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借鉴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的借鉴

李平晔博士在《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透视》一文中指出，在当今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儒学和基督教三者穿越时空不可避免地相会在同一社会中，共同架构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三者之间虽然有着天壤之别，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经过历史的磨合，通常能和睦共处，并已逐渐形成互补共存的形态，尽管如此，三者毕竟存在很大差异，冲突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很激烈。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基督教文化的国度里，基督教要想生存和发展，不仅要解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努力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得到广大人民的心理认同，而且要解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¹⁴¹⁾。

对于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老一辈的神学家吴耀宗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考虑过，他说:“时代是要演进的。假如辩证法的法则是对的话，我们又安知上帝的信仰和唯物论，这两个似乎矛盾的思想体系，将来不会有一个新的综合呢？”吴耀宗认为，应该理性地、科学地看待上帝，这样的上帝乃是“弥漫着宇宙、贯彻着宇宙、为人所不可须臾离的那些‘道’，那些定律，那些真理……”，他认为“如果照我们以上所解释的”那种上帝观，则“上帝的信仰和唯物论没有冲突”，因此“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同时可以相信唯物论”⁽¹⁴²⁾。1947年吴耀宗又写了《一个基督徒的自白——基督教与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了唯物论和基督教之间并无矛盾、完全可以结合，甚至可以互补的观点，吴耀宗的这些观点在一些基督教保守派看来似乎脱离了正统信仰，但其总归是中国教会力图使基督教中国化的一种尝试，并且这种尝试也为解放后中国教会适应新社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¹⁴³⁾。

赵紫宸先生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神学是解释信仰的理论和适应时代环境的思想，在当今中国，基督徒可以接受马列主义从而创作出中国神学，他说:“到了现在的中国，我们面前摆着中国固有的文化与新近发扬的马列主义，而这两样东西好像与基督教是势不两立的。可是我们中国信徒创作中国神学的机会却惊人地临到了面前。……创造自己的宗教理解，扫除传统的曲解，是最积极、最艰难、最使人兴奋的一件大事！”⁽¹⁴⁴⁾

李平晔博士进一步指出，事实上，剔除有神与无神观念的对立，基督教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并非必然对立和冲突，尤其是在伦理观、价值观上，两者之间的同更大于异，近代以来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更多的是政治层面上的问题⁽¹⁴⁵⁾。笔者认为，强调基督教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相同之处，有合作的可能，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在“有神还是无神”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对立和差异，如果否认这种差异，无论是对基督徒来说，还是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当然，客观地承认这种差异，并不表明二者不能本着互相尊重的原则，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价值观等问题上进行交流、对话和合作，达到和而不同。

事实上，中国教会内部也只有一些激进的自由派人士能够赞同吴耀宗调和唯物论与基督教的观点，大多数人认为从本体论来说唯物论和基督教是无法调和的。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目前中国教会在探讨基督教如何融入中国社会，如何中国化这一问题时，大都是研究基督教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基督教如何在实践层面与现实处境相融合、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等问题，而对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深层次上的对话问题则大多没有涉及。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汪维藩比较接近赵紫宸先生的思想，即认为基督徒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东西接受过来，为我所用，创造出中国自己的特色神学。因为历史的际遇，给了汪维藩一个充分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机会，20世纪50年代，他就阅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三部曲等等；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已经开始研读《毛泽东选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在“文革”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人们所能阅读到的书籍就只有马克思主义著作了，出于对知识的强烈渴求，汪维藩大量阅读了国内外的马列主义著作，先后写出了10万字的《毛泽东选集》的读书笔记，20万字的马列著作读书笔记（其中包括10万字的历史唯物主义笔记和10万字的辩证唯物主义笔记）。相对于中国老一辈神学家和年轻一代神学家，汪维藩对马克思主义相当精通，这一点在Philip L.Wickeri所写的RECONSTRUCTION CHRISTIANITY IN CHINA:K.H.Ting and Chinese Church一书中也得到充分肯定⁽¹⁴⁶⁾。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中可以为其所用的东西都被他拿来构筑中国特色神学，他说:“共产党（应该是指马克思主义，笔者注）的思想里面可以为我所用的方面和我经受的苦难，这两点交织，形成了我的神学思想。我既不是那种骂街式的，也不是那种点头哈腰式的，而是真正从最深处把共产党的思想，马列的精髓和我的神学思想融合在一起了。”⁽¹⁴⁷⁾

汪维藩对马克思主义的借鉴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即“那种‘站在圈内’，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由表及里，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的学风”⁽¹⁴⁸⁾，而且主要是应用于他的宗教理论研究当中，因为时间所限，本文对于这一部分暂不做研究。除了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及其方法论运用于其宗教理论研究外，汪维藩还能够很自如地引用中外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观点材料，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例如在《谈办好教会与神学思想建设》⁽¹⁴⁹⁾一文中，汪维藩引用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中的思想说明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心理功能的肯定；在《有容乃大》一文中汪维藩以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为例，肯定恩格斯研究宗教问题时所采取的“站在圈内”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学风⁽¹⁵⁰⁾等等，足见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功力之深。汪维藩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借鉴，可以说是在爱国爱教的前提下，寻求基督教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和谐共处的有益尝试，是实现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现实处境下中国化的可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