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哲学工作者

哲学、时代与哲学工作者——六十年中国哲学发展的反思与期望⁽¹⁾

苟小泉

一、时代与哲学

马克思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²⁾，这不仅是对哲学属性的一个深刻的解释，而且还在更深沉的意义上进一步揭示出哲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即哲学往往是时代的产物，哲学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出现。

当然，马克思所谓的“哲学”不但是时代的产物，而且是代表着“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从一般意义上讲，时代精神具有更宽泛的内涵，其表现也具有多种，但其精华却不仅仅是宽泛的时代精神，而是具有特立于一般的时代精神之上、能够引导时代发展的一种精华，那就是哲学。由此可见，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不仅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直接表现为能够引导时代发展的精神资源。

这样看来，在本质上，哲学不仅仅诞生于时代，而且能够超越时代，成为引导时代发展的精神源泉。所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句话同样也可以表述为哲学是“超越时代的精神精华”。两者无疑是统一的。从更直接的、现实的意义上看，也许后者是更具有价值的表达。

如果上述分析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分析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时，就不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表象中，而要深入到更深刻的层面。一般而言，贫乏的时代往往与哲学的贫困相联系。这是因为，哲学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精神表现，贫乏的时代所面临的往往是物质财富的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表现力的局限，时代精神不能尽情伸展，作为与时代相联系的哲学的贫困自不待言。但例外的情况是，物资相对贫乏的时代往往会产生丰富的哲学。为什么物资相对贫乏的时代往往会产生丰富的哲学？

比如，中国在抗战的艰苦时代，按照一般的逻辑，战时的交通阻隔，印刷困难，学术资料难于获得，哲学必将退步，但事实恰为相反。在孙本文等著的《中国战时学术》一书中，谢幼伟先生撰写了《抗战七年来之哲学》，文中指出：“我们不要以为这七年来的抗战把中国哲学的进展阻碍了，实际上，这七年来的中国哲学，比起中国任何一时期来讲，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的说，中国哲学是进步了。这七年的抗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³⁾这里的“中国哲学”不是指狭义的中国传统哲学，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谢幼伟先生担心人们会误解他说的“七年的抗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是夸大之词，所以他回顾了中国哲学的过去，总结了传统中国哲学的特征，即“精神是力行的”、“方法是自觉的”、“态度是宗教的”⁽⁴⁾，其有优点，也有缺点，而抗战七年来的哲学发展，正好是保存过去哲学的优点，改正其缺点。而“中国哲学的新生”，体现于七年来中国哲学上的著作在“重质不重量”的实绩。

谢幼伟先生指出，中国哲学的这种实绩具体表现为，抗战“七年来中国哲学上的著作，在量的方面讲，虽不算多，但在质的方面来讲，则远非抗战前所能望其项背。我们知道，一切的著作都是重质不重量的，尤其是哲学的著作，更是要拿质来决定。英哲亚历山大（S.Alarander）尝说：‘一两的独创见解，胜过一顿的人云亦云的见解。’这学者有所创获，无所创获，虽多亦不足贵。抗战前的中国哲学，似乎很少有见解新颖的著作，可是抗战后，便极为不同。这些著作总有某一点是和前人不同的，总有其可以永久存在的价值的。在这些著作中，作者认为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一为熊十力先生的《新唯实论，语体文本》（全书已于本年三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为贺麟先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三十一年独立出版社出版），一为章士钊先生的《逻辑指要》（三十二年时代精神社出版）。其次，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廿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廿九年商务版，此书未流入内地，作者尚未看到。）以及沈有鼎先生新近在《哲学评论》发表的《意之分析》两章，都是哲学上极有价值的著作。”⁽⁵⁾谢幼伟先生所列举的以上的著作，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是哲学巨著，有着深远的影响。可见，谢幼伟先生所说的“七年的抗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不仅非夸大之词，而是公允之论。

