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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神学的影响

时间:2022-08-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一、福音派神学的影响福音派(evangelicalism)一词涵义十分复杂,在欧洲,指整个基督教新教,尤其是路德宗、归正宗,以区别于“罗马天主教”或“东正教”;在英美等国,指新教中的一种与自由派相对的较为保守的神学思潮,是一种神学运动或趋势,是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神学信仰流派,其特点是强调圣经为唯一的权威,个人信奉耶稣基督而从罪中得救,从偏离、疏离上帝到

一、福音派神学的影响

福音派(evangelicalism)一词涵义十分复杂,在欧洲,指整个基督教新教,尤其是路德宗、归正宗,以区别于“罗马天主教”或“东正教”;在英美等国,指新教中的一种与自由派相对的较为保守的神学思潮,是一种神学运动或趋势,是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神学信仰流派,其特点是强调圣经为唯一的权威,个人信奉耶稣基督而从罪中得救,从偏离、疏离上帝到归回上帝,有着强烈的向他人传福音、与他们共享救恩的愿望和信念。本文所指称的福音派是指后一种涵义。

一般地,从神学信仰上来看,福音派的特征可以归结为形式与质料的“二原则”说:一是质料或内容原则,即坚信所有来自圣经的基本教义:信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信仰基督道成肉身,基督无罪圣洁的生活以及教导的权威性,替代性赎罪,从死中复活,二次复临和对生者与死者的审判;奉行圣洁生活、为福音作见证以及事奉上帝的必要性;对未来生活的希望等等。另一原则,即所谓的形式原则,是指坚信圣经的真实性、权威性与终极性(59)

从表现形态上来看,福音派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福音派是超宗派性的,它不局限于任何一个传统具体的宗派中,它本身也不是一个宗派;其二,福音派是存在于新教各主流宗派中的一种神学运动或趋势;其三,福音派代表着一种普世性运动,在福音派中存在一种源自于信奉与持守一系列共同的信仰与观点的自然亲和力和归属感(60)

福音派作为一种神学运动或趋势,是动态发展的,有其发展和流变,它渊源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传统和18世纪英国的宗教奋兴运动和美国的大觉醒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20世纪40~50年代出现大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至今仍十分活跃。福音派作为一种保守思潮,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也有保守与开放之分,具有一定的差异和多样性,主要包括极端保守的基要派(61)、较为开放温和的新福音派、灵恩派等类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要派作为自由派的对立面而产生,是新教福音派神学回应自由派神学与现代主义思潮的极端表现形式,其所采取的态度和手法可说是极度“保守主义”的,其特点是热心维护一切受自由派神学与现代主义思潮所攻击的新教正统神学和教义,强烈反对自由派神学及其圣经批判学,坚持圣经字字句句是真理,坚决捍卫圣经的绝对权威;其极端者还坚信神定时代论(62)和前千禧年(63)、反对进化论、反对世俗人道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罗马天主教及一切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教派;不关心政治问题,但热心慈善事业;特别强调个人灵魂得救与净化,他们提出了五点基本要道,即坚信圣经无谬误、耶稣为童贞女马里亚所生、耶稣代人受过、基督肉身复活、基督将复临。

在反对现代派的过程中,基要派走向了对圣经的僵化式字面理解,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并且越来越心态狭隘、划地自限、极端的不宽容,坚持执行“符合圣经的分离”,从主流教会中分离出来,反对与任何非基要派信徒有任何往来,这些缺点使得它越来越失去人心,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后便开始走向衰退。

这种极端、保守、狭隘的基要主义信仰由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后,迎合了当时处于绝望中的一批信徒的需要,孕育出了“一种畸变与扭曲的神学”(64),影响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信徒。由于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刚刚开始,仅仅满足于情感上的依赖和安慰,神学造诣不是很深,当时的汪维藩深受这种极端保守的基要主义思想的影响,偏执于一些旁枝末节的所谓“基要信仰”,却自以为保守着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殊不知在这些次要问题上的坚持与偏执已经完全背离了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幸运的是,后来汪维藩开始认识到这种极端保守的基要主义信仰的褊狭:“我是参加这种祷告会的青年之一,当时正在大学读书,爱主之心热烈而诚挚,但却怀着一颗雅各、约翰的心(65),一颗先知约拿的心——对人民的苦难幸灾乐祸。”(66)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汪维藩提出了从基要主义归回传统的途径:“唯一的出路是重新回到圣经寻求新的亮光与信息,要看上帝如何说。”(67)

20世纪40~50年代,基要派阵营内部出现分化,一些温和基要派因为对极端基要主义划地自限的狭隘心态和分离主义表示不满,以福音派自称而与极端基要主义划清界限,这些人摒弃了基要派的极端宗派主义、反文化主义、反理性主义、完全按字义解释圣经的主张,坚信唯有圣经是绝对的权威,圣经是神的默示,在信心与行为的教导上没有谬误,完全符合逻辑,但不是从字义上理解,而是从精义上去理解;反对基要派把自己与社会相隔离的做法,主张用保守主义的立场去关心社会,关注社会伦理与政治问题,试图使基督教信仰对现实社会文化政治生活发生有效影响;反对基要派的分离主义倾向,其中一些开明人士甚至主张在坚持基要信仰的基础上,与现代思想对话,与其他各派包括自由派和新正统派神学对话甚至合作(68)。这些人当时被称之为“新福音派”(Neo Evangelicalism),而他们也愿意以此自称,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们主动放弃了“新福音派”的称谓,而代之以更加简洁、更加传统的“福音派”这一称谓,并延续至今。

