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事业由国家财政统包，人员、资金和物资统分统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需求的增长，国家财政拨款越来越难以满足文化发展的需求。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力刺激下，多渠道集资、社会力量和外资参与中国文化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开始形成。除了财政部门继续为文化产业提供周转资金外，还引进其他行业资金，利用银行低息贷款，引进海外资金，兴办中外合资经济实体，动员职工自筹资金办文化产业等。
据统计，1990年，社会所办文化产业在总量上还远远小于国办文化系统，但到1998年，社会所办的文化产业的机构总数已是国办文化系统的2.7倍，从业人员为1.5倍，所创增加值为1.5倍[9]。以文化艺术、娱乐、音像、书刊出版为例，1997年国有文化部门创办的文化经营单位只占整个文化经营单位的10%左右，而非国有文化部门创办的已占88.6%[10]。“民营国营同台竞争”成为一大新景观。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和文化中心，这里不仅汇聚了一大批中央级的文化机构，而且由于首都行政机构、军地部门多，文化层次多，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多元制衡的体制现象，给多样性的文化产业投资者提供了非常大的生存空间。在北京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由20万文化人组成的“北漂集团”（意为在北京自由漂流和随机组合），无疑与这种多元制衡的弹性体制和空间密切相关。北京“民营国营同台竞争”的一个典型案例，是1993年由民营企业家钱程与中央乐团签约，出资45万元承包了北京音乐厅。承包方除保证中国交响乐团演出场地以外，主要以出租场地、承包国内外演出为主要经营方向。自承包以来，音乐厅大胆探索演出市场规律，其改革成效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规范秩序、增加演出、收齐场租；广泛吸收社会投资；投资创新性剧目。2000年初，北京市与钱程签约，同意他以自然人的身份，承包由政府投资上亿元刚改建完毕的北京标志性文化建筑——中山公园音乐堂。一位民营企业家使国营音乐厅职能“复位”，显示了民营资本在激活文化市场和发展文化产业方面的独特功能、地位和作用。据统计，2001年，北京地区全年共有音乐演出3 000场，其中仅北京音乐厅和中山公园音乐堂的场次就达700场。品种繁多的音乐会既包括了古典音乐，又有流行音乐和现代音乐，基本上可以满足观众不同的欣赏口味。2001年，在北京音乐厅和中山公园音乐堂系列演出的带动下，北京地区的许多演出以一系列的方式推出，降低了成本，取得了一定的规模效应。
在上海，1999年初开始，平均每天都有十多家企业申办中外合资娱乐场所，它们希望在上海未来娱乐市场大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此情形下，上海出现了和新型的大商厦结合起来，把娱乐场所建设在综合商厦内，将消费与购物休闲融为一体的新趋势，如徐家汇的港汇广场、汇金百货、东方商厦等，已经以一流的商厦硬件作基础，以“错位消费”的经营方式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娱乐消费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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