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任上展才华，德治思想获民心

2.庐陵任上展才华，德治思想获民心

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学，逐渐赢得了官场同仁的赞许。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京城，传到了刘瑾的耳中。通过家书，王阳明得知父亲已经被迫致仕回乡。王阳明早已经看透了生死，所以随时等待着刘瑾的再次报复。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道吏部要求调任的文书，文书上明确写道：擢升王阳明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

刘瑾在武宗朝初期，对内阁大学士、抨击自己的文官们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从这方面来看，刘瑾的确是一个十恶不赦、恶贯满盈的奸佞小人。然而经过最初的政治斗争之后，刘瑾作为掌权人开始实施很多有利于百姓的施政方针。明朝的政治局面一下子又趋于平静，并且吏治大有改观。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概有两个原因。

其一，反对派的力量不再能威胁到自己。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内阁大臣已经被罢黜，朝廷之中的反对派可谓群龙无首。刘瑾利用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廷厂的爪牙对很多反对自己的文官进行了逮捕。这些官员不是被廷杖致死，就是被贬谪离京，完全失去了对抗刘瑾的能力。在刘瑾的淫威下，很多大臣选择了臣服。刘瑾上位成为朝廷中的“一把手”，也就不再丧心病狂地继续对受打击的人加以迫害。

其二，为了收买人心重塑自己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无论谁是当权者，都想在百姓心中留个正直光辉的形象。王莽篡夺汉朝天下之后，还推行了很多有利于革除时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措施。只不过很多措施触及了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才导致了后院起火。刘瑾虽然是一个太监，但也想成为百姓心中的好太监。他推出了很多革除弊政的措施，相对缓解了百姓的生活负担。

每个人都有着正义与邪恶双重性格，只不过在现实的影响下，我们仅表现出某一方面，但并不代表我们失去了另一方面。从刘瑾的施政方针可以看出，他也曾清楚地认识到明朝所面临的困境，想有所作为，真正地为百姓做一些事情。这其中虽然掺杂着太多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但不可否认他的确做了很多有利于百姓的事情。

正德四年（1509年）年底，刘瑾在朝廷中的权势如日中天，吏部居然发了一道升迁王阳明为庐陵知县的文书。王阳明感觉到匪夷所思，内心却无比激动。三年的贬谪生活，在龙场就度过了将近两年。如今突然要离开，王阳明还真的有些不舍。龙场地区的百姓，贵阳书院的学子，知遇之人席书、毛应奎，都是王阳明在贵州得到的最真实的朋友。

如果没有这次贬谪，王阳明也许还在京师讲学，还可能在六部中得到升迁，但他绝对不会在思想上有如此大的精进。“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的圣人之道，王阳明居然在龙场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参悟。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要我们学思有度，不断地总结自己。

因为升迁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任，与上一任官员进行交接，所以王阳明不得不急切地准备行囊东归。两年前从余姚、杭州过江西、湖南、贵州来到龙场，这次东归选择的路程与来时正好相反。西去龙场的时候，王阳明曾经在很多道观、寺院居住，并相约在归来时再次造访。王阳明首先要停留的地方是湖南的辰州，因为在辰州有自己的弟子冀元亨等相迎，还要在龙兴寺与杨名父相会。

正德四年（1509年）年底，王阳明与三个仆人踏上了东归之路。他们乘着扁舟顺沅江而下，过黔阳、泊溆浦，之后就到了辰州。冀元亨等弟子早已经派人在码头迎候，并将王阳明恭迎到龙兴寺。这龙兴寺建于唐太宗贞观时期，为千年古刹，背依虎溪山，俯临沅江水，隔江与笔驾山遥遥相望。

很多文人都喜欢留宿在寺院和道观，他们并非真的潜心仙佛之道。大概有两个原因诱惑着文人们对道观、寺院趋之若鹜。一方面就是自然环境的吸引。很多寺院和道观都是建立在名山大川之间，像中国的四大佛教寺院就是建立在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龙兴寺也不例外，不仅背靠虎溪山，还临沅江。自然环境如此清幽，很适合静心修行，修养身心。另一方面就是人文环境的吸引。在寺院和道观中，我们不仅能见到很多具有文化气息的建筑，还能遇到不少精通佛道儒经典的修行者。文人们可以与得道的道士、住持进行诗文、思想等方面的切磋。

王阳明在龙兴寺主要是为了等待杨名父的到来，所以很少在寺院之外走动。冀元亨等弟子也在寺院宿留，平常与王阳明探讨圣人之道。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知行合一”的感悟，有很多人不明白，对此王阳明深感愧疚。就像爱因斯坦讲“相对论”一样，没有多少人能理解。王阳明在想是不是自己的讲学方式有问题，还是自己的理论存在缺陷。

为了进一步参悟，王阳明在龙兴寺学会了打坐静思。在理解儒学的过程中，打坐静思可以锻炼对内心的收放。只是王阳明没有向弟子们解释，故而很多人误认为王阳明还在沉迷佛老。为了避免弟子们误解下去，王阳明之后还特意写信告知弟子们。

