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创意产业的构建

构建创意——权力，地理知识和媒介经济

布雷特·克里斯托弗斯　⁽²⁰⁾著　夏菁　张莹　⁽²¹⁾译

一、导　言

1997年，英国工党内阁上台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动之一是，基本上立即确定了将“创意产业”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英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市场中享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并将该领域作为政策发展的焦点。关于在工党恩惠下英国创意产业兴起的内容有很多，首先“创意”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很多可能的定义比比皆是，但是对于哪些活动被包括其中、哪些又被排除在外，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达成过共识(如Howkins，2004，118－120;Pratt，2005)。尽管许多学者试图论证其中的一些案例，但是或许更具启迪性的研究是质疑，为何某些分类往往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尤其参见Garnham 2005)。除了定义问题，分析还介绍了为何在英国的这一时期，要由创意产业来承担如此突出的问题(Thrift，2001;Hesmondhalgh，2005;Hesmondhalgh and Pratt，2005)，为何现在人们更喜欢使用“创意的”这一标签，而不是“文化的”(Garnham，2005)，其他国家的发展途径已经映射出了(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积极借鉴)英国的案例(Hartley，2004;O'Connor，2005)，新名词“创意”是如何反映和再生新自由主义更广阔的话语和实践的(Peck，2005)，以及谁从与此变化相关的政策主动权中受益(McRobbie，2002)。

但本文指出，在这些强调创意产业的情况中，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有待仔细研究:专注于测算。这种专注在英国(本文的焦点)和其他地方都十分明显。所以，英国工党政府对于创意产业的首个重要举措就是委任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Media and Sport，DCMS)进行一项将这些产业的规模和范围进行量化的研究。这份《创意产业测绘报告》(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DCMS1998)(第二份于2001年发布)被描述为“首度尝试测算这些产业对英国的经济贡献”(DCMS2001:4)。它确定了13个不同的创意产业的“分部门”，涵盖了不同规模和性质的产业，包括位于一个极端的“工艺制造”业(年营业额40亿英镑)到位于另一个极端的“软件与计算机服务”业(年营业额210亿英镑)⁽²²⁾。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继而频繁开展了与英国相同的定量方法(所谓的“创意产业生产系统”)，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香港(UNESCOn/d;Jayne2005:540－541)。

考虑到上述的定义方面的复杂性和不一致，对创意产业规模的“测量”从来没有采用过直接、透明的方法，并且评论者们也很快识破了其中的花招。例如，《卫报》(The Guardian，1999)提到，(英国)政府越是宣传创意产业的特殊作用，创意产业的定义就越是模糊。去年年初，Chris Smith(当时的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指出该产业收入超过500亿英镑。到了同年年底，对相同时期的收入估计变成了“接近600亿英镑”。

虽然测算的精确性和一致性引起了争议，但是测算的根本需要(为何测算?)或是测算的效应却没有受到过质疑。本文的论点就是，该测算方式及其制定方法都反映并导致了一种特别的现代形式的权力的执行。该论点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我认为“测绘”这个标签的使用绝不是中立的。报告应该被视作为一份一直受到政府重视的“测绘”，正如Smith所说的，“这真是一张‘地图’，它包括了政府从未系统绘制过的领域”(1998年BBC新闻撰稿)。我认为，引用绘图语言，引入绘图法的通俗理解(其客观性、严格性和公正性)，以一种典型的方式提出现代西方社会的权力运作方式的事实。

第二，根据Timothy Mitchell的研究工作，我认为对创意产业的测绘或测算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构建”的过程，该过程能够有效地规整这些行业，并且使其得以扩大和加强规训的权力。工党干涉创意产业的另一个关键内容是，新的媒介和通信“超级监管部门”(Ofcom，英国通信管理局)的建立并非巧合，Ofcom及其权力是本文最后一部分的焦点所在。作为对现代经济中的一个部门的权力形式的实证研究，本文相应地在这方面反映并应用了广泛的权力理论，尤其是Mitchell正在进行的关于现代性体验的权力理论研究。

本文的主题涉及英国对其创意产业的国家政策上的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更明确地说，本文认为现代权力的执行途径是基于地理知识的公式化和传播。我认为，正是基于创意产业的“地理制图”知识(将准确性和内在性赋予此类与制图“事实”相关联的知识)，从而一些围绕这些产业的主要的规训权力能够得以重新规整和加强。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地理是一种隐喻:正如我将在第一部分中表明的，“测绘报告”绝不是“测绘”在字面上的一般含义(即物体根据相对的地理位置进行安放)。相反，它是一种重要的指派式的“测绘”，其中所有相关的内涵都使隐喻变得具体。

