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3．“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虽然利益存在一定的必要性，但是非常有限的，人应该过“无求饱”、“无求安”的生活。在儒家看来，一个人不能践行仁德的话，对礼仪制度和音乐就无可奈何了。掌握仁的行为之方，并能行仁德的话，就能行使符合规范又合理义的善恶标准，也就没有忧虑、忧愁、忧患，“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第70页），就是具体的证明。显然，奉行仁德，对个人来说，是其立身的主要条件之一，不能有半点马虎，“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第9页）、“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第36页），仁德是唯一的行为依归。

利益与人的欲望是互相联系而存的，所以从富贵切入，也可帮助人们理解儒家的利益观。

（1）富贵是人之所欲。虽然在儒家看来，“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第79页），人与仁德没有任何距离，但在人的欲望图谱里，富贵也有客观的位置，因此，对孔子而言，富贵可以求得的话，就是执鞭的贱职，他也愿意做；如不可求，那就干其所喜好的事情，即“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第69页）。孟子也认为，“人亦孰不欲富贵”（《孟子·公孙丑下》，第2698页下）。

（2）以道义求富贵。富贵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但若不以当然合理之道而取得，君子是不安处这样的富贵的；贫贱虽是人人都不想沾边乃至厌恶的，但若不以当然合理之道而获取（获得是为了脱离贫贱的处境）^[4]，宁愿不离开贫贱，“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第36页），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后来的孟子，认为舜与跖的区别，没有别的，就在求利和求善。舜着力于为善，而跖奔忙于为利，即“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第2768页下）；孟子否定跖的原因，当是因为他无止境地追求利益欲望的满足。所以，追求利益，应该把握好相应的适度，这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以外，追求利益还应该采取合理的方法。因为人都有想富贵的欲望，但如果“必求龙断而登之”的话，就不足取了，而且也应该鄙视，这样的人称为“贱丈夫”，并对这些人征收其利，后来也就仿照这种做法征收其他商人的税赋即“征商”（《孟子·公孙丑下》，第2698页下）。因此，在儒家的心目中，粗茶、淡饭、简居，同样其乐无穷，依靠不当手段得来的富贵，不过过眼烟云，即“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第70～71页）

（3）富贵的气节。富贵不仅存在用什么手段去取得的问题，而且还与外在环境存在着必定的联系。对儒家而言，贫穷而不奉承巴结他人，富有而不傲慢，这虽是应该肯定的，但与贫穷却乐道、富裕却好礼者相比，就逊色了，即“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第9页）；在孔子看来，与富裕而不傲慢相比，贫穷却不生怨恨是很难的，即“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第149页）这在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作为结果上的贫穷、富裕，并不是完全取决于个人本身，还制约于其他客观因素。当一个人面临这样的环境时，应该如何应对呢？尽管“好勇疾贫”（《论语·泰伯》，第82页）以及过分憎恨不道德者，都是祸乱的原因，但在孔子的心目中，国家若有良好的政治社会秩序，而人却仍然居于贫贱之位的话，这是羞耻的；若国家政治混乱无道，而人却仍然居于富贵的位置的话，这也是可耻的。也就是说，富贵与贫贱，跟社会的“有道”与否应该是一致的，政治清明时，人应该是富贵的；政治黑暗时，人应该是贫贱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贫富决定着贱贵，也就是社会地位必须与人的经济状态保持一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第82页）。

显然，社会地位的贵贱决定于经济的富贫，高贵的地位必须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实力之上，这一运思与今天的社会现实仍相符，这也可看到孔子思想的深刻性。但“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无疑是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是个人对社会责任的懈怠的最为普遍的方式，这一方式无疑是儒家设定的，是儒家的专利，而且打上了清高的外形，长期来并没有成为中国人反思的对象，反而成为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摹本而得到肯定，这是中国人文历史中的最大讽刺。

（4）最后，社会稳定超过富贵。孔子反对季氏比周公富裕，所以，对冉求帮季氏敛财的行为，显示了强烈的反对之情，让弟子鸣鼓而攻击他，即“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第115页）。为何要这样呢？最大原因之一就是季氏当时不过是一个诸侯之卿，而周公却是一个国家的君主，而且是孔子所崇拜并作为理想楷模的，从名分上看，季氏的财富不能超过周公，因为没有这样的理由。另一方面，无论对家庭还是国家，应该担心的不是寡少和贫穷，而是是否均平和安定，所以，利益分配以及享受上的均平和生活秩序上的安定，是国、家生命的最重要的因素。实行均平分配就不可能有贫穷；人们和合、协和，力量就大，也就不存在寡少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第172页）；社会生活秩序安定，国、家就稳定不可倾。在这样的条件下，远方的住民还不顺服的话，就再修文章道德使他们顺服，使他们产生安定感。现在仲由与冉求辅助季氏，自己想干的，但总是找理由为自己开拓和辩解，这是君子最反对的，所以，远方的住民不愿顺服，他们反而还想在国内动用武力，故“季氏之忧”不在其他地方，而在“萧墙之内”。

孟子的“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告子下》，第2756页下），体现的价值取向也一样，道德就是一切，人可以以道德为粮食来实现生存。其实真要能够这样，在世界文明历史上也就能够成为奇迹。

总之，在贫贱、富贵问题上，儒家虽承认人追求富贵的正当性，以及对待贫贱、富贵手段的正当性，但更强调的是用道德手段来获取富贵，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作为价值目标，把社会秩序的稳定放在富贵利益之上，这一公式的极端演绎就是，只要社会秩序安定，即使贫穷也心甘情愿。把痛恨贫穷作为祸乱之根，对冉求帮助季氏敛财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反对，显然，他忽视了敛财与社会秩序的主次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具有互作性，但富即财是第一位的，起着主导的决定性作用。而孔子设定的这种基点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人价值追求的参照系统，一直决定着中国人的运思，乃至形成思维定式，严重制约了富即利益因素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正常运作，自然也损害了我国当有经济水准的谋取，这是我们研究儒家富贵思想以后，应该也不得不说的一句话，而仍以所谓“儒商精神”（重义轻利）为我国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至宝的做法，显然是痴人说梦，因为，它仍站在儒家设定的理想社会之中，而不是国际坐标里的中国现实社会，这是对儒家和现实社会的双重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