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保持高速增长率面临挑战

中国要保持高速GDP增长率面临挑战

帕金斯^[1]

我今天主要谈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放慢。所有的国家发展到一定时候增长速度都会放缓，中国也无法在未来的50年中都始终保持9%到10%的增长率。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增长速度的减缓会在什么时候到来，是未来一年、两年或是更久以后。我试图弄清楚这些问题，所以就对中国做了一些研究。另外我也对朝鲜和韩国做了一些研究，试图弄清楚韩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

我首先要谈的一点是你们都非常熟悉的。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长期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类似的国家还有日本，它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增长非常迅速，还有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其经济增长都非常迅速，但中国大陆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它们是不一样的：①中国的人均收入要比其他东亚经济体低得多；②中国的增长率要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增长率高一点，但不是很多；③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的时间很长。表1显示的是东亚各国及地区50多年来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表1　东亚各国及地区GDP增长率（%）

续表

这篇演讲的第一部分是讨论中国在过去做了些什么以及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会放缓，第二部分则是讨论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在什么时候放缓，放缓的程度又是多少。我们其实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政治家会对增长速度减缓有一些担心。近来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治家们试图让经济重新恢复高速增长，但直白地说那已经不可能了。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在未来30年的增长速度肯定是会放缓的，如果我们想知道中国可以凭借什么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我们就必须弄清楚是什么让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持续快速增长。

经济学家对这个等式都非常熟悉：

Gy＝wk·Gk＋wl·Gl＋a

它表明GDP的增长等于资本的增长乘以资本的权重加上劳动力的增长乘以劳动力的权重再加上残差，残差表示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一般而言主要是生产率的提高。问题就在于：资本或生产率是否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关键所在？如果资本对于高速的经济增长是最重要因素的话，那高增长率就和高储蓄率、高投资有关，而技术和生产率的效益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但如果生产率是主要因素的话，那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不一样了，就涉及制度的改善、技术研发或是像中国过去30年所实行的全面改革。我很仔细地测算了对于整体经济增长而言，资本、劳动力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分别贡献了多大比率（见表2）。这个项目中最艰难的工作是由助手完成的，他们没有工资报酬，但他们测算了所有研究所需要的数据。

表2　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

当我们看这些数据时就能得出一些基本观点，比如我们看中国1981—1985年和1971—1975年的投资，从1971—1975年这个时期到1981—1985年这个时期投资率是下降的，80年代初投资占GDP的比重要比70年代初更低，但80年代初经济增长率是10.8%，大大高于70年代初9%的增长率，而投资率或储蓄率并没在这个时期中有很大提高。从1979—2005年这个时期的数据来看，TFP的增长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40.1%，是所有因素中非常重要的。我们不禁要问：TFP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增长？在美国说到TFP人们就会想到研发，但这不适用于中国，而且中国大陆和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也是不一样的，中国TFP的增长主要是源于1978年以来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对外开放、乡镇企业的发展、集体经营的解体、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等，你们对这些都非常熟悉了，在座30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这些，另外很多人也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很多人都进行过这样的计算，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令人惊讶的是，仍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高速增长要归因于高投资而非改革或制度的改善，他们认为这主要是资本增长所导致的。但我的观点是，资本只是部分原因，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生产率，哪怕很多人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认为东亚经济快速增长都是因为资本。但我今天所要讲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的30年，我刚刚谈论过去是为了说明生产率才是核心因素。

本次演讲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TFP的增长率要达到多少才能使中国继续保持9%的年增长率。从现在来看，TFP的增长率需达到4.9%才能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目前还未达到这个水平。劳动力不会再快速增长了，即使是农村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了。我过去几年在中国所到的每一个农村地区，那里18岁到40岁的人中有80%或更多的人都进城打工了，把孩子留在家里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爷爷奶奶只会做一些农活。这一部分的生产率之所以下降是因为劳动力的增长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下降的。如果增长率不是9%而是6%的话，那相应所需的TFP增长率就要低得多，为3%（见表3），而这是中国在过去几年就已经达到了的。

表3　中国9%和6%的GDP增长率所分别暗含的生产率（2006—2025）（%）

在谈论到未来时，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中国是否能保持这么高的生产率的增长率？还没有一种科学的方法能对这个问题给出可靠的回答。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不太可能改变这种高速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因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生产率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这并不难做到，难的是政治上的改革，因为摆脱过去的错误做法要比建立新的方法更难。所以主要问题在于中国要加强制度创新，曾经的苏联模式已不复存在了。中国总体上来说属于市场经济，也许有人会争论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是说还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存在，但总体上来说仍是市场经济。问题在于：还有哪些事情中国需要去做？中国现在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政治决策应该与法律相一致，不能由执行官员说了算，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而这目前还是不存在的。如果我接下来去谈论中国应该做些什么使自己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保持生产率的高速增长，那我们可能要谈到午夜也谈不完，我也无法顾及到与此相关的所有方面。不管怎样，这是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所要弄清楚的事，而不是我。