一般而言，贫乏的时代往往不会产生丰富的哲学，这仅是从时代的角度而言，但哲学在本质上，不仅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是能够超越时代的精神。由此，从哲学的角度而言，便会产生一种必然性，即贫乏的时代往往会产生丰富的哲学。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不但要从军事、经济等物质层面与外敌对抗，还要在文化、文明等精神层面得以挺立。学人们虽然没有扛枪投入战斗，但内心的救亡运动却毫不亚于亲自冲锋陷阵。所以，在抗战的艰苦时代，虽然物质条件极端艰苦，学术环境与和平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学人们的奋发精神和高昂的气概却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哲学取得长足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仅表现为时代的产物，而且是能够超越时代的精神，那么，在本质上，便能够具有引导时代的功能。从我国六十年哲学的发展历程看，哲学引导时代的功能颇为明显。1978年，正是一场哲学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是哲学不仅表现为时代精神、超越时代的精神，并具有引导时代的最好说明。

当然，中国六十年哲学的发展，尤其是近三十年的发展，与时代的发展似乎并不同步。因为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时代精神也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相比之下，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似乎有些落伍。比如，面对时代的课题，有说服力的新时代的哲学观点还不成熟，代表新时代的哲学巨著还没有出现等。但是，笔者相信哲学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哲学的命运与时代相关，但并不必然等同于时代，而是最终表现为超越时代的精神，而这一精神与哲学工作者紧密相连。

二、哲学与哲学工作者

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上看，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的产物，哲学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时代，但同时，哲学也最终表现为超越时代、引导时代的精神。两者是一种互动的统一关系，马克思指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内在地包涵着这一点。

从根本上看，“时代”的具体内涵具有多重的复杂性。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遍的、外在的、宏观的时空，同时还包含有具体性、个体性和内在性，两者依然是一种互动统一的关系。而且，由于哲学本质上属于人类精神，所以，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其首先具备的反而是具体性、个体性的时代内容。

但是，由于受僵化的唯物论影响，我们关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的看法，一直倾向于时代决定哲学的看法。比如，研究某一哲学思想成因时，一般地说，我们习惯于从时代背景（如政治、经济、文化等）、自然环境（如地理环境、生产条件、生活习俗等）进行探讨。这似乎形成一种研究定势，即某种哲学思想的成因、性质与面貌，都是时代的外在形式所决定的，而哲学仅仅是时代经济、政治等客观层面地反映，至于哲学家的主体精神也属于反映层面的产物。

其实，以上的看法仅仅概括了时代与哲学的一个层面的问题，即从哲学所产生的物质维度而言，哲学不可能脱离时代而产生。但哲学的产生是一个综合而具体的过程，不可能仅仅具有某一个维度。从哲学产生的更具体、直接的角度看，由于哲学本质上属于人类精神，所以，某种哲学与这种哲学的拥有者之间，才会有更直接的联系。外在的、宏观的时代维度仅能解释某一种哲学思想的一般成因、特征和本质，而如果要在更具体的角度解释其成因，尤其解释其学说之具体的性质和特征之时，我们不仅要以时代的坐标确立其一般形态，而且要联系与时代互动的哲学思想的主体。只有从普遍的时代性与具体的个体性互动统一的关系之中，才能确立哲学的命运。从具体的主体的角度看，哲学工作者们个体的人生经历、境遇与其哲学具有直接联系，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哲学工作者决定了哲学的命运。

联系到抗战时期的中国哲学的建树和发展，同样可以看到时代性与主体性的互动，看到哲学工作者们的人生经历、境遇与中国哲学具有直接内在联系。从一般意义上讲，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八年抗战实践，的确为中国哲学的新生提供了动力与支持，但从更内在的角度看，抗战的实践仅仅是充分的条件，而不是必要的条件，因为抗战并不必然产生中国哲学的新生。这就要引入更具体的哲学工作者的个体因素。正是哲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感和顽强的艰苦努力，才使抗战时期并不理想的学术环境产生了中国哲学的繁荣。现仅以金岳霖先生为例，其《论道》、《知识论》等宏著均诞生于艰难困苦的抗战时代，他的哲学就是他的命运，反之亦然。他在《论道》、《知识论》的《作者的话》中均谈到二书，尤其是70多万字的《知识论》一书的忧患命运。他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抗战期间，我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了。有一次空袭警报，我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我站起来就走。等到我记起时，返回去稿子已经没有了。这是几十万字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得重写。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或十四日，我又写完了，交给了商务印书馆。”⁽⁶⁾在空袭、油灯之下，在颠沛流离之间，金岳霖先生重写了他丢失了手稿的《知识论》一书，这需要多大的劳动和毅力！如果没有哲学的使命感和坚韧顽强的毅力，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哲学与哲学工作者之间的确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我们研究任何哲学都不能忽视主体性的维度。

