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学向人学的重要过渡

1.从神学向人学的重要过渡

汉·干支五行骨筹

在《周易》《尚书》《诗经》等经典中，提到的“仁”，主要是指人的一种美德，如云“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²⁾，“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³⁾，“其人美且仁”⁽⁴⁾等，但尚未形成系统的仁学思想体系。西周末年，孔子才把“仁”上升到哲学高度，构建了以“仁”为核心的仁学思想体系。“仁”是孔子思想以及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范畴，是“义”“礼”“智”“信”等其他诸多范畴的核心和基础。“仁”的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思想形态、主体意识上对“人”的发展和自觉，标志着从殷周的宗天神学向儒家伦理哲学的转变，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仁”的精神不但无形地渗透在以后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潮中,而且对社会文化思想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

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在《论语》一书中频繁出现（多达110处）。“仁”的内涵有广义、狭义之分，又有层、级之别。学术界围绕“仁”的基本内涵及其内在实质、“仁”在孔子以及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地位以及“仁”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实践意义等方面发表了大量论著，也得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看法。

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⁵⁾，它强调的是对人的关心和爱护，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原则⁽⁶⁾，其实质是指一种人生所应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孔子对“樊迟问仁”的回答是他对“仁”狭义的本质规定：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⁷⁾

“爱人”有两条重要原则：

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⁸⁾

即承认并要求自己欲立、欲达的事，也要尊重别人有立、有达的权利和愿望。这是从积极方面而言。孔子讲“爱人”，切近简易、平实无华。他认为要想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必须“克己复礼”，即克制和约束自己，以做到视、听、言、动莫不循礼，以礼约束自己。

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庐墓处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⁹⁾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¹⁰⁾

即凡是自己不想做的事，也不要强加于别人。“如见大宾”“如承大祭”一样，凡事皆要以礼自律，如此，才能“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从消极方面而言。

孔子讲的“爱人”，并非是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乡愿”之爱，而是“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唯仁者能好（喜爱）人，能恶（讨厌、憎恨）人。”⁽¹¹⁾即认为欲爱善者就必憎恶者，如果只有爱而无恶，就不是真正的“仁”。“仁”是爱善者与憎恶者相统一的一种美德。

《礼记》作者发挥孔子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思想，进一步把“爱人”分成两种，指出：“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小人）之爱人也以姑息。”⁽¹²⁾认为君子爱人只限于有德之人，对于无德之人是不爱的；而小人爱人是不分善恶、不分是非，无原则地宽容一切人，仁爱一切人。

孔子与曾参有一段关于“仁”的对话：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¹³⁾

曾子墓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把孔子说的“一以贯之”之道归结为“忠恕”二字。“忠”是尽己之爱心以助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不以己之所恶施于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即是“仁爱之道”，也就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这是孔子对“仁”狭义的进一步说明。

“爱人”是孔子对“仁”狭义的说明，是他对“仁”的最本质内涵的规定。“仁”即“爱人”，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贯穿在孔子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儒家最为重视宗法血缘关系，只有爱人，给人以爱，才能维系这样一张复杂的关系网。正因为如此，孔子才直接以“爱人”释仁。但是《论语》中的“仁”含义深广，其意旨单凭一个“爱人”难以完全表达出来，爱人可以说只是仁的一个表现形式。

如果把“爱人”看成孔子对“仁”的本质内涵规定的话，那么在“仁”的外延上，孔子《论语》中蕴涵“自爱”“亲亲”“仁民”“爱物”四个层次，具有远近和厚薄之分。这里不仅有人类之爱，也有宇宙之爱，既含有社会伦理，也含有生态伦理。它是一个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由近及远的推展过程。

在《论语》中，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自爱”这一概念，但是“自爱”的思想随处可见。孔子认为，要“爱人”，首先就要“自爱”，“自爱”是“爱人”的前提。要想得到他人的爱，就要首先“自爱”，要想得到他人的尊敬首先就要“自尊”。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喜欢卖弄小聪明）”，要想“成仁”并得到他人的敬爱“难矣哉”⁽¹⁴⁾！只有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把自己修养成“仁人”，真正做到“自尊”“自爱”，才能由“自爱”而“爱人”。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¹⁵⁾“自爱”“自尊”是建立在“我欲仁”的基础之上。“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¹⁶⁾。即认为仁者以分财济贫来获取自身的好名声，而不仁者则以身殉财。仁者爱人，首先要自爱其身。

