”与“真知”的关系》、《〈论语〉“学”与“习”概念的心理学理解》。两位教授的发言都涉及中西哲学的比较，学术视野开阔，启发性强。吴教授首先指出《庄子·大宗师》篇所说的“真知”，并不是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知”，而是一种与人的存在相关的价值的认识，可以称之为“价值真理”。庄子认为“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依据《庄子·大宗师》篇，吴教授从社会、心理、终极价值三个层面对庄子论述的真人的特征做了详细阐发。他认为，庄子在追求“真知”的问题上凸显了“真知”何以可能的基础问题，也可以说是凸显了人类追求“真知”的方法与过程，使“真知”与人的本真存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庄子对老子思想一方面继承，另一方面又有发展的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他将庄子对“真知”的基础——“真人”的追问与海德格尔对真理的本质的追问作了比较，认为二者在思维方式上有相通之处。庄子不认为真知是一种与人的生存状态相脱离的普遍之知，海德格尔不认为“真理”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知与对象的符合，其本质植根于“自由”之中。庄子生活在古代，但他的对“真知”的根据——“真人”的追问这一思维方式体现了其思想与现代人的相通之处。师领教授首先强调了比较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其次，他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论语·学而》章“学”与“习”的概念含义和相互关系。指出“学”是“上教下效，即由两个主体在同一过程中同时进行教与效两种信息的互动”。而“学”又规定了“习”，“习”的内容包括了陈述性和程序性知识的练习。最后，师教授提出了“当下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学问?学什么?为什么学?”的尖锐问题，引起了不少听众的反响。师教授的提问反映了学者对现实的责任感，而在他之前发言的杨逢彬教授作的“漫谈‘诗无达诂’”的演讲，针砭时弊，其主旨与师教授颇有相通之处。杨教授指出，“诗无达诂”不能成为某些人歪说经典、无知无畏的借口。他把“无知”定义为“某个专业的知识的不完整或者欠缺”，并从词汇、语法、语音三方面举例说明了当前存在的学术无知的表现；他认为古籍训释存在客观的标准，我们应用历史的观点、系统的观点认识、学习语言。不能以今喻古，也不能孤立地看待语言问题，忽视对相邻语言现象的研究；研究者要重视语感的培养，要运用普通语言学、定量定性分析、统计等方法科学地研究语言。

每位学者主题发言以后是点评环节。学者的点评既有对发言者演讲的肯定、补充，也有冷静客观的诘难，甚至有针锋相对的争论，体现了此次会讲活动的严肃性和民主性。杨华教授在点评丁四新教授的发言时，补充论述了先秦社会结构、血缘关系对“忠”的观念的影响。丁四新教授、程水金教授则分别就《天子建州》若干字句的厘定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意见。而杨华教授将《天子建州》简13“所不教于师者三；强行、忠谋、信言”一句与《论语》中曾子“三省吾身”联系起来解读，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吴根友教授引用老子“强行者有志”，表达了自己对此句“强行而不教于师”的理解。吴根友教授在点评程水金教授的发言时，首先肯定了程教授从本土文化把握“道”的内涵，对老子“道”的概念作历史哲学的思考的思路，并认为其思考的结果足以自成一家之言。同时他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老子的‘道’，存在‘在时间中产生’和‘由时间中产生’两层含义，‘道’为时间的说法是否圆通?”、“老子的时代是否有能力以时间为核心构建一个本体或者实体，论证是否存在主观化的心理揣测?”等问题。在点评司马朝军教授的发言时，杨逢彬教授和吴根友教授都对司马教授独创性地提出卦辞两分法表示赞赏，进而提出了各自关于方法论的思考。杨教授指出了举例法的局限性；吴教授则认为司马教授论文所反映的“本义追求”方法是对乾嘉学术路数的继承。对于司马教授的论文内容，吴教授还进一步追问：“《易经》何以更能体现祭祀文化的特征?”并指出：“‘亨，通也’，意指祭祀时与神感通，不是误训，但后世把‘亨’全部解释为‘通’则是误读。”在点评吴根友教授的发言时，师领教授首先指出：当前时代处在人类一体化背景下的文明冲突之中，哲学需要中西古今思想的比较交流。其次，他追问：“庄子如何达到真知?海德格尔如何达到真理?两者路径是否不同?若不同，原因何在?”在随后程水金教授的点评中，程教授认为庄子的“真知”是一种境界的体认，并引用庄子“心斋”、“坐忘”的有关论述说明了庄子的体道方法，可以说是部分回答了师教授的问题。程教授在点评师领教授的发言时，还提出“习”古通“友”字，阐发“习”就是“朋友讲习之义”，对师教授的发言做了补充；而在点评杨逢彬教授的发言时，程教授和司马教授都肯定了杨逢彬教授提出的语言应具有历时性、共时性的观点，强调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要“以意逆志”，还文本原意本身。但师领教授指出，文本本身不可能客观描述，解释本身带有主观性，作者、文本、意义之间存在着间离。由此引发了主讲学者们对“如何认识文本的本来意义，是否可能?”这一解释学中的重要问题的争论，但在现场没有取得共识。