然而，有一点认识很重要，那就是物质地理学在此越来越成问题。当DCMS试图在明确的国家层面上测绘英国创意产业的时候，大部分围绕这些产业的具体政策观点(以及理所当然地来自这些政策的效应)，都必须从地区或地方层面上进行准确理解，因为这些政策正是从地方层面上得以拟定的。事实上，大多数关于这些产业的学术讨论都集中在地方尺度上，这反映了“英国创意产业”表现出来的一种明显的地方现象的点阵结构(Rantisi etal.，2006)。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进行论证，尽管创意产业议程和成果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地区差异，但是正如Rantisi等人(2006，1793)所提出的，它们所产生的“国家机构”和知识“仍然事关紧要”。更确切地说，我建议，“测绘报告”所表达的隐喻地理是值得注意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因为它允许(权力的动员和可操作化)，而且也因为它有可能伪装或(用Matthew Sparke喜欢的措辞)“掩饰”(Sparke，2005):塑造并构成创意及其内容的相应的地方地理。

二、测绘创意产业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国家都将创意产业作为优先考虑，掌握、巩固和发扬创意产业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将它们量化为可供比较的数据，这是一项冒险任务，该领域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定义错误和缺乏耐力的现象(如O'Connor，1999)。以英国为例，首选的途径和术语无疑是对这些产业进行统计学“测绘”。因此，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把1998年的“测绘活动”描述为“第一次关于创意部门对英国经济的经济影响的真正分析”。同样地，新西兰的测绘报告被计划为“对个体创意产业对GDP的贡献进行可靠的评估，然后评估整个创意产业对GDP的贡献”。或许，其中最乐观的要数澳大利亚的《国家创意数码产业测绘项目》(National Mapping Project for the Creative Digital Industries)，它被形容为一次完全测绘的尝试，“通过定量测绘和统计定义采集的过程测绘了澳大利亚创意产业的规模、范围和结构”⁽²³⁾。

如果说语言是好大喜功的，那么现实(至少从1998年的英国的原型事例来看)就显得有些平淡无奇了。毫无疑问的是，“测绘”并不包括(空间上的)地图本身;唯一涉及地理学的就是分散地提到了关键行业雇主的布局，实质上就是关于进/出口及其主要来源地和目的地的(可以获得的)资料。另外，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单独的“地图”:最终结果(和其他内容)是13个没有关联的文件，每一个文件专门负责一个创意产业的分支部门，而使用“测绘报告”这个标题具有很大的误导性(虽然有误导，但是也有揭示作用，这点将在下文提到:赋予经济极端相异领域以相似性，从而构成一个单一的可识别的整体的“创意经济”，这是该项目的一个关键要素)。一些独立章节的平庸本质掩饰了所有全面性的意图。因此，如果对“电视和无线广播”的分析要求有适度的深度和广度，那么对“广告”的分析只能集中在两页纸上，而对“工艺制造”的分析只剩一页多了。

每一个单独分支部门的报告作者都尽力提供六个主要方面的信息。

第一，市场规模，介绍市场分割和历史增长数据，以及一些市场沿多轴分割的情况(例如，商业与非商业收入，国内与国际的收入)。

第二，报告试图估计相关领域雇佣的员工人数，以及任何关于员工的性别和雇佣类型(如固定工作与自由职业)的显著模式。

第三，关于部门内的公司运营类型的描述，描述它们规模的大小如何不同，以及它们如何被分配在整个供应链上。

第四，报告记录了所有重要的产业发展趋势，其中合并是一个常见的例子。

第五，关于发展的预测。

第六，也就是最后一部分(从连接这13个独立文件所进行的有限的努力来看，或许是最重要的部分)，根据那些“相关的”和“周边的”经济领域，分支部门得以形象地绘制，它们中只有一部分属于另外12个“创意”分支部门。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图示报告都明确表示，如果所分析的行业确实是以“创意”为首位的，那么它与其他“创意”产业的联系就微乎其微了。事实上，有两个分支部门(“建筑”和“软件”)显示没有任何“创意”上的联系，甚至周边联系也没有。图1再现了与“出版”相关的示意图，其中显示，如果某些分支部门能够被纳入到公认的“创意”整体中去的话，那么它们同许多其他经济领域也会有多方面的联系。

图1　“出版”和相关部门，《创意产业测绘报告》(1998)

资料来源:作者，DCMS 1998之后.