从中国六十年中国哲学发展看，同样可以看到时代性与主体性的互动，看到中国哲学工作者们的自觉努力。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是前三十年中国哲学的最大困扰和障碍，哲学工作者的主体性受到极大的制约。尽管当时的学术环境有种种制约和限制，如哲学的阶级性、哲学的唯心、唯物之争等，但中国哲学工作者们依然严肃认真开展学术研究、进行学术争鸣，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哲学成果。比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和逻辑体系、西方哲学原著（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的西方近代哲学）的译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等领域均取得了重要发展。但总体上，这前三十年的中国哲学的实绩并不辉煌，处于蛰伏状态。

从20世纪后三十年的发展看，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不断采取新方法、开拓新领域，中国哲学研究也由此进入新的阶段，其视野更为开阔，内容更为丰富，哲学家的主体性也得以展开。哲学工作者表现出极大的哲学热忱，为哲学发展作出了不俗的贡献。除老一辈哲学工作者如熊十力、贺麟、冯友兰、金岳霖等已有的大量重要成果外，在唐君毅、方东美、牟宗三等学者的基础上，中国哲学着重引进和介绍西方哲学的各大主要流派以促进中国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研究逐渐地走上了一条成熟的道路，其标志是一些哲学工作者对中、西、马哲学融通方法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融会贯通的特点比较明显，创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其中影响较大且有自己体系的哲学家当推冯契、李泽厚、庞朴、汤一介等人。冯契的《智慧说三篇》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代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成就。他不仅沿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又在不同程度上借鉴和融合了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为数不多的建立了自己思想体系的哲学家。李泽厚、庞朴、汤一介等主张本体论、主体论、方法论之间的有机统一，以创建相对稳定的哲学体系。如庞朴努力将中国哲学思想结构化，以“道、学、治”三统合一的情结去建构“一分为三论”。而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的表现形式是一种对经济决定论为特征的唯物史观进行理性补充的“历史本体论”，其基本思路是所谓“经验变先验（使用的工具理性论），历史建理性（具有绝对主义伦理学特点的宗教性道德），心理成本体（中国乐感文化的回归）”，所针对的是以“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为基调的反经济决定论的新历史主义。

当然，客观地看，以上哲学研究也有种种问题，首先表现为，在研究内容上，宏观多于深层。国内学术界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或偏重于历史的考察，或在方法上注重中、西、马哲学融通，或试图建立中国哲学本体论体系，但总体上，这些研究均注重宏观层面，在哲学理论的深度建构层面明显不足，局限性还很大。从切入的研究角度看，这些研究或侧重于历史诠释，或关注理论意旨，或指向自身的传统梳理，或以西方哲学为参照视域，但角度虽多，基本的原点视域却仍然很少。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借鉴多于创建。在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中，国内学人比较重视借鉴和汲取前人研究方法，如继承前辈学人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诠释，另一方面又注重参照西方哲学，如分析哲学、诠释学和现象学等方法，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无论是借鉴和汲取前人研究方法，还是注重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都失之于简单和片面，没有能够在借鉴中形成具有真正创造性的研究方法。

当然，以上问题的产生，与过去的时代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如借鉴多于创建就与传统的哲学思维有极大的关系，但与哲学工作者的个人的主体性还不够强，创造力还有局限性或基本积累不足等原因也有一定关系。虽然现阶段，我们所处时代的发展的丰富性为中国哲学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但哲学工作者的主体性还有待进一步伸展，哲学工作者的责任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和深化。