在互动环节，在场的其他老师和学子与各位主讲老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辩难，主讲人也做了认真回应，气氛更加热烈。大家没有身份上的差别，凭着对学术的共同热诚自由提问，有感而发，平等交流，使得本次会讲活动真正成为了一次互动沟通、促进提高的学术盛会。对于丁四新教授的发言，社会学系的桂胜教授给予了热情的评价，认为是对当今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有同学还由此提问，在“忠”的观念的不断演进过程中，有没有不变的内涵蕴涵其中?道德观念如果是与时俱进，那么人类是否有共同的道德本质?对此，丁教授做了简要回应，他认为，“忠”的观念中的确有一些核心的东西一直存在，如尽己的责任，我对他人的义务等；道德观念都不可避免地要反映所在社会的存在，但本身也有对既往文化传统的承继。对于程水金教授的《老子道论重估》，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左亚文教授一方面对其独创性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也毫不讳言“有所商榷”。他认为“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中的“可道”，是说可以指称，不是说可以用语言阐释；而“恒道”是指规律，“道”本身是变动不居的，把“道”诠释为时间序列，没有对“道”做本质内涵的界定，不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解释。由于时间关系，程教授对在点评和互动环节中提出的疑问，做了简短回应。他认为，在轴心时代，老子对“道”做历史哲学的思考，以时间为核心构建一个本体或者实体是可能的；而关于自己对“道”的解释是否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解释，程教授则坦言自己是从老子文本出发，自己在对“道”作解释之初，就没有想到要作一个“哲学意义上的解释”。程教授这种“以中释中”，空无依傍的治学理路别有会心，颇具启迪意义。桂胜教授对司马教授以整体思维把握《周易》卦辞结构表示肯定，并对司马教授文中提到的祭祀、卜筮文化背后的取象思维做了阐发；教育学院的郭昊龙老师则讲述了个人对吴教授阐发的“真人”与“真知”关系观点的体会。而主讲学者们在点评环节对“文本解释可能性”的论争，在互动环节中则进一步发展为“创新”与“复古”的治学方法的讨论。杨华教授认为，目前学术研究存在不规范不严肃的过度诠释问题，一些学者急功近利，故意标新立异，追求没有学术含量的创新实不可取。人文学科创新的基础在于传承，在于发现，不在于发明。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复古和意义还原。对此师领教授提出异议，认为在当前存在文明冲突的背景下，文化创造必不可少，不能仅限于发现和还原。

在会讲活动的最后阶段，吴根友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他强调指出：“面向生活本身是学术创新的来源。”“借用中外古今文化资源回答和解决时代问题是学者的责任。”可以说是很精辟地概括了本次会讲活动的意义和内涵。七位老师严谨治学，创办《学鉴》、开设讲坛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还在于他们具有古之“弘毅”之士所特有的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一种君子人格精神的感召!

昔陆放翁有诗云：“末俗陵迟稀独立，斯文崩坏欲横流。”在当前普遍存在的浮躁浅薄、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下，珞珈七子能倾心学术，“中立而不倚”，弥足珍贵。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化在中青年一代学者中得以自觉地传承发扬，这既是百年武大人文底蕴的体现，也是百年武大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