三、以测绘进行“构建”

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在创意产业详细目录的委任和制作上一贯运用统计学和测绘的惯例。因此，我们在此有对习惯语言以及对客观性和真理实践的双重诉求。现在，有大量的文献证明了这些传统的影响力和持久性(有数字的，有视觉的)一直同它们所产生的假定的中立性和准确性的假象(一方面有示意图，另一方面还有抽样检查、误差、回归、相关性等等)息息相关。此类文献充分证明了这种“中立性”的虚构本质，而且并没有对这些根深蒂固的假设的实质含意进行最小化或掩饰。事实表明，制图法和统计学都是彻底的社会实践，但是它们的权威恰恰是从积极否定这种社会性中获得的。Brian Harley(2001)、Denis Wood(1992)和John Pickles(2003)的研究都是“解构”测绘史学的重要理论，而Ian Hacking(1990)、Ted Porter(1986，1995)和Alain Desrosières(1998)等人对关于统计和社会的批评性文章起到了同样具有影响的作用。

这些批评文献的一个关键教训是，在产生此类权威性的、几乎是先验的“真理效应”(truth effects)(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福柯(Foucault)作品影响的、经常被使用且具有高度启发性的术语)方面，制图法和统计学在现代权力政权的运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通过将权力的行使同真理的产生和验证进行紧密结合，他们润滑并巩固了权力动态。从Timothy Mitchell(1991)具有影响力的关于埃及殖民中权力和知识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著作，到Matthew Hannah(2000)对19世纪末期美国“政府的”权力分析，该论点在许多不同语境中获得了发展。

在我看来，关于统计学和制图法及其实际的和隐喻的部署同权力的行使相关的论点，目前是被广泛接受的。而Mitchell的研究更进一步，他深入思考并阐明了这种联结的具体结构。我希望在此引用Mitchell在这方面的研究，他的论点是，通过“构建”主体和客体，通过使它们变得可分、可见、可独立和可计算，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惯例从根本上使主体和客体能为政权所用。在地理学领域，Demeritt(2001)之前曾研究过构建这个概念，他提出这种对美国森林资源的统计学描绘将这些森林贡献给了国家政权的新的纪律形式，但令人惊讶的是，除了作出这种联系，他对此类权力究竟采用何种形式只字未提。Demeritt认为，通过统计表达，自然保护运动能使森林“受到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系统的、持续的、精确的控制”(2001:446)(总之，更有纪律)，但是Demeritt更多描述的是森林复杂的现实情况同各种科学模型内严格的假设之间的分离，较少写到这种控制机制，只有零星几篇关于国家监测的评论(2001: 446－449)。与此相反的是，在讨论英国创意产业的国家构建方面，我探求的不只是把表达同权力的行使相联系，还会就此类权力的现行结构和趋势进行探讨。但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使用构建这个特殊的概念。我认为，就Mitchell和Demeritt的观点而言，这一概念强调了我们所讨论的过程和影响的两个关键层面。

1.现实和表达，确定性和构造

根据Mitchell的观点，构建指的是一套做法，该做法有效地锻造了一种“真实的”客观世界同设法记录它的表达方法之间表面上的(但可靠而绝对的)区别。他认为这种分离的出现是复杂而广泛的。但是，从我的角度出发，我认为Mitchell的关键点在于:这种生产对象(示意图、数据等)的方法不仅强调了对象对先前的物质现实的精确反映(它们仅仅是表达)，而且还强调了它们同物质现实之间的本体距离，像制图法和统计学这样的构建实践获得了一种强烈的确定性。

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DCMS《测绘报告》所表达的研究结果(他们对创意经济活动的“原始”表达)来洞悉这种确定性。正如Kate Oakley所观察到的，英国早已“到了几乎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论点的地步”(2004:70)。因此，尽管像《卫报》这样的反对声音可能会对报告的一致性进行调侃，但是关于这些行业都是重要的、充满活力的、正在成长的(当然，富有创意的)论点已经被广泛地、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即使学术研究群体强烈质疑这些结论(如Garnham，2005)。于是，在国家层面上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the Arts)信心十足地报道说，创意产业部门“为英国经济提供了主要的增长机会”⁽²⁴⁾。