学者们则称这种兴起于20世纪40~50年代的新福音派神学思潮及其后来的发展变化为现代福音派运动,并认为现代福音派的主要特征可归结为三点:圣经终极权威论,这是福音派历史上最为鲜明的特征;救赎福音的基督中心论,这是福音派在神学上最为重要的核心,对基督福音的信仰同时也包含着对它的宣扬,因此重视福音传教也同样是现代福音派的突出特征;个体灵性皈依与社会精神变革论,强调个体灵性皈依肇始于18世纪福音派对新教神学教条化的不满,强调社会精神变革渊源于新福音派初期对基要派的分离与孤立主义的反叛,这三点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现代福音派在信仰与实践上的本质特征(69)

现代福音派藉着其较为开明、宽容的心态,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获得迅速发展,尤其是70年代下半叶以来,其神学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特色并开始在学术界赢得尊重”;“开始越来越多地融入到主流教会中来……成为当今宗教生活领域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70)。在当代社会,福音派在迅猛发展的同时,其内部也经历着多元分化过程,他们在坚持其圣经权威的同时“已变得越来越适应于现代性并在更大的程度上具有包容性与异质性特征”(71),容纳了多元化的福音主义模式和神学倾向,具有保守、开明和自由等不同趋向,形成多种流派,诸如新灵恩运动、耶稣人民运动、青年福音运动等等(72),诚如美国学者乔治·马斯登(George M.Marsden)所说:“人们只能在一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将福音派视为一个统一体。福音派信徒可能以一种一般的方式赞同福音主义的本质”;“没有一个领袖或一群发言人能够代表整个运动发话”(73)

现代福音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尔·亨利(Carl F.H.Henry)、拉姆(Bernard Ramm)、葛培理(Billy Graham)等人,卡尔·亨利是福音派初期发展中的重要代表,他非常强调启示的意义,认为启示之本质乃指上帝既有历史上的作为,又向人类言述,启示传递了关涉人之现今和未来命运的根本信息,神在启示中让人分享其精神,神启为一切真理之源,与此相关,圣经作为神启之产物应绝无差错,但这种无差错不可从现代科技之精确、严谨意义上来加以机械理解,只应点到为止;亨利在肯定上帝的内在性的同时更强调上帝的神圣超越性;他还关注社会伦理,坚持基督教应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变革,认为个人皈依与社会正义二者不可偏废,但强调社会变革应以个人灵性更新为开端(74)。拉姆代表着新福音派神学与现代思想的公开对话,主张面对现代思想,不回避当代科学进步和知识学问引起的新发展和新问题,在拉姆看来新福音派应是促成和解的福音派,即应达到基督教信仰与人类知识的和解,既然上帝乃造物主和救世主,那么圣经与科学就能相互协调,只有一种成熟、明智的圣经理论才足以面对现代科学、哲学、心理学和宗教发展的趋势;拉姆把圣经揭示的神启,即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基督之启示视为终极权威,并认为神启要超越人之理解,却不与人的认知矛盾,人对神启的接受和把握使神启的超越性化为内在性,这就意味着神启已存在于一切人类知识真理之中(75)。葛培理是当代福音派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剖析了苦难世界的诞生:苦难其实并不在神的原初计划中,只是因为人在刻意违抗神的话与诫命时,才为自己带来了苦难,但葛培理对苦难的存在持冷静而不绝望的态度,通过上帝的大能化苦难为祝福,这正是苦难的“积极价值”;他认为天国早已存在于人间,藉着基督与我们同在,住在一切真正信仰他的人的心灵里,因此,信仰的意义在于注重人的灵性、人的精神生活(76)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基督教会未能及时接触、了解到福音派神学运动在20世纪40~50年代以来由基要派向现代福音派发展衍变的整个过程,在近30年的时间里,现代福音派神学兴起和发展出的各种神学观点基本上没有对中国基督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我国基本上处于和外界隔绝的状态……神学思想完全停滞不前……这50年间,世界基督教经历过许多变化,神学思想上有许多重要的新发展……我们是到最近十几年来在改革开放中才多少知道一点……我们比境外的基督教在神学思想上也的确落后了几十年”(77),中国教会基要派信徒占大多数的现状并未改变,中国大多数基督徒还是持守着追求个人灵魂得救、消极遁世的基要信仰。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之后,现代福音派神学思想才随着当代西方各种神学思潮涌入中国基督教会,开始对教会上层产生影响。汪维藩很欣赏现代福音派神学的观点和模式,欣赏他们的现代福音主义路线——既持守基本信仰,又关心社会与人生。但汪维藩开放的福音派思想并不是从西方现代福音派的影响而来,实际上是在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在千难万险中自己探索出的一条“窄路”。所以他的思想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现代福音派的神学模式。在其神学思考中,充满了现代福音派的神学观点和倾向,但又具有中国特色,他自己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或者中国开放的福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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