三、哲学工作者的责任

正由于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最终表现为超越时代、引导时代的精神。这就决定了哲学工作者的责任，不仅仅是关注自身的发展，而是要关注人类的发展，并促进这种发展，正如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一书中指出的哲学家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⁷⁾这一最崇高的目标就是哲学工作者的责任，这与张载的话也是恰如其分地对应着：“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⁸⁾其中“为天地立志”也被表述为“为天地立心”，这指出了哲学家的对世界、人类应承担的最高责任，这里的“志”或“心”，实质是指人类的良知良能和优秀品质，用费希特的话也可以表述为“人类完善的可能性”⁽⁹⁾，哲学之所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体现于哲学家的对世界、人类应承担的最高责任就是挖掘、发现并促进人类优秀品质；“为生民立道”也被表述为“为生民立命”，是为人民大众的命运确立必然性，这指出哲学家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费希特所说的：“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它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¹⁰⁾“为去圣继绝学”是为了完成哲学家的使命，应该掌握人类在哲学领域已经有的知识，这是哲学家应特别担负的一种责任和使命，即“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如果学者已经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必要的经验知识，那他就会具有发达的敏感性。他应当熟悉他自己的学科中那些在他之前已经有的知识”⁽¹¹⁾。“为万世开太平”则指出哲学家“不仅看到眼前，同时也看到将来；它不仅看到当前的立脚点，也看到人类现在就应当向哪里前进”⁽¹²⁾，即哲学家要指出人类社会的所能实现的最好目标和完美理想。

从以上可以看出，哲学工作者的责任较大，而这是由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并超越时代、引导时代的这一根本特征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工作者要承担更艰巨的工作、责任和使命，正像费希特所说，要成为“人类的教师”、“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等⁽¹³⁾。

从中国六十年中国哲学发展看，我们哲学工作者表现出了自觉的承担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他们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中国哲学家们的优良品质，脚踏实地，刻苦钻研，为中国哲学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不可否认，相对于费希特、张载所提出的哲学的终极使命，我们目前的哲学工作者还有不小的差距，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现仅就学风而言，尚存在以下问题和倾向：

首先，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我们一些哲学工作者们存在着不注重实际、甚至脱离现实的倾向。其具体表现为把哲学教条化、玄虚化，不重视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不注重当代人民生活实际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是故弄玄虚，宣扬空洞的理论词汇，或者像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的“言必称希腊”，盲目跟从西方学术，不管是什么问题，不管对不对路径，不管其出发点是什么，只要是西方的就跟上去。当然，对于借鉴西方学术不能一概否定，因为从“他山之石”的角度看，合理的借鉴对于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资源，这一点也有成功的例证。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首先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要树立起我们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和思考力，否则，盲目跟从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沦为西方的传声筒。

其次，表现为一种盲从，或者盲目跟风。我们有些哲学工作者并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在研究什么问题，而是盲目跟从时尚、时髦，别人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一会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会是普世伦理，一会又是普遍性问题，这正如明代的陈白沙所批评的：“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人生寄一世，落叶风中旋。胡为不自返，浊水迷清渊。”⁽¹⁴⁾陈白沙认为，只有返归自己，才能看得清楚，否则，别人说什么，自己跟着说什么，这样人生一世，不过好似风中落叶，随风颠倒，唯唯诺诺而已，有什么意义呢？而学者之盲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主体意识，所以不自信，从而依附他人。

再次，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有些哲学工作者们还存在着有意无意回避实质问题，不关注深层次理论问题、甚至拈轻怕重，致使研究的深度、广度均有不足。从根本上看，哲学工作者的天职和使命就是要“为天地立心”，探索和解决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但现在我们一些哲学工作者却有意无意地回避对深层次实质问题的思考、研究，总是在运用一些现成的资料，研究一些普通的问题，泛泛而论，不求甚解。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一些哲学工作者对待自己的工作有一种怕吃苦的思想，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担当重任的目的之后的使命感和自信心不足，乃至沦为平庸。

那么，以上问题应该如何应对呢？笔者认为，对于以上问题，我们不应该回避，而是要认真地面对。只有面对问题，才能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应从以下几点来解决以上问题。

第一，应该树立“求真务实”的学风，走理论创新之路。“求真”是一种学风，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步，是基础，即首先要以“求真”为己任。有“求真”而后才能“务实”，二者是统一的。所谓“真”即真理性，面对时代的要求，哲学工作者要有大智大勇、大仁大义，要有大气魄来面对真理性。如果一个哲学工作者面对一个问题，不去以“真”的态度去对待它，那么，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同时，还不能守旧。守旧是一种保守，是在两难选择之中回头走的一条路径。一些人认为，守旧是一条比较保险的路径，因为一般而言，守旧就是坚持大多数人已经认可的东西。但这是一种窒息学术发展的观念。与守旧相对的是创新。所谓“与时俱进”就是讲创新，而不是讲停滞和后退。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毛泽东、邓小平均是在理论上、思想上创新的典范。如果毛泽东不敢创新一条马列主义如何能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路，如果邓小平不突破“两个坚持”而创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我们如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如何能有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就？