在国家层面上还可以引用许多其他关于此类信念的例子，不过着眼于地区层面可能更具有启发作用。关于创意产业重要性和活力的表面上的确定性再次显露无遗。西北经济发展署(Northwest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y)把创意产业描述为“富有活力的、快速增长和变化的”。苏格兰国际发展局(Scottish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表示，“在创意媒介部门的苏格兰企业正面临着巨大的增长潜力”。英格兰西南经济发展署(South West of Engl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y)把创意产业视作为一个能够大大“加强地区竞争力”的“新兴部门”⁽²⁵⁾。有关此类信念声明，最令人惊讶的和最具有启发性的是什么?事实上，正如Mark Jayne(2005:542－548)已经表明的，创意产业领域的区域发展机构的实际成就，充其量也就是一堆拼凑的内容，而且对这些夸大的声明肯定没有提供过什么证据。因此，正如Jayne所总结的，声称创意产业是英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是“最大的误导”(2005，543)。我的论点是，这种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上再现的错位的确定性，来自于首先全面测绘创意行业的这种构建实践的独特本质。这种确定性是一种尺度，可以测量强大的隐喻地理学在何种程度上掩饰了他们声称的物质地理学。

Mitchell关于从现实分离表达是一种权力效应的论文在此有着广泛的相关性。如果它有助于构成DCMS的“示意图”和它所描述的产业之间的联系，如果它有助于解释那种表达显而易见的确定性，那么它也能使我们思考关于“创意产业”本身的概念。Mitchell提出，构建有助于将“个体和活动”从“一个无生命力的结构”中区别开来，这个结构“先于他们存在，并包含和赋予了他们的生活以一个框架”，在Mitchell的一个例子中，它将埃及军队中的人从他们待的军事设备或“机器”中区别开来，他们的结构“命令、牵制并且控制了他们”(1991:xii)。Mitchell提醒我们，这种设备当然“不是独立存在的”，其独立性仅仅是表达、命令、排列其组成部分的结果。在他最近的著作里，Mitchell把相同的理念引人注目地运用到了现代“经济”的讨论中，就像我们所了解的那样，现代“经济”也源于这种结果:它通过对一个既存经济进程空间的想象和组织得以生成，这实施了一种新的计算政治(Mitchell，1998，2002:80－119)。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英国“创意产业”的国家鉴定、划分和人数上也将发生非常类似的情况。测绘赋予了产业以形式、边界和等值关系，并赋予它们可以被衡量和管制的数量和成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对这些产业的测绘创造了产业(创造为一个可被审批、管理和利用的分立部门)⁽²⁶⁾。同时，正如Susan Buck-Morss(1995)(再次就“经济”)提出的，它给予它们代理权。通过将“创意产业”部门从众多的参与者中区分开来，部门本身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有所表现”(1995: 439):它正在成长，它充满活力，它有助于增强地方、区域和国家的竞争力。对于这种情况，Buck-Morss提醒我们，特别需要一种她所谓的“表达测绘”的过程⁽²⁷⁾。

那么，“绘制报告”不仅提供了一种对已经存在的、条理分明的经济部门的描述;更精确地说，它通过构建部门，或者通过(照字面意思)在部门周围设置一个框架(决定什么是属于框架内的，什么不是)，构成了这个部门。这个构成过程与Wendy Larner和Richard LeHeron(2004)在商业实践讨论中的描述非常相似，可以将诸如标杆分析和审计这样的计算技术理解为构成了政府运作的对象(在他们的例子中，该对象指的是经济地理学)。就英国的创意产业而言，该构成过程的一个关键的影响是赋予结果对象以内在等值:这些产业属于一类，因为它们共享创意主要的定义特征。这种“捆绑”事关紧要，因为等值或同质的“事实”能在之后的政策争论上发挥强有力的影响。

有一个例子能充分证明这一点。如果创意产业在1997年工党上台的聚光灯下日益壮大，那么在所有被贴上“创意”标签的产业中，电视在工党执政的这十年间，一直是最激烈的政治辩论和政策关注的焦点。这类关注采用了各种不同的形式，但首先它体现了对英国电视出口贸易的重点考虑，特别是在DCMS的《创意产业计划》(Creative Industries Programme)(其中测绘报告是关键项目)的背景下。因此，在1997年年中，DCMS和DIT(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贸工部)联合一家“私有部门投资者”协会(主要是诸如BBC Worldwide这样的英国电视出口商)，委托“专家”顾问David Graham事务所对英国的电视出口实绩进行分析和报告。最终，David Graham的报告(DCMS 1999)主要基于出口数字同整个经济部门的比较，如同一纸对出口实绩的诉状。

