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整体与其部分之间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

认识世界就要弄清楚世界整体与其部分之间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

首先讨论世界整体与其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问题，以前一般人认为：整体是其各个部分之加和。其实，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情况，即大于、等于和小于，用数学式表达则为P≥∑Pi。从思想方法来讲，“等于”停留在或者局限在静态思维，“大于”和“小于”是在关注静态形式的前提下的动态思维的产物，即基于人的现实活动、过程的动态思维。而且，静态思维是撇开外部环境的抽象思维，而动态思维是与其外部环境不可分割的实践思维。因此，要获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加和的最佳效应，就要积极调整结构和营造最佳环境，充分展现各个部分的功能特征。

整体与其部分之间的关系还表现在互为对方内部的存在。大家知道，传统观念认为：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而复杂性理论认为：“不仅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而且整体也被纳入部分之中。因此，每个细胞是一个整体（总的机体）的一部分，而整体本身也存在于部分之中。全部遗传材料都存在于每个个别的细胞之中；社会作为整体也通过其语言、其文化、其规范存在于每个个人之中。”[1]埃德加·莫兰还明确指出：“整体具有一些性质或属性是各个部分在彼此孤立的情况下所没有的，而部分的某些性质或属性也可能被来自整体的约束所抑制。”“此外，在人类如同在所有其他生物中一样，整体存在于各个部分的内部：每个细胞包含有一个多细胞机体的全部遗传信息；社会作为整体存在于每一个个人的内部，表现为他的语言、他的知识、他的责任、他的规范。因此，如同一个全息照相的每个个别的点包含所代表的整体的全部信息，每个单独的细胞、每个单独的个人以全息的方式包含着它们构成其部分的整体，同时该整体也构成它们的部分。”[2]这就是莫兰提出的“全息的原则”。从表面上来看，“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与“整体本身也存在于部分之中”是一个悖论。其实，它是揭示我们要正视复杂性，即不仅不能把部分孤立于整体，而且也不能使各个部分互相孤立。比如经济方面是与人类的所有其他方面（包括社会）处于持续的相互／反馈作用中的，而经济在它本身又是以全息的方式蕴含着人类的需要、欲望、热情，而且这些东西又大大超出了唯一的经济利益。因此，“当不同的要素（比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感情的、神话的）不可分离的构成一个整体时，当在认识对象与它的背景之间、各部分与整体之间、整体与各个部分之间、各部分彼此之间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反馈作用的组织时，就存在复杂性”。并且“全球纪元要求把任何事情都定位于全球的背景和复杂性”，“全球纪元特有的发展使我们愈益经常地和愈益不可避免地面临复杂性的挑战”，“这是向所有新千年的公民提出的普遍的问题”。而目前的发展，包括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只是从技术—经济的角度考虑”。“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丰富和复杂的关于发展的概念，它应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理智的、伦理的……”[3]显然，这就是“全面发展”即“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讨论世界整体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然辩证法界许多学者只讲“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其实，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互为对方的一部分。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本来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而且在提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论断的同时，还明确指出自然界“是人的一部分”。他指出：“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因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是人的一部分”这两个命题之间互为因果关系。E·莫兰在引述帕斯卡原则时指出：“任何事物都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是受到作用者又是施加作用者，既是通过中介而存在的又是直接存在的。所有事物，包括相距最遥远的和最不相同的事物，都被一种自然的和难以觉察的联系维系着。我认为不认识整体就不可能认识部分，同样地，不特别地认识各个部分也不可能认识整体。”[5]显然，这种既区分又连接的思想，就是复杂性思维。因为复杂的含义就是被交织在一起的东西。

同样的道理，人类是社会的一部分与社会是人类的一部分，两者之间亦是互为因果关系。大家知道，人类是社会的一部分。E·莫兰明确指出：“人类是一个既充分的生物的又充分的文化的存在，他本身包含这种原始的合二为一性。”“在人类学的层面上，社会为个人而生存，而个人为社会而生存；社会与个人为族类而生存，而族类又为个人与社会而生存。这三项中的每一项都同时是手段和目的。”因此，“人既是个人，又是社会的一部分，还是族类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个人身上都含有三重的实在”[6]。同时社会是人类的一部分。如同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如“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是人的意识和活动的“一部分”一样，社会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既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得以进行的条件，又是交往活动的产物，而且社会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再就是人和社会互为对方的“生产者”。马克思明确指出：“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已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7]

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然辩证法界有人一方面主张“人类和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又提出“世界即自然界”。如他们说“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不仅确认自然界先于人，先于人类社会，而且还明确地把人类和人类社会看做自然界的一部分”，“在任何时候……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并不因为人的活动而消失”[8]。并且将马克思讲的自然界“是人的意识和活动的一部分”仅仅作为论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的理论依据。显然，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如果只“把人类和社会看做自然界的一部分”就是将人类和社会还原为自然界。因为“概论”既没有提到自然界是世界的一部分，也没有阐述“自然界包括人类和社会”的任何理由。而且只认为“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不会因人的活动而消失”即永远如此。这就是自然辩证法界有人主张的“世界即自然界”。

我们知道，人类及其社会都是源于自然界。人猿揖别之后，“人通过人的劳动”既生产了社会又生产出人工自然，并创造出新的自然界系统，怎么能将人类和人类社会还原为自然界呢？所谓的“世界即自然界”就是指原始的无人世界，不是无知，也是荒唐的“胡说”。

这种“简单化的范式”当然遭到复杂性理论的批评和否定，莫兰指出：“全球纪元要求把任何事情都定位于全球的背景和复杂性中。”“全球的问题是一个整体，它被各式各样的、彼此冲突的、危急的成分所滋养，而它又囊括它们、超越它们和反过来滋养它们。”“世界愈来愈变成一个整体。世界的每个部分愈来愈构成世界的部分，而世界作为整体，也愈来愈出现于它的每个部分之中……如同每个全息点包含它构成其一部分的整体的信息，今后每个个人也在他身上接受和消费来自整个世界的信息和物质。”“我们既在自然之内又在自然之外——我们是宇宙的孩子，但是由于我们的人类性本身，我们又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意识的孩子。”“生命是地球历史的涌现”，“人类是地球生命历史的涌现。人对于自然的关系不能以还原的方式也不能以分离的方式来设想。人类是行星和生物圈的实体。同时是自然的和超自然的人类存在，应当在生物的和物理的自然中追溯其根源，但是他又通过文化、思想和意识从后者中涌现出来与后者相区别。所以这些使人们面对人类特有的双重和复杂的性质：人类性决不能被还原为动物性；但是没有动物性，也没有人类性。”因此，“人类在世界所处的地位——作为整体的极细小的部分，但在这个极细小的部分中又蕴藏着整体的存在。它揭示了人类同时属于世界又异在于世界。”[9]

社会和自然对于人（类）来说，一方面都是人（主体）的科学研究对象即客体，都是人的意识和活动的一部分，而且两者之间是客体对象之间的关系，即自然界（物质实体）与社会界（社会性物质）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类）生活生产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即两个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0]

总之，整体与其部分之间的关系、整个世界与其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具有复杂的性质和特征，传统的思维方式要么是分离要么是还原，失掉其本来面貌。只有运用复杂性思维方式，才能揭示出世界整体与其部分之间，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复杂关系。

[1]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180页。

[2]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25－26页。

[3]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27、53页。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5]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175页。

[6]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38、40、10页。

[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8页、56页。

[8] 黄顺基，陈其荣、曾国屏：《自然辩证法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0、41和74页。

[9]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24、51、124、126、127页。

[1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