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陆九渊

第四节　鹅湖之会与朱陆之争

陆九渊“心”本论的创立，使理学思想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分化。陆学与朱学的对立，其意义已不同于洛学和关学的分歧，它们各自代表理学内部两种不同的理论思维方式。陆九渊与朱熹生于同一个时代，二人的思想学说都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产生了很大影响，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争论。从朱陆之争中可以看出心学与程朱理学的根本区别和各自不同的特点。

朱陆分歧的总根源是对“理”的认识有所区别。朱熹思想中的“理”是客观存在的、精神性的绝对实体，它在人心中显现为“性”，朱熹的观点可用“性即理”来概括，“性”是心中之理，不等于“心”。陆九渊则把“心”与“理”绝对等同起来，认为“心即理”，使主观的自我本心与客观的天理达到不可分离的等同。本体论上的不同观点，必然导致方法论上的分歧。朱陆之间最早的一次论争，就是从方法论开始的。

朱熹的方法论被归结为“道问学”。朱熹认为人的主体意识不可能直接认识、体悟心中的天理，必须通过外界体现天理的事事物物的媒介，才能感悟自身之理，这就要求人们接触，参与事物，具体方法即读书治经，从圣人言论中发掘天理的奥义，并进行道德修养活动。陆九渊的方法论则是其发明本心的简易工夫，他认为天理都在“心”中，无须外求，只要自省内心，人们自然会明理，自然会践履道德规范。其方法论被概括为“尊德性”。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理学家吕祖谦为调和朱陆的分歧，约请陆九渊与其五兄陆九龄，会朱熹于信州铅山鹅湖寺。在会上，双方就治学方法问题展开了很激烈的辩论，各自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陆九龄作诗，强调“古圣相传只此心”，认为此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离开它，就像没有地基而筑屋一样。他还说，“留情传注”的治学方法处处荆棘丛生，雍塞不通，而“著意精微”的内省方法才深沉透彻。陆九渊则和诗一首，其中说:“简易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陆象山全集》卷二十五《鹅湖和教授兄韵》)。他一直认为朱熹的讲学或治学方法是“簸弄经语，以自傅益”，是“浮论虚说”，“谬悠无根之甚”(《陆象山全集》卷一《与曾宅之》)。故诗中以“支离”加以讽刺。这使朱熹大为不悦，与陆九渊进行了诘辩。朱熹一直认为陆九渊的方法，“其病却在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于践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朱子大全》卷三十一《答张敬夫》)。所以3年后陆九渊来访时他作诗一首回敬陆氏兄弟，在《鹅湖寺和陆子寿》中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认为读书治经的学问越细密严谨，对圣人之义的认知就越深邃，讥讽陆学，“说到无言，不信古今”，学问空疏，师心自用。随陆九渊一起参加鹅湖之会的朱亨道对这次论争作了总结:“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朱熹)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宋元学案·槐堂诸儒学案》)

朱陆的第二次论争，是围绕着“无极”与“太极”问题展开的，这次论争，表现了双方在本体论上的分歧。论争是由陆九渊之兄陆九韶对《太极图说》的看法而引起的。他认为周敦颐的《通书》谈到“太极”时，没有在前面加“无极”二字，因而怀疑《太极图说》不出于周敦颐之手，至少是其早期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时的作品，不代表他定型的思想。陆九韶曾与朱熹面谈，并通过书信表达了这一看法，朱熹则大不以为然，觉得这个问题涉及原则分析，不得不辩。他指出:“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物根本。”(《朱子大全》卷三十六《答陆子美》)他认为“无极”与“太极”同为一物，是一个绝对实体的两个名称，“无极”表示无形，“太极”表示有理;“无极而太极”，就是天理存在但却无形之意。陆九渊接着代替其兄与朱熹作辩，他先后致书三封，第一封信以《易大传》只讲“太极”不讲“无极”为由，认为“无极”之说不合圣人之言。第二封信则针对朱熹把“理”作为形而上之道，把阴阳、五行、万物作为形而下之器的说法，指出，《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可见圣人把阴阳也归为形而上的。朱熹只得辩解:“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故语道体之至极，则谓之太极，语太极之流行，则谓之道。虽有二名，初无两体。”(《朱子大全》卷三十六《答陆子敬》)

朱熹强调“无极”与“太极”的合一，并用形而上、形而下区分天理与阴阳、五行、万物，是出于其理本论的需要。形而上的“道”(“理”)，无形但却实有，它存在于物之先，又流行于物之中，因而它是永恒的、绝对的宇宙本原和客观的精神实体。阴阳、五行、万物作为形而下者，只能是天理的派生物，这就突出了“理”作为万物造就者及主宰的地位。陆九渊否认“无极”，否认天理与阴阳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别，目的亦在于表明他的宇宙观:世界只是一个“心”的世界，“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一切都可以从“心”中寻找到，因此没有必要把世界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两部分，道与器、理与气都统一于一个“心”中。从朱陆关于“无极”与“太极”和阴阳归属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双方思辨角度的不同，朱熹重在精神性的天理客观化，使之成为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宇宙本体，而陆九渊则尽力把客观的天理主观化，重在使“理”与“心”，也就是本体与主体合一。

朱陆之争的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持己见，不分上下。但总的来说，陆九渊处于主动进攻的一方，其诘辩是有力量、有份量的。朱熹则处于被动防御的一方，其辩解往往无力，甚至有些狡辩的成分。这表明，心学正是在程朱理学的理论思维模式出现疏漏的条件下产生的，它一出现就对程朱理学有一种取而代之的潜在力量。朱陆的争论是理学内部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首次冲突，它加速了理学体系的分化，从此，理学学者分为两大派别，各自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构建理论体系。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并存、交锋，一方面深化了各自的思辨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双方在对立中相互吸融、合流，促进了理论思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