David Graham的报告宣布，“研究对外贸易的专家”，“已经确定英国在创意和媒介产业中具有竞争优势”(1999:8)。David Graham所引用的特别文件是DTI联合英国对外贸易委员会(British Overseas Trade Board)共同撰写的《出口策略回顾》(Export Strategy Review)(没有公开发表)，该文件依次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数据为基础，认为英国在创意和媒介产业具有比在其他任何经济部门更高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etitive Advantage，RCA)，并估计该指数为3.04。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数据显示，统揽所有部门，英国占世界出口份额的5.3％，而创意和媒介产业的世界份额则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16％，这意味着英国在这个“部门”的竞争力是全国总体经济竞争力的三倍(1999:35)。当然，创意和媒介产业包括了电视，David Graham和他的团队特别计算出了英国的电视出口贸易在其全球出口份额中“仅占了”9％(体积百分比)(1999:9)。“根据我们在其他创意领域的成功来判断，英国本应该有能力在电视方面取得同样的成功”(1999:35)，这个论点换句话说就是:相对而言，电视的表现相当差强人意。

当时，这个论点在政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它依靠的正是我上文所描述的构建、标注和“定位”的过程(即表达权力的过程)。我们能够通过以下问题来证明这一点:为什么要把电视9％的份额同创意和媒介产业16％的份额进行比较，而不是将其与英国整体经济的5.3％的份额进行比较呢?原因是，如果与16％进行比较会显得表现不佳，而与5.3％进行比较将明显地显示出一种异常强劲的表现。为了证明仅仅对照其他创意和媒介产业的直接标杆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应当提醒自己，该产业范围从软件到时装，从艺术和古玩到建筑，并且其中英国最强的个体出口实绩是来自音乐)，当然首先要证明相对竞争优势的来源能够与以上所有这些领域相提并论，更不用提国际贸易动态了。但David Graham的报告没有提供这类东西(料想它这么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²⁸⁾。相反，权威的、均质的和最终归属的“创意和媒介产业”是那些被认为有充足资本进行比较的产业。构建这些产业(创造它们自治的存在)不仅赋予它们集体动因，而且使它们成为了一个单独的可测实体。

2.从表达到权力

“构建”的第二个关键层面就直接源于这里，这也是我要在此详细阐述的内容。Mitchell和Buck-Morss所描述的“表达测绘”过程，也就是DCMS测绘项目的例子，创造了一种不仅是可测量的，而且是可控制的空间⁽²⁹⁾。Mitchell明确地认为现代规训技术(用于“渗透，重新调整和殖民”的“连续的，细致的和统一的”的机制)(1991:35)通过“控制”，从福柯(Foucault)的观点来看，构成了“现代国家特有的权力”，它是一种“整体政策……福柯将其描述为治理术(governmentality)”(Mitchell，2002:9)。Mitchell强调，规训和表达，“是相同的新型权力策略的两方面，由构建的概念进行连接”。他还说:“规训权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通过分配或划分的方法创造了一种秩序或结构……这看似是先于受安排的实际个体或对象存在的”(1991:176)。我认为，创意产业的组成，使它们(用Demerit的话来说(2001:445))“能够为政府计算和规训的新形式所理解和使用”⁽³⁰⁾。

在英国的创意产业里，这种政府规训到底采用了何种形式?在DCMS测绘这些产业的同时，政府也要求DCMS(与DTI合作)计划一项关于英国媒介和通讯部门监管的大规模检查，在我看来，这具有启示性和重要意义。在1998年至2000年间，这项检查的提案得以详细发展，同时以白皮书《通信的新未来》(A New Future for Communications)(DTI/DCMS 2000)的形式提交给了国会。白皮书的其余部分探讨了这项检查所产生的监管力量⁽³¹⁾。

在处理“媒介”方面，这种监管检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涵盖了英国创意经济中受到最多管制和控制的区域(这也是使这些变化变得如此令人感兴趣的部分原因)⁽³²⁾。就像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英国政府一直密切牵涉本国电视和无线广播产业的运作，只要看看像英国广播公司BBC那样的国家公共服务广播公司势不可挡的历史重要性就知道了。因此，在这个当口必须提出两个关键点。

首先，随着对媒介的切实关注，创意产业测绘工作并没有导致与之相当的对其他“创意”分部门管理方法的修订，这点很重要。

第二，尽管我把媒介监管的变化描述为一种权力的强化，并且这么做也是出于对福柯(Foucault)的感激(主要是间接的感激，并且故意轻描淡写)，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为权力和监管对这个经济部门而言是“新的”东西:正如本文所提到的，英国广播的监管一直是大范围的(特别参见Franklin，2001)。因此，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是监管内的一种重大转变，而不是对监管的介绍，它(在权力的形态方面)是一种“在现代范围里的”转变，而不是(再次怀着对福柯的敬意)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变。在现在的国家政治背景下，“现代”权力真正明确的意思是什么，我会在结论中完全回到这个主题。

