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方之外的游士

二、游方之外的游士

士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具特色的一个阶层，先秦时期的“游士”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活跃，对后来历史上中国士阶层的品质、性格、命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庄子的“逍遥游”明显地带有先秦“游士”文化的色彩。

考察先秦“游士”，其主要的特征在于游动性。一般对“游士”的理解较为简单化，多数学者仅是从游学和游说的角度加以考虑，认为“游士”即是指那些“离其宗国，轻去其乡”，游说于列国之间的士人。其实在先秦时期，“游士”是一个复杂的阶层，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游方之内”的士子；一类是“游方之外”的士子。

作为“游方之内”的士子，其地位是不确定的。先秦士子由于旧制度的瓦解而沦落为游士，失去了稳定的社会地位及有保障的生活禄位，因此他们离宗国、去乡土，以其文才武略游动于列国之间，通过游说影响当世君主，力争取得较高的地位和禄位。在上下游移过程中，成功者可达至“士大夫”，失败者便沦为“士庶人”。士的地位随时都有可能变化，由于士阶层不是一个稳定的阶层，并不构成一个稳定的经济阶级，因而决定了士对官职的依赖性很强，很难独立掌握自己的命运，正如萧 父先生所指出的：“士阶层处于不断沉浮分化之中，或仕或隐，或出或处，或上升为贵族，或下降为庶民，其间界限当难划定，故史籍中常称之为‘游士’。”^[1]在中国历史上，士子们始终是一个四方游荡、上下游移的群体，与官僚结合得好的，可以是士大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官僚相对立的，则与庶人等同，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士子之所以成为游士，之所以既不同于官僚又区别于庶人，就在于他们拥有的是知识和才华，文才武略才是游士们惟一的资本和凭藉。

与“游方之内”的士子相比，“游方之外”的士子则远离仕途，同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一批游离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之外的隐士。他们虽然才华出众，在学识上有着突出成就和高深见解，但却蔑视富贵功名，清高傲世。他们或深居简出，深藏若虚；或浪迹天涯，逍遥于自然山水之间。早在尧舜时，传说中就有这样一批隐士，他们都是自结其行，让天下而不受。在《庄子》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这方面的故事，如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逃于箕山；舜以天下让石户之农和北人无择，石户之农负妻携子以入海，终身不返，北人无择则投于苍领之渊。他们都恪守自己的一套价值准则，从不随波逐流。庄子在《缮性》中谈到了对隐士的看法：

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隐者并非都是躲避现实、遁入山林的消极处世之辈。隐也是游，真正的隐者是“逍遥游”者。隐不是身隐、形隐，而是心隐、神隐。隐的目的是为了拉开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距离，获得一种超越性的自由体验，以更为深刻的目光再去反观现实人生。

隐者又称隐士、高士、处士、逸士、逸民、幽人、避士等。孔子曾把隐者概括为“贤者”，（《论语·宪问》）《易经·盅卦》爻辞对隐者的界定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履卦》）爻辞又说：“履道坦坦，幽人贞洁。”所谓“高尚其事”，就是指其不以世事为心，不以职位为累，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虚之事。宋代程颐曰：“士之高尚……有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程氏周易传》）也正如孔子所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隐者有着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人格和价值追求，作为隐者的代言人老子曾作了这样的议论：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 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第二十章》）

庄子生平贫困，主要靠自食其力生活，与普通百姓没什么区别。他清高孤傲，始终不肯做官，厌倦与官府有关的活动，拒绝与官府往来，而且不愿意被当做清客养起来，对当时主流知识分子装腔作势的虚伪言论表示出极大的反感。从《庄子》一书中可以看出，庄子喜欢生活在各种下层人物中间，与渔人、船夫、工匠、屠者、农人交往广泛，非常熟悉这些人的生活和特点。此外，他与隐者阶层中的各类人物交往也较为频繁，庄子和老子等春秋战国时期的隐者们，既保持了以往隐者的不求富贵、傲视王侯的传统，又没有像他们那样完全游离于社会之外，可以说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

《老子》、《庄子》、《列子》这些著作本身就说明了老子、庄子、列御寇等隐者并没有真正的隐匿，相反，倒是体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们并不是像有些隐者那样全然抛开社会现实，只是自愿或被迫从统治圈子的政治斗争漩涡中跳出来，成为在野者。他们是以贯通古今的学识分析和总结历史，以超然冷静的目光深观社会矛盾运动，以细微真切的情感体察着人民的安危疾苦。他们是时代忧患意识或社会批判意识的承担者，其卓越的思想和优秀的品格为后世学者所赞美和效仿。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隐士有其独特的气韵风骨，具有不可估量的精神能量。“隐”也是体道的需要，因为道是隐蔽的，“道隐无名”，（《老子·第四十章》）所以体道需要静观，需要具备恬静的心态。换言之，体道需要进入“逍遥游”的状态。总之，“隐”的过程就是“游”的过程，“避世”是一种对不道社会的否定和抗争，“避世”是为了“趋世”，“隐”是为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