我要讲的第二部分我认为是非常有意思也很具挑战性的，那就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这也是我主要想说的。在这之前我们还需要再考虑一下中国在未来10年或15年内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的原因。图1涵盖了所有人均年收入达到20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我们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是否放缓，如果是的话又是在人均年收入达到什么水平时放缓的。我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来算的话，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在人均年收入达到14000美元时增长速度开始放缓的。我曾和韩国的一些教授一起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可能仅仅是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会是这样。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世界其他国家是怎样的。图1显示，所有像科威特这样的一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工业化国家都是在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0～16000美元时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的。虽然有两个例外，比如挪威这样山多石油多的小国家，但这并不能改变整体的趋势。当然这个水平还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那些国家都是在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0～40000美元时增长速度才开始放缓的。

图1　GDP增长速度开始减缓的人均收入水平

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是那样一个水平，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但我希望至少可以推测一下。在经济发展初期，你可以模仿发达国家的做法，吸取它们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虽然也有一些国家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但只要选对了道路，经济就能快速增长。而在追赶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就不能仅靠出口衣服鞋子来发展经济了，而要发展自己的技术，制定适合自己的策略，这时就难免会犯错，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不犯错，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认为中国在未来10年中还是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也或许是15年或者再短一点。预测总是容易的，因为没有人会记得，如果你预测对了你可以提醒别人，如果错了那你保持沉默就是了。让我们的领导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还能在未来15年中保持9%的增长率。这并不是失败或成功的标志，而是经济增长的本质。

现在我们转而谈论一下面临的一个挑战。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很多挑战，而这一个是我在过去几年中试图去弄清楚的。对于各位学经济的人来说，这个等式是很简单的，我只是对此进行了一个小的修改。在每本经济学教科书的开始，都会有这个等式：GDP＝C（消费）＋I（投资）＋G（政府购买）＋X（出口）－M（进口），这是我们在初学经济学时就会学习的。我对这个等式是这样调整的：

Y＝CHH＋I_p＋I_soe＋I_G＋G_c＋X－M

消费特指家庭消费。投资被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私人投资以及在市场经济中行为上类似于私人投资的那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国企投资以及在行为上类似于国企的那些企业所做的投资，也就是说它们听从于政府、按照政府的要求去投资，哪怕这种投资没有意义，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第三部分是政府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G则代表政府的军事支出、教育支出等各种政府消费。X－M代表净出口，如果为零的话这部分就可以省掉，但中国有很大的贸易顺差，所以需要保留这一项。这是个优美的等式，它说明了以下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支出图（见图2），所用数据一直截止到2008年。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率起点就很低，现在又有了大幅的下降。跟台湾地区、日本以及其他有类似人均收入的国家或地区相比，消费所占的比重是很低的（见图3）。在台湾地区，消费占GDP的比率为60%，日本为50%，而中国大陆只有35%，而在美国这一比率则高达70%。在演说前我跟一些中国官员进行过讨论，他们说这些家庭消费的数据是不准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感到很抱歉。如果消费数据的误差在10%以内的话你们还可以继续听我讲下去，但如果误差达到30%的话你们也许就可以走了，因为我下面要说的一切就都是错的了，但事实上30%的误差是不现实的。对于这个数据结果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问题。首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家庭消费水平这么低？我所感兴趣的是消费的低水平对GDP的其他组成部分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正是消费的低水平使得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不得不采取很多刺激经济的措施，并在未来几年仍要年复一年地这样做。这部分地解释了中国的高储蓄率，但中国大陆的储蓄率并没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高，所以高储蓄率只是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人均收入很低，在中国大部分人的收入都是很低的。我计算了工资收入占GDP的比率，然后重新构造了这张表（见表4）。

图2　中国GDP支出部分的比重

图3　东亚家庭消费所占比重

表4　中国和美国GDP中的收入比率

可以看到，中国的工资收入占GDP的比率为39.7%，而美国则为63.1%；中国各类资本收入总和占到GDP的60.3%，而美国只有36.8%。这些资本收入中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是政府和大型企业的收入。所以消费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很低，收入并不是没有增长，收入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但还是要小于GDP的增长速度，所以两者的差距就越来越大。营业盈余只有很少一部分进入了家庭，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为何如此突出。图4反映各国的基尼系数，中国处在非常靠右的位置，基尼系数超过了0.45。