那么，我认为政府对创意产业的测绘，尤其是对媒介产业的测绘，对于在新的监管部门(Ofcom)支持下的已经得以修订的规训权力机构而言非常关键，Ofcom于2003年12月承担了这些任务(Smith，2006)。事实上，呈现政府有关Ofcom愿景的白皮书对这个连接是相当明确的。它提到(直接引用测绘工程的结果)，“媒介和通信产业的增长速度比其他经济快11％”。祈求一种分立的、独立的、迅速增长的，甚至可能会失控的经济体(其中提到了这种担忧)，它继续说道，当务之急是，政府要对这个快速发展的部门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框架，这将对我们的经济、民主生活、文化，娱乐和教育至关重要。

换句话说，白皮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在这种不确定但令人兴奋的环境里，英国应该如何制定路线”(DTI/DCMS 2000:9)。在“不确定”中“制定”路线:这个表达再清晰不过了，对于潜在的缺乏纪律的经济参与者网络，它显示了广泛的测绘和规训的愿望⁽³³⁾。

这并不是说Ofcom的概念和设立是没有其他的原因的。或许任何对英国媒介和通信产业略有耳闻的都能指出其主要的基本原理:融合。Ofcom成立之前，英国的媒介和通信监管是由五个独立的机构执行的(如果包括BBC董事会，那就是六个):两个负责无线广播，一个负责电视，一个负责无线广播和电视(广播标准委员会，Broadcasting Standards Commission)，还有一个负责电信。在一个“融合”通信的世界里(在这里数字广播可以用来传输数据，电话网络可以用来播放视频，等等)，比起传统监管制度中支离破碎、常常重叠管理的混乱局面，一个得以“融合”的监管机构更为合理。关于Ofcom的成立受到融合的驱使，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了;我的论点不是说还有其他的推动力，而是说仅靠融合是不够的: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解散现有的五个监管机构，取而代之一个新的机构，融合本身不一定能够证明在这方面所消耗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是合理的，它不足以保证大量新生事物的资质和权力的增强。最终，政府需要说明媒介和通信部门不仅正在融合，而且很复杂，庞大且不断发展，因此需要更强的控制。白皮书对《创意产业测绘报告》诉求的正是这一观点。

四、Ofcom和规训:证据和专家

白皮书中明确指出，权力和Ofcom将会密切配合，它强调:“Ofcom有足够的权力来履行其职责，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必要的时候，它能够采取强硬措施，确保受监管的企业采取必需的行动”(DTI/DCMS 2000:81)。然而，关于Ofcom监管英国媒介所需要的权力关系的类型，这绝非一个简单的问题⁽³⁴⁾。有人认为，Ofcom的姿态实际上是放宽监管，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表现出一种倾向“自律”的转变(如Hesmondhalgh，2005:101)。Ofcom本身肯定会进行合作:在其建立的“监管原则”中，人们发现它承诺“以一种尽量不干预的方式操作”，在有必要干预的地方，它会执行“侵入性最小的监管机制”⁽³⁵⁾。当然，在特定领域，的确可以看到Ofcom积极地对市场解除监管(例如，放开更多的频谱，去除特定的内容约束)。

如果有人认为这种个别解除监管的姿态相当于放松了对英国媒介的控制和权力，我相信这种结论是错误的。一方面，大部分产业参与者会争辩说，尽管Ofcom声称“对干预存有偏见”，但其实它仍然一如既往地参与其中，进行指示。Channel 4(第4频道)的战略研究部负责人Jonathan Thompson的论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认为“Ofcom仍然感觉像一个干预性很强的监管机构”⁽³⁶⁾。另一方面，如果把去除特殊的监管条例解释为一种权力减弱的标志，那么会从根本上误解权力关系在这里的本质。权力往往不是(不仅仅是，或者甚至主要不是)下达指令;而是它存在于(正如Mitchell所说所的(继福柯之后)，但这里引用Nikolas Rose和Peter Miller的话):“在平凡的计划、计算、技术、设备、文件和程序的复合体中，权力机构通过它来设法体现和落实政府的野心。”(1992:175)

权力如同毛细血管，连续而分散;总之，它是有关规训的。在我看来，Ofcom在权力领域中的运作正是由这种“计划，计算，技术”等构成的。因此，Thompson推测Ofcom让人感觉干预性很强，“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确正在对所有的一切进行重新审查”，Ofcom不断发起众多的市场审查和商议，行业参与者必须不断地对此做出回应。值得注意的是，白皮书中的承诺(“Ofcom将有责任保持对市场或部门的审查”(DTI/DCMS 2000:82))因此逐步升级为更为强势的(并且确实变得更为精确的)“Ofcom会坚持不懈地调查市场”(我的强调)⁽³⁷⁾。