汉代扬雄把孔子的“自爱”思想视为“仁之至”即是对“仁”的最高理想追求。他发挥孟子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思想，认为要想得到他人的“爱之”“敬之”，必须以“自爱”“自敬”为前提。他指出：“人必其自爱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¹⁷⁾“自爱”“自敬”是“仁者爱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自爱”“自敬”的基础上，进而要求由“自爱”推展到爱、敬自己的父母兄弟及其家族，这是“亲亲”之爱，因为这种“亲亲”之爱是建立在至纯至真的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孔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¹⁸⁾又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¹⁹⁾在孔子看来，孝悌之道所以是“仁之本”，因为一个人如果对生养自己的父母，对与自己最亲近的人都无仁爱之心，那么又怎能以仁爱之心去爱他人？认为“爱人”应从“孝悌”开始，再把这种对亲人的爱，推广到社会上，方可做到“泛爱众”。孔子在讲完“弟子入则孝，出则第”之后，马上就说：“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²⁰⁾又说：“君子笃（厚待）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人情淡薄）。”⁽²¹⁾“慎终（哀悼亡者）追远（追祭先人）民德归厚（民化其德，归于厚重）矣。”⁽²²⁾一个在家不孝敬父母、不慈爱兄弟和亲人者，在社会上是不可能尊敬师长、上级和朋友的。一个六亲不认的人，是不会在社会上爱别人的。只有在家庭中真正做到孝悌之道，方可用自己的爱心去对待他人、尊爱他人；只有以爱齐家，方可以爱治国、平天下。

扬雄雕像

孔子把这种“亲亲”的爱人思想，进一步贯彻于治国之中，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又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²³⁾在“德治”与“刑治”的对比中，他虽不否认“刑治”，但他认为“德治”优于“刑治”，“德治”是“仁民”的根本之道。所谓“德治”，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在政治上，孔子虽不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是他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至期谓之贼”⁽²⁴⁾，极力反对滥施刑罚的暴虐统治；在经济上，他主张减轻徭役和赋税，大力提倡“富民”“利民”“养民”“惠民”；在吏治上，他主张“举贤才”，认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²⁵⁾，甚至设想以选举制选拔贤才。“尧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²⁶⁾。孔子“德治”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是“仁爱”这一人道主义理性精神在政治层面的具体表现。“德治”是以“仁爱”为前提、为基础的。

孔子“仁爱”所蕴涵的崇尚仁道、追求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并由它在中国历史上所铸造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志士仁人，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并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地提出“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但是当他将“仁爱”思想由社会领域进一步拓展到宇宙万物时，也提出了一些十分精辟的观点。孔子提出：“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效法）之。”⁽²⁷⁾

认为天道无私唯德是与，这多么崇高啊！在人间，只有像尧这样的圣君才能效法天道，让位于舜，亦唯德是与也。这是一种“天人合德”的模式。从这一模式出发，孔子提出两条“爱物”的原则：

一是“不时不食”⁽²⁸⁾。孔子不但“爱民”，而且也热爱自然，热爱生命。所以不到该吃的时候，不吃。孔子还把“孝”的内涵作了区分，子女对父母之孝，为“小孝”；博施“仁爱”于宇宙，以成全天地万物之发展，为“大孝”。“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²⁹⁾在人类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能将仁爱之孝推展到宇宙万物，是一种可贵的生态伦理思想。孟子在“不时不食”的思想基础上，根据动植物依“时（季节）”变化而发育成长的生态规律，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取物以顺时”的生态道德观念。他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鳌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鳌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³⁰⁾荀子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不时不食”思想，他认为：

尧陵，山西临汾市东北35千米郭村里隅涝河北侧

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产卵）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山无草木）而百姓有余财也。⁽³¹⁾

二是“钓而不纲，弋不射宿”⁽³²⁾。意谓孔子只用渔竿钓鱼，而不用大绳挂渔网横栏在河道中捕鱼；他虽用带生丝的箭射鸟，但不用它射归巢歇宿的鸟：以免杀伤过多，灭绝生灵。

从政治主张上看,孔子非常突出地强调了对人（主要是下层民众）的关心爱护。坚持“为政以德”的纲领外,他还主张“道（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³³⁾。后两项皆是直接对“人”和“民”而发。他认为:“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³⁴⁾“宽”当然是对“民”而言。孔子称赞子产有君子之道四,其中两条是“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³⁵⁾。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³⁶⁾且不说把“足食”列为首位,所谓“民无信不立”,也不是讲一般的“信”,而是讲最重要的是取信于民。同篇又载:“哀公问政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有若的观点,当然代表了孔子的观点。

子产铸刑鼎

有若

《春秋》

哀公问政

子路墓祠

曲阜孔林

《子路》篇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更典型地表明了孔子对百姓的态度。同篇还载有孔子的感叹:“‘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另外,同篇所载孔子的话:“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讲的虽是战争的事,同样体现了爱人的精神。相反,对于加重盘剥百姓的行为，他则表现了不能容忍的态度。如《先进》中所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对此深有体会，所以在《离娄》上中引用孔子的话说:“仁不可为众也（仁不可以人数众多来对抗）。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