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创新与选择在线法案

前言与致谢

本书研究了中国将标准化作为自主创新的一项工具的独特模式，并且剖析了中国在普遍全球化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的世界中所面临的挑战。尽管本书聚焦于中国具体个案中的相关情况，但书中的分析亦增进了对全球知识经济中创新的普遍动力和美国、亚洲与欧洲培育创新的企业战略和政策多样性的研究。本书研究亦受益于来自美国、亚洲与欧洲各界的学者、记者、政策制定者、企业高管和分析人士的观点、评论与建议。

对于将我引领入国际标准化领域内的琳达·加西亚、克劳斯·齐格勒、卡尔·卡吉尔、恰克·帕瓦斯、迈克尔·B·丝波琳、王平、宋明顺、丁路宁、安德鲁·阿普德格鲁夫和格雷戈里·泰奇，在此谨向他(她)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在知识产权与标准化的交叉领域内，我从与诸君的口头和书面交谈中深受裨益，他(她)们是理查德·R·尼尔森、约瑟夫·施特劳斯、康斯坦丁诺斯·卡拉查理奥斯、安佰生、杨林村、克劳迪娅·塔皮亚·加西亚、雷·阿尔德曼、克里夫·雷德、潘大龙、汉斯·高德、乔治·克罗伊茨、范志勇、张艳和武志刚。就中国创新政策制定动态方面的，需感谢如下诸位的洞见，他们是柳卸林、薛澜、穆荣平、高旭东、巴里·诺顿、丹尼斯·西蒙、詹姆斯·法洛斯、安德鲁·巴特森、爱丽丝·米勒、斯科特·肯尼迪、张太铭、谢国睿、安妮·史蒂文斯、邓肯·克拉克、狄安华、黄立安、纳撒尼尔·阿伦斯、皮特·萨特米尔、江俊辉、李英戈和让·弗朗索瓦·于歇。

本书研究从两个合作项目中汲取了养分，它们是:由密涅瓦计划资助的东西方研究中心与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联合进行的“中国创新”研究项目和更早由美国亚洲研究局与东西方研究中心联合进行的“全球知识经济中的标准与创新政策”研究项目。书中涉及的重要理念和初步研究结论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研讨会^[1]上，在由来自美国、中国和欧盟的标准领域内的专家出席的会议上，以及在美国、中国、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内所举办的研讨会和讲座中已有所讨论。

在中国，举行相关研讨会和讲座的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际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和中国计量学院标准化与质量管理学院。

在美国，交流亦在多个相关研究项目和对话中展开，如在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举行的关于“中国的国家创新模式”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项目中、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中美科技政策合作对话中、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向美国能源部政策与国际事务部长助理戴维·桑德罗所做的背景说明)、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创新小组的相关活动中和在中美经济与安全委员会的相关活动中。此外，在欧洲专利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法经济学中心标准论道博客(http://www.talkstandards.com/)和巴西文化部的相关活动中亦展开过交流与对话。

非常有幸能在东西方研究中心工作，感谢查尔斯·莫里森和南希·路易斯对此项研究的资助。亦感谢东西方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尤其感谢陶菲克·西迪奇和理查德·贝克与我进行的头脑风暴式的讨论。本书之研究从在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进行的作为中国创新密涅瓦计划组成部分的研讨会中深受裨益。尤其感谢苏珊·舍科、巴里·诺顿、张太铭、海蒂·瑟若其。此外，对给予我研究支持的全美亚洲研究所的埃里克·阿尔特巴赫(现为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副贸易代表助理)、雷林·坎贝尔(目前就职于盖茨基金会)和特拉维斯·坦纳谨表谢忱。本书亦受益于几位研究助理的协助，尤其是鲁少芊、雪瑞·马丁和乔·纳鲁斯。最为重要的是，我对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琳妮·布什和艾丽莎·约翰斯顿及东西方研究中心的卡罗尔·Wong提供的编辑方面的协助深表感谢。

【注释】

[1]参见2009年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主题为“全球知识经济中的标准与创新政策:中美双方的核心议题”的会议议程，http://cdn.nbr.org/announcements/Email/NBR_200910_ChinaStand.paper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