第二，走融合、汇通、互动的发展之路。从根本上看，中国哲学不是孤立的时代精神，也不是独立的文化系统，从发展和演变来看，中国哲学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和文明的融合、互动过程。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主干的儒家学说，在创立之时就吸收了道、墨、法、名、阴阳等各家的优秀成果，所以才能日益成长，不断地发展壮大，到汉末又开始吸收佛教、道教思想，在宋代才能形成代表中国哲学最高峰的宋明理学。可见，中国哲学并不排外、不保守，其总体上表现出开放性和宽容性。在近代，中国哲学更是吸纳百川，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哲学吸纳引进的先进文化。所以，中国哲学不排斥任何文化，反而是自觉地吸收各种文化、融会贯通各种文明成果，因为，各种文化资源都是人类文明的营养，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各种伟大的哲学无不是融合、汇通、互动的产物。马克思本人就是在吸纳和融化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而构建了其最终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更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儒、墨、道、法的优秀内容，才创造性地把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即毛泽东思想。经典作家为我们树立了走融合、汇通、互动之路的榜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提到，马克思对他的时代中科学的每一项发现都特别关注，他甚至精通数学，这就是一种融合、汇通的风格。相对于过去时代，我们处于全球化的今天，学术的工具手段和学科资料的丰富性已远远超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时代的条件，如果我们反而不能融合创新，那是要心中有愧的。

第三，要关注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和突出的现实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上看，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和突出的现实问题是紧密相联的，甚至两者是一致的。因为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反映到社会现实层面之上，显现出来的就是突出的现实问题。比如，目前的青少年的信仰问题就是一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现实问题。目前，我们对青少年的信仰教育基本上是“婉约”的，很难经得起社会现实的冲击，比如网瘾、早恋、吸毒、暴力等问题，表现在深层次的理论层面就是信仰的缺失。应该承认，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理论问题，尤其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不够的，或者说是不充分的。从哲学的时代性与哲学工作者主体性的互动关系上看，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发展的时代，发展的时代需要的是“发展”哲学，虽然内在地涵有青少年的信仰教育，但发展的中心作用实际上使得精神文明建设落入旁骛。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更为关键的事，我们的理论界、学术界没有自觉地担当起解决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和突出的现实问题研究的责任，致使许多混乱观念存在的情形一直延续着，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哲学工作者不应该含糊其词，更不应该放弃，而是应该自觉地、沉稳地研究解决。当然，面对诸如信仰缺失等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和突出的现实问题，我们的哲学工作者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可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艰辛的劳动。但这是值得的，哲学工作者应该身兼大任，主动地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担，力所能及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责任。

目前，时代的发展为哲学工作者不断提出时代的问题，比如，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想。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中，需要哲学工作者从理论上、思想上、信仰上高度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工作，对待我们的研究，因为，真正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还包括“以人为本”的最终实现。没有一个“人”的现代化，就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每一个哲学理论工作者都应该牢记这一点。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

【注释】

(1)这里的“中国哲学”是在广义上的用法，即不仅包括中国传统哲学，还包括近现代以及现阶段融合了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哲学，其类似于“哲学在中国”的内涵。从地域上看，这里的“六十年中国哲＊学”主要是指中国大陆的哲学，不包括现当代港台和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哲学在内。

(2)【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3)孙本文等著：《中国战时学术》，正中书局1945年版，第1页。

(4)同上书，第7页。

(5)同上书，第11—12页。

(6)金岳霖：《作者的话》，《论道》、《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7)【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0页。

(8)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0页。

(9)【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第41页。

(10)同上书，第42页。

(11)同上书，第42页。

(12)同上书，第44页。

(13)同上书，第43、45页。

(14)陈献章：《赠陈秉常其四》，《陈献章集》卷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