在龙兴寺等了几天，杨名父还是没有应约而来，于是王阳明选择了离开。之后他过桃源县而思陶渊明遁世的行为和出世的无奈；过洞庭湖、汨罗江再凭吊屈原；登岳阳楼而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再之后过长沙，作《三山晚眺》，到醴陵再宿泗州寺，与寺中老僧畅谈。转眼间，王阳明已经过了湖南来到江西，首先在萍乡武云观住下。在西行时，王阳明曾经夜宿武云观，并与观中道长约好，归来时一定再宿武云观。如今两年过去了，王阳明再次来到武云观，感慨颇多，作《再经武云观书林玉玑道士壁》，表达自己对人生无常的感悟。

眼见就到吉安庐陵，王阳明便对吉安进行了一番了解。吉安这个地方既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又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经过总结大概有三点。

第一，吉安人杰地灵，多出才子。

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将江西的才俊已经夸赞得淋漓尽致。两宋时期更是出现了欧阳修、杨万里、周必大、胡铨、文天祥等诗文双绝天下、忠孝节义流芳的大才子、大文人。元朝的时候，南方士子们多受压制，在仕途上没有凸显的成绩。到了明朝，江西的才子们又重现了自己的辉煌。

明成祖组建内阁，起用的七名翰林中居然有五人来自江西。这五人中又有三人为吉安人，可见吉安人才之俊。更为传奇的是，永乐二年（1404年）的科举殿试，吉安的才子居然独占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和二甲进士的前四名。值得一提的是，活跃在明朝中前期的解缙、杨士奇、陈循、彭时都是江西吉安人。就是因为吉安多才子，民间才会广传“翰林多吉水，朝上半江西”。

景泰年间的内阁首辅陈循曾经自豪地说：江西、浙江、福建三省的读书人最多，在三省之中以江西最多。而在江西的各府之中，吉安的才俊又是独占鳌头。据统计，在明朝开国后进行的31次科举考试中，总共出了31名状元、93名一甲进士、5603名进士。江西吉安府就出了9名状元、21名一甲进士、477名进士，在人数比例上均领先其他各府。

因为吉安发达的教育体系，促其成为“文章节义之邦”。在古代的官场中，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讽刺说法，这用在人才选拔上也未尝不可。江西吉安出了那么多有权势有名声的官员，他们必然会反哺自己的出生地。有素养的官员会利用个人关系推动故乡的教育事业，期望出现更多的才俊；权力熏心的官员为了缔结朋党，会在选拔人才上刻意起用同乡，组成一股影响朝局的势力。而吉安似乎属于前者。

第二，吉安民风好诉讼。

吉安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方，百姓多知书达理，明晓国家的法律。他们不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也不屑于通过乡老调解争端，而是喜欢依靠官府主持公道。不管是武装械斗的流血事件，还是偷鸡摸狗的鸡毛小事，吉安的百姓都会状告到官府。这固然可以宣扬公理，却不利于官府去粗取精、避轻就重地处理案情。

成化年间，有个叫许聪的官员调任吉安知府，顿时心生不安。吉安喜欢争讼的民风，许聪多有耳闻，恐怕自己难以在吉安站稳脚跟。为了方便在吉安主持公道，许聪特意向朝廷添油加醋地说了一些吉安百姓争讼不利的事情，获得了朝廷授予的便宜行事的特权。许聪认为有了朝廷做后盾，就可以大刀阔斧地改革，特别是对待讼风问题。没想到吉安的豪强将许聪状告到京师，最终迫使朝廷将许聪下狱致死。

许聪是依法办事，却遭到了不应有的残害，可见吉安讼风之强。其实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朝廷已经规定：民间发生财产和田地纠纷，不许直接告到县衙，而是先由乡老里正来进行调解。明太祖之所以会将诉讼压制在民间，正是从源头上解决违法乱纪、稳定国家统治。积弊越深，就越难处理，将很多事消灭在萌芽状态，才能真正达到防微杜渐。

朱元璋虽然在明初很重视刑罚，用严苛的法律肃清吏治，却用柔和的教化手段对待百姓。在朱元璋的心中，官员清廉、百姓淳朴才能保持国家一片祥和的气氛。为了教化百姓，朱元璋特意在各地广建学校，宣扬和推行文化法制教育。在地方上，朝廷还设立了申明亭和旌善亭。申明亭就是将因偷盗、斗殴或其他原因被官府定罪的名单张贴出来，以起到警戒他人、防微杜渐的作用；旌善亭就是将为国尽忠、为民办事、为人行善等好人好事张榜出来表彰，以起到劝人行善尽忠的作用。

为了止息争讼，朝廷命令地方挑选出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专门处理乡里之间的争讼。这个德高望重的人被称为里老，有调解或裁决地方的财产案、婚姻纠纷案和打架斗殴案的权限，并有一定的惩戒权力。如果地方上的案件不经过里老的裁决就上告到县衙或府衙，被称为越诉，不但不被受理案情，还会被惩以鞭刑。许聪当初就是为了解决越诉的问题，没想到最终还是被越诉所害。

