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百家之学

第一节　荀子与百家之学

荀子像

荀子名况字卿，汉人避汉宣帝刘询讳，称之为孙卿。战国末年赵国人。早年游学于齐，上书说齐相不遂，一度离齐去楚。齐襄王时返齐，三为稷下学宫祭酒。前266年应秦昭王聘请入秦，对秦国民风淳朴、政治清明有深刻印象。返赵后，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强调“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议兵》）。后又于前255年再次入楚，被楚相春申君任为兰陵（今山东峄县）令。春申君死后免官，居于兰陵，授徒著书终生。著作经西汉刘向校定为《孙卿子》32篇，今本《荀子》为唐杨倞据刘向本重新编排，亦32篇，其中《君子》《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7篇，或系门人弟子所记。其他皆为荀子自著。弟子很多，韩非、李斯和汉初传《诗》的浮丘伯都出其门下。荀子尊崇孔子，又广泛吸取各家学说的精华，成为先秦百家之学的总结者。

荀子推崇孔子、子弓，认为他们是舜、禹一样的圣人，不同于舜、禹的只是没有君王之位而已，所以说舜、禹是“圣人之得执（势）者也”，孔子、子弓是“圣人之不得执（势）者也”（《荀子·非十二子》）。荀子又非常重视儒家经典，认为《书》是政事的纲领，《诗》保存着美好的中和之声，《礼》是法的总纲和依据，《春秋》具有深奥的微言大义，主张“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要求学者以毕生的精力学习儒家经典。荀子属于儒家重要代表，但是较为激进，既主张“隆礼”，又要求“重法”，与以孟子为代表的另一个儒家派别有着明显的不同。

为了统一学术思想，荀子作《非十二子》篇对当时的许多学派进行了评价。《非十二子》篇开头说：“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他认为，有一些学者利用当时天下分裂的形势，把邪说加以伪装，把奸言加以掩饰，使天下人迷惑混乱，不知是非治乱之道。所谓“矞宇嵬琐”就是怪异而烦琐的“邪说”“奸言”，也就是下文所说的许多学派“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的意思。荀子对各家学说宗旨的这个看法未必合乎实际，但他“非十二子”的目的在于统一学术思想则十分明显；这个统一学术思想的主张正是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的历史要求。荀子本人直接说到统一学术思想与统一国家的关系。《非十二子》中说，“总方略，齐言行，一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是“圣人之不得势者”的事情；“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是“圣人之得势者”的事情。“得势”“不得势”也就是当权与不当权。荀况以不当权的封建圣人自居，他在学术思想领域“齐言行”的努力是与当权者“一天下”的政治活动相配合，为“一天下”服务的。

荀子把他所说的十二子分为六个派别：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他批评它嚣、魏牟一派的纵欲主义不符合封建礼义和政治原则（“不足以合文通治”）；陈仲、史一派的禁欲主义不利于推行封建伦理规范（“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墨翟、宋钘一派的“兼爱”“非攻”主张不利于推行封建等级制度（“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惠施、邓析的“辩学”脱离“礼义”，无益于封建政治（“不可以为纲纪”）。

荀子着重批判了当时影响最大的子思、孟轲学派。《非十二子》批评子思、孟轲“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1]，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认为子思、孟子一派儒者的学说，虽然其方大略取法于先王，但并不懂得先王的准则，然而他们志大才多，见闻广杂，推究往古而臆造出“五行”（指仁、义、礼、智、信，或说指仁、义、礼、智、诚，或说仁、义、礼、智、圣）之说，怪诞而不伦不类，神秘而不可通晓，晦涩而不能理解。荀子严厉地批评子思、孟子的学说，并不是否定“先王”之道，而是认为子思、孟子没有理解“先王”之道的实质，他们讲解孔子学说走了样。《儒效》把人分为四等，除过“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的“俗人”之外，还有“俗儒”“雅儒”“大儒”三等。“俗儒”的主要特点是“不知隆礼义而杀（敦）《诗》《书》”；“雅儒”的特点是虽知“隆礼义而杀《诗》《书》”，然而不能把“法”与“教”二者互相配合；“大儒”的特点是能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其思想言行既合于仁义，又与法度符合。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子思、孟子最多不过达到“雅儒”的水平。至于子张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荀子都贬为“贱儒”，大约相当于“俗儒”，比起子思、孟子来更差一等。荀子是以“大儒”身份批评其他儒家派别的。

荀子对儒家以外各派学说不是一概否定，而是加以分析。《荀子·天论》说：“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这是他对百家之学的基本看法和态度。百家之学“有见”之处，他都相对地加以吸取，而“无见”之处，也都加以批评。清初精研诸子的傅山指出，荀子的思想实际“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而且在一些观点上，“又有近于墨家者言”，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参见《傅山〈荀子评注〉举例》，载《晋阳学刊》1980年第1期，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