在这方面，目前的英国媒介改革的言辞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和一些20世纪末期新自由主义大量文献中的重要发现不谋而合。具体而言，尽管有其自由市场的修辞(“对干预的偏见”，“最少的干预”，等等)，但是政府通过Ofcom确实已经提高了针对广播产业参与者的规章水平。Jamie Peck和Adam Tickell(2002:384)在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将这种趋势更广泛地形容为一种“展开新自由主义”的形式，一个“积极的国家建设和监管改革的阶段”，看到了从移除监管机构“转移到侧重于有针对性地建设和巩固新自由制的国家形式、治理模式和监管关系”的议程。

对于现在在英国媒介部门行使的权力，其夸张的规训本质非常清楚地体现在Ofcom对专家意见和“循证”观点的强调上，这和传统的监管机构截然不同。就像大量记录显示的那样，这是一种现代政府权力制度的典型特征。重新审查、报告、鉴定和标杆分析研究:一切都是规训权力的关键，它们不是“一种中立的记录职能的结果”，而是“使讨论中的领域更容易被评估、计算和干预”的方法(Rose and Miller 1992:185;同样参见Larner and LeHeron，2004)。“专家意见”已成为这种方法的根本特征。专家知识不仅使政体成为可能，而且使其非政治化。就像Rose和Miller指出:“专家们给予了希望，监管问题可以从有争议的政治领域转移到宁静且诱人的真理的领土。”(1992:188)

自Ofcom成立之初起，它对专家意见和“基于数据”的证据的信任上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Ofcom的“监管原则”很明确，声称它“将努力确保它的干预将会以证据为基础、适度、一致、负责和透明”⁽³⁸⁾。这确实标志了一种对过去的明显突破:Channel 4的Thompson说道，Ofcom“肯定比原来更坚持使用证据和数据”⁽³⁹⁾。在过去三年里，Ofcom进行连续性的市场评估，并遵照评估行事，对定量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举一个很好的例子，从2004年年初至2005年年中，Ofcom对英国公共服务广播(UK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PSB)进行了高瞻远瞩的调查分析(Gibbons，2005)，该调查分三个阶段进行，力求评估英国公共服务广播公司(BBC，ITV，Channel 4，Five，S4C和Teletext)对2003年《通信法》(Communications Act)中所陈述的公共服务目的所作的成效(这一调查的结果和建议一旦被消化，最初的商议所导致的后续调查就会开始:国会已要求Ofcom每五年向PSB进行一次报告⁽⁴⁰⁾。)在第一阶段报告的《前言》中传达了Ofcom强调的定量方法，强调了对“综合”和“硬”数据的一贯诉求(Ofcom，2004a:2)。这一做法被延续到第二阶段，从历史分析转向前瞻性分析，从“提议”转向“建议”(Ofcom 2004b)，统计和数学基础被带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尤其是其中有一个十分复杂的预测广告需求的计量经济学模型(Ofcom 2004c)，该模型主要由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rice water house Coopers，PwC)的专家顾问建立。

从Ofcom建立初期开始，它就明显地热衷于引证“专家”和“专家知识”，并将其继续作为运作实践的中心。“专家”给予审查和决定一种真实性和客观性，而这有可能受到更敏锐的质疑。因此，举例来说，在五个传统监管机构之外创建Ofcom的任务最初是由Towers Perrin领衔的管理咨询协会操作的(Ernst and Young(安永)和Differentis进行支持)。2002年，Ofcom的主席David Currie在对伦敦Worshipful管理咨询公司(Worshipful Company of Management Consultants)(本质上是一个咨询行业协会，Currie将其适宜地称作“一个专家意见的机构”)作演讲时，特别称赞了这项工作，他热切地强调Towers及其合作者们“在此项目上报酬丰厚”(Currie，2002)。时至今日，Currie对Ofcom的顾问所享有的影响力度并没有提供太多的内幕。但是，Towers团队的带头人Peter Kilgour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承认，顾问和客户两者之间的区别常常可以变得模糊，他把Ofcom组建过程中顾问们经常经历的事情揭露性地形容为“在专家顾问和教父之间的角色迷失”(引自Ofcom 2006:48)。