因为明初有朱元璋这样执法严明的君主，民间才会严格遵守法律。可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各种弊病一同出现，弄得朝廷顾此失彼。吉安的好讼之风正是在朝廷一再姑息下才形成的，逐渐成为很多官员望而生畏的事情。王阳明已经探知吉安的好讼之风，心中也盘算好了具体的对策。

第三，吉安的无理摊派过重。

吉安地区的摊派过重，是由明朝的镇守中官（由内宫太监充任）造成的。起初的镇守中官多是被派往边镇作为地方的监军，以防止边镇军队的叛乱。到了明宣宗年间，朝廷在更多地方都设有镇守中官，专门负责搜刮地方特产，向皇帝进贡。镇守中官多为既没有文化素养，又贪婪成性的太监，凌驾于地方巡抚和镇守武官之上，干一些搜刮民脂民膏的恶事。

庐陵县本地并不产葛纱，居然被摊派上贡葛纱。如果不上贡葛纱，就要折现成银子上缴，这分明就是敲诈行为。摊派的公文到了庐陵县，激起了百姓的义愤。贪官的种种恶行也是吉安百姓好讼之风形成的一大原因。庐陵县被摊派的葛纱费为一百零五两，如果不能照数收赋税，就得由粮长负责垫付。粮长陈江为人和善，又不忍百姓受苦，总算是倾家荡产地将这个摊派填补。可一连就是好几年，没有哪个粮长能够顶得住。

小小的庐陵县除了葛纱费摊派外，还有岁办杉料、楠木、木炭、牲口等摊派。庐陵这个书香之地尚如此被搜刮，其他各处的情况可想而知。在镇守中官数次盘剥下，很多百姓不得已揭竿而起，成为国家的祸患。庐陵的百姓喜欢诉讼，经常群集于县衙，要知县给个说法。

此时的王阳明刚刚走马上任，了解情况后，就开始了自己刚柔并济的施政方针。为了彻底解决庐陵的问题，王阳明首先解决了庐陵的燃眉之急，也就是缓解庐陵摊派过重的状况。为此，王阳明写了一封《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的奏请书给吉安府衙和江西布政使司，要求免除镇守中官无端加给庐陵的摊派。

等王阳明将这封奏请发出去之后，才感觉到有些害怕。毕竟自己才刚刚上任，就这样义正词严地为民请命，难免要再次受到打击。让王阳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吉安府衙和江西布政使司与那个镇守中官都答应了王阳明的请求。王阳明刚刚上任就为庐陵百姓免除了摊派，在百姓心中建立了刚直果敢的形象。

正所谓“欲先取之，必先予之”，有了对庐陵百姓的恩惠，王阳明在改善庐陵好讼风气的时候才有了底气。王阳明针对庐陵好讼的风气，发出了《告谕庐陵父老子弟》的公告。公告中说：“庐陵是个文献之地，却以争讼著称，作为县令的自己也感到羞愧。如果是危及安身立命的官司，县衙一定会受理，而且会秉公办理。可是庐陵县中，很多诉讼根本就是鸡毛蒜皮的事，经过里老调解就能解决，没有必要闹到县衙。”

而且为了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争讼，会导致很多弊端。其一，农忙的季节，百姓本应该在田地中耕作，如今却将大部分精力用在诉讼上，导致田地荒芜，粮食减产。其二，多人诉讼，家中老幼无人照料，弄得家不安宁。其三，越诉告状不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有时候还会遭到严重的惩罚，得不偿失。

王阳明劝庐陵百姓将田地、婚姻纠纷及偷盗等事情首先交由里老调解。如果里老不能解决，苦主再上县衙、府衙也不迟。逐级上诉，逐级遴选解决，既能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又能提高办事效率，切实地为百姓做些实事。好争讼并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明太祖朱元璋已经有先见之明，以里老来处理地方事务。王阳明仿效之，想要教化庐陵百姓，以道德礼仪来提高他们的素养。

因为王阳明此前为庐陵百姓减轻了摊派负担，赢得了百姓的拥戴，所以在具体教化庐陵百姓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久已废弃的申明亭和旌善亭被重新恢复，以善恶的事实来教化百姓。遴选真正德高望重、肯为民请命的里老主持地方，负责调解各类诉讼。经过王阳明雷厉风行的改革，庐陵的好讼之风有所改观。

庐陵还有经常失火、盗贼猖獗、驿递久废等问题，王阳明经过实地考察，提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通过对房屋的材质、建构距离进行限制，扩宽道路，设立火巷等措施解决了庐陵经常失火的问题；通过强化明初的里甲制度，将邻里百姓联合一处，共同抵御盗贼侵袭，解决了盗贼猖獗的问题；通过建设驿站房屋、马厩，扩修驿道等解决了驿递久废的问题。

在六七个月的任期内，王阳明竭尽所能教化庐陵百姓，可谓政绩卓著。正所谓上行下效，庐陵有王阳明这样的大儒者，引得庐陵才俊争相仿效。百姓感谢王阳明治理一方有功，多遵循阳明的教化之语，让庐陵在短时间得到了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