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才对术数迷信的评论

第一节　吕才对术数迷信的评论

吕才像

吕才（600—665年），博州清平（今山东聊城）人。他最初以通晓音律为中书令温彦博、侍中王珪、魏徵所举荐，到弘文馆任职，后来进入太常寺，由太常博士擢升为太常丞。太常寺是掌管礼、乐、祭祀、卜筮、医药的机构，吕才曾参加不少官方的编辑图书的工作，如受命与学者10余人刊正《阴阳书》，与许敬宗、李淳风、孔志约及诸名医增订陶弘景《本草》，并作《图解》，这与他所属机构的性质有关。他著有《因明注解立破义图》，造《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等。其著作大部分已经散佚。他对阴阳术数、音律、医药、地理、军事、逻辑等都有研究。

刊正《阴阳书》是吕才的重要学术活动，其经过大致如下：隋唐之际，由于动乱，阴阳术数迷信盛行（包括看风水、算命、卜宅等）。当时统治者中也有人不相信这些迷信，认为解答不了国家所以兴亡的问题。刊正《阴阳书》的工作在隋时已开始进行，隋文帝曾命杨素等“刊正阴阳舛缪”，又命萧吉“考订古今阴阳书”。到了唐初，唐太宗命吕才等人加以刊定。

吕才的《阴阳书》已佚，现存的只有《叙宅经》《叙禄命》《叙葬书》这3篇带有序言性质的文章和11条零散材料。前者收入《唐书》本传，后者辑入《玉函山房辑佚书》。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吕才批评阴阳术数迷信的大致轮廓。

吕才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以历史事例为证验，依据自然知识，指斥卜宅、禄命、卜葬、吉凶等迷信“事不稽古，义理乖僻”（《叙宅经》），既不符合历史，又不符合道理。

吕才指出，把天下万物分属于宫、商、角、徵、羽五声，并据以推断行事的吉凶，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依据《易》《诗》《孝经》等书的说法，指出丧葬占卜，其原意不过是“备于慎终之礼，曾无吉凶之义”（《叙葬书》），即只是悼念死者的一种仪式，与“阴阳葬法”的迷信有严格的区别。同时他还依据历史事实，以鲁庄公、秦始皇、汉武帝、魏孝文帝、齐高祖为例，用史书记载来核对按其出生年月所做的禄命推算，指出推算结果完全“不验”。如鲁庄公生当乙亥之岁，建申三月，依照禄命书的推算，应当贫无官爵，但是庄公是一国的君主。按照禄命书，这一年七月出生的人身体虚弱，相貌丑陋。但是《诗经·齐风·猗嗟》这首讽刺庄公的诗，却证明庄公生得高大，既不虚弱，也不丑陋。

吕才认为万物来源于“气”。他说：“太极无形，肇生有象；元资一气，终成万物。”（参见《明濬致柳宣书》）认为“气”分为阴阳，“天覆地载，乾坤之理备焉；一刚一柔，消息之义详矣。或成于昼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三光（日、月、星）运于上，四气（四时之气）通于下，斯乃阴阳之大经，不可失之于斯须也”（《叙葬书》）。宇宙的变化，四时的运行，万物和人类的化生，都离不开阴阳相互作用，这才是对阴阳的正确认识，把术数迷信附会到阴阳二气中，完全是荒诞的、错误的言论。吕才的这三篇文章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世也有过积极的反响。明、清两代的无神论者，如王廷相、熊伯龙等，都一再称扬吕才。然而，在批判禄命迷信时，吕才又提出“皇天无亲，常与善人，祸福之应，其犹影响”（《叙禄命》）。这里，虽把人为的“积善”与“积恶”作为祸福来去的直接原因，但祸福的主宰仍是“常与善人”的“皇天”，表现出儒家天命论的影响。在批评卜宅迷信时，他也为儒家经典中的“卜宅迷信”辩解。加之他主编过一部权威的术数全书——《阴阳书》，著述了《青乌子》和《葬书》，后世术数之士便编造了《杨乌子改坟枯骨经》《广济百忌历》《阴阳迁造冥王经》《轨限周易通神宝照》等书而托名为吕才所作，这当然不能代表吕才思想的主流。

吕才的理论活动，除刊正《阴阳书》外，对因明论也有自己的见解，并因此引起过一场争论。

贞观年间，玄奘译出印度佛教的因明学说以后，门下诸僧奉为秘宝，竞作注疏。《因明入正理论》先有文轨和窥基的《疏》，后有窥基一系慧沼的《义断》，智周的《前记》《后记》等。《因明正理门论》的注疏，见于记载的，有神泰的《述记》，大贤的《古迹记》，大乘光的《记》，圆测的《疏》，文轨的《疏》等。但因明的研究最初只限于翻译者之间，社会上很少流传。

吕才从他的旧友、译经僧栖玄那里看到因明论，加以研究。永徽六年（655年），他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自称“至三法师等所说善者，因而称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这一论著引起了许多僧侣对他的攻击。站在吕才方面的有自然科学家李淳风，与吕才个别提法相同的有文轨。他的论敌有明濬、慧立等僧侣。慧立批评吕才“好起异端”，“排众德之正说”，“媒炫公卿之前，嚣喧闾巷之侧……再历炎凉，情犹未已”。柳宣也谈到，“吕君既已执情，道俗企望指定”，可见这是一场很大的争论。

吕才对因明三支都提出了新的解释，由于原文已佚，其详细内容已难以考辨。从现存的片断资料中，可以看到吕才的有些论点是值得注意的。例如，他认为，《易》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与胜论的“极微”说“言异词同”。胜论是印度六派哲学中的一派，该派的学说是以古代的原子论、元素论、逻辑等构成的二元论的体系，在自然观与逻辑学方面大部分观点是唯物论的。其所谓“极微”，是指物质元素。吕才可能从反神学的方面理解，把胜论的“极微”与《易传》的“气”看成是同类的物质范畴。此说受到明濬和尚的反驳。由于资料不多，无法说明其中的详情。

吕才和玄奘一派在因明问题上的争论，据说是在皇帝的干预下，以“吕公词屈，谢而退焉”宣告结束。这场争论，正如吕才自己所说，“论既外无人解，无处道听途说”，“今既不由师资，注解能无纰紊”，很可能有误解之处，但从现存资料来看，还得不出吕才在辩论中失败的结论。有一点可注意的是，他敢于指出，在真理和谬误的问题上不能因人论事，不能说佛教僧侣关于因明学的论断都是对的，而其他人就是错的，他的这种勇于探求真理的精神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