为了理解Ofcom在“规训”方面的特定作用，我想要强调两个特别原因，“规训”这一术语得益于Mitchell等人，他们最明确地将对现代权力关系的理解追溯到了福柯。第一个原因同“循证”监管和数学分析的使用有关。在这点上，Ofcom倾向证明权力和真理之间的关系牢不可破的本质，就像福柯一再指出的，这巩固了规训权力(如Foucault，1979)。权力预示真理，真理就是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事实”是依据证据的。由此，我们在上文举了普华永道的预测广告需求的模型的例子，这是PSB第二阶段审查工作的中心。大多数业内人士(特别是那些广告销售方)都会同意，未来一两年的广告需求是完全无法预测的，更不用说十年了(就像普华永道的模型)，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Ofcom的建议由一个模型支持:一个专家咨询小组构建的模型(Ofcom，2004c:6)，并且几乎每个看过PSB审查的人都对其诡辩的方法完全无法理解(更不用说争论了)。有一个可以被用于参考、支持、辩护，甚至安慰的模型，这比模型的内容和假设更为重要。在我看来，这正是Ted Porter(1995)所谓的“信任数字”。通过事实主张和“真理效应”，以规训为名的权力要比高压政策更具说服力和(可论证的)遁词。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可以从时间和规模上，从权力关系中暗示的特征所产生的效应上来看待这种权力的规训性。通过承诺“不断地”审查市场(并履行这一承诺)，Ofcom没有用“最高统治者”(用福柯的术语)可能采取的方法来显示其插话式的、强烈的权力表现，相反，它织成了一个温和但连续的监督网络，要求行业参与者保持谨慎、正确和警惕。它缩小了对明显干预需求的可能，原因在于那些正受到审查、监控和分析的参与者知道自己的处境，并因此倾向于采取相应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参与者是“被迫的”。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Hesmondhalgh所提及的Ofcom和更强的行业“自我监管”是正确的。但他暗示，这种自我监管代表了一种解除监管的形式，或是代表了一种权力的放松，这看来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它只是一种不同的(可以说是被夸大的)监管形式，其中，权力的规训性进一步转变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控制和监督负担。我的论点是，这种权力类型的发展和传播，可以并且应该同创意产业的测绘相结合，并且使这种构建方式能够为知识和规训所用。

五、结　论

Timothy Mitchell(1999:77)提出:“让内部区别看起来仿佛就像单独对象之间的外部边界，这种能力是与众不同的现代政治秩序技术。”在本文中，我一直试图提供并阐明一个切实的例子来说明Mitchel这种值得关注的主张。Mitchell说，现代权力的真实原貌不只是它的规训多于强迫，也不只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规训能够用于生产的主体，而不是仅仅“操控”它们。正如他在其他地方写到的，人文传统的“自治主体”被看作是“特殊的现代权力形式的结果”(1990:546)。另外，现代权力是独一无二的(更不用提它的无所不在和难以捉摸)，因为它既创造了现代主体，又创造了“一个奇特的世界”(1990:546)。

Mitchell主张，这个世界的“构成就像是什么东西一开始就把它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一方面是一个物质秩序，另一方面是一个分离的意义或是文化上的领域”(1990:546)，这两个领域由“内部区别”加以分离，而这种“内部区别”看起来像一种“外部边界”。本文中，我的出发点是“创意产业”和“测绘”创意产业的报告。但是，在测绘或再现这些产业方面，我认为，政府的测绘师们通过给予这些产业一个自然的、有界限的、先于存在的现实，有效地组成了它们，将它们从纯粹的表达中分离出来。正是这种分离(将现实从表达中区别开来的根本性差异)巩固了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被赋予的确定性。因此，“创意产业”会继续被视作为重要的、大型的、成长的、有活力的(和富有创意的)，不管地方领域(最多)不协调的证据。现实只能通过绝对的划分被排除在表达之外(从理论上讲就是分离它们)。正如当下的创意产业倡导者们举例说明的那样，这种排除已大获成功，并且当然比M itchell设想的在“专家准则”中的测绘师更为成功，他“正在咒骂这种热潮使他的论文缩水”，不能“让现实置身于表达之外”(2002:116)。

最后，进一步追随Mitchell，我认为创意产业的构建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真理，而且使它们(或者至少使得那些极为重视规章制度的分部门)容易受到新的规训形式之影响，关于这一点，新成立的通信管理局(Ofcom)是最好的例子。我认为从这一点得出的结论就是，Mitchell的另一主张值得思考。他认为，现实和表达的二元论不仅让权力的操作化得以实现，而且本身就是“(相同)权力策略的绝对结果”(1990:546)。换而言之，权力和表达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完全同步的。通过这种观察，Mitchell对超越治理术和主体形成分析的当代国家政治研究有所帮助，他揭开了知识、权力和真理的基本议题。调动知识(就像这里频繁提到的地理知识)被视为制度创建以及经济预想和控制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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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英国地理家研究会学刊》(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卷(32)期(2)，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