图4　亚洲部分国家基尼系数

我所感兴趣的并不是导致中国消费水平很低的原因，而是消费的低水平对GDP的其他组成部分意味着什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中国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就不得不采取大量的刺激性政策，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低水平的家庭消费意味着高水平的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这对中国未来的快速增长是不利的，因为政府不一定善于花钱，政府的很多投资和消费并不是明智有效的。我生于芝加哥，成长于波士顿，我对这些都比较了解，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因为腐败或干预等问题，政府最后把事情给搞砸了。我们再回到上面的等式，既然家庭消费水平这么低，那其他什么部分会那么高以保证等式成立呢？一种办法是提高净出口获得更大的贸易盈余。2008年中国的净出口占GDP的比率为8%，是弥补这个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未来继续依赖净出口不是一种好的方法。中国大量出口鞋子衣服等商品来换乔治·华盛顿的头像。对美国不太熟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华盛顿的头像是印在面值1美元的钞票上的，还有其他总统的头像印在其他面值的钞票上。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中国换回来的都是回报率非常低的债券。对于这个等式中的其他部分我就不再多说了。以上的讨论说明这个缺口必须由其他的因素来填补。最重要的因素是投资，尤其是私人投资，比如购买生产设备来为市场生产消费品等。如果中国的消费可以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那么投资也可能只能占到GDP的70%，我可以在此给大家计算一下，但是时间有限。

假设未来GDP支出份额构成为：　　　　　　　　　占GDP的份额（%）

家庭消费　　　　　　　　　　　　　　　　　　　　　　　　　 40

政府消费　　　　　　　　　　　　　　　　　　　　　　　　　 16

净出口（X－M）　　　　　　　　　　　　　　　　　　　　　　　0

私人投资和国企投资导致消费的增加　　　　　　　　　　　　 20.2

余额（政府投资）　　　　　　　　　　　　　　　　　　　　 23.8

合计　　　　　　　　　　　　　　　　　　　　　　　　　　　100

这里有40%是居民消费，16%是生产投资，还有44%我们需要找其他的东西来填补。在2009年上半年，中国给企业发放贷款投资来弥补这个空缺。但是将钱给那些已经有很高的生产能力的企业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例如钢铁行业，中国的钢铁行业的产能已经是北美、欧洲、俄国、日本的总和。所以为了促进投资，我们只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一个是将过剩的产能闲置，但是这很浪费钱；还有一种，就是投资于出口，但是这会带来贸易战。或者也可以像很多公司已经做的，将钱投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然而这又会引起泡沫。所以这样的投资最好不要发生。对于该如何处理这个投资，我也不是很清楚，就像我之前讲的，那些投资不起作用。

对于多余的钱，你可以消费更多，政府可以增加对健康医疗和教育的投资。当这些投资增加，可以将GDP提高13%，或者更高16%，这样也会反过来增加你的收入，等等。因此我们说将多余的钱投入政府投资，在这里我是假设它被分解了的，你可以自己算一算，看结果是什么。最终居民消费提高了40%，政府消费从13%提高到16%，而出口降为0，我最初的假设是20%。这里的残差代表的是政府投资，是一个很大的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着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GDP结构，在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但这并不是政府一开始就这样设定的，而是由于中国的工人工资很低，使它慢慢发展成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结构很有可能会自我修正，因为工资会开始快速增长，最终工资和消费占GDP的比率也增加，这还有待于证实。但是在目前工资仍然是非常低的，所以为了保持高的资源利用效率，政府需要将大笔的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得非常好，这也是中国当今的一个特色。许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因为中国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有许多地方都超过了美国。你们的高速公路系统比我们的好，我们的路非常老了，而且要经常维修，而你们的非常新并且质量非常好。而且你们正计划建设全国的高铁系统，我们都没有一条如此高速的铁路，况且没有打算马上兴建，或许以后会由中国来帮我们建设。你们有很多地铁，漂亮宏伟的新机场，甚至在一些小城市也有。以前政府大楼比较破旧，现在也很新了。从整体来看，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如果政府没有这样做，也许中国的经济在不久前就下滑了。但问题是：这种投资的增长会持续多长时间呢？还能保持居民消费的增长，并发挥其良好的作用？还有多少机场需要兴建？有多少真正有需求的青藏高速公路需要建设？……如果继续这样做，会发现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而且完成得非常好，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使接下来的10年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呢？

我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他人也有他们的看法，我的清单里面包括一项政策，即针对农民工的住房政策。也就是让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搬进城，并且使他们有可能长期住在城市里。中国已经做了一些投资来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但是我觉得还要投入得更多。就像我之前说的，保证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最重要的是使他们能在城市里受到良好的教育。你们也可以有你们自己的方案和看法，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做得正确，并确定是现在马上做还是以后做。

政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政府投资效率并不高。在波士顿，政府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建设工程，虽然承包给企业，但是政府仍然掌握控制权。他们最开始说投资30亿美元，但当他们完工时，花了150亿美元。因为他们开始做得并不好，后来由政府干预，费用随之增加。总之，我认为，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并不一定是中国认为的最重要的问题。为了保持这种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应对这种特殊的GDP结构，并且保持这种高效的资源利用率。这种高效，世界上的很多其他国家可能还达不到。在接下来的10年，是中国面临的最大一次挑战，如果没有处理好，可能会有10年或者15年的慢速增长，但是很快又会加速起来。

徐长生教授评论：

刚才帕金斯教授解释了中国的高速增长，他说还有10来年的时间。对于为什么不能持续，他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解释。供给方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后面要维持高速增长，TFP必须上去。他特别讲到这个TFP比较容易的部分我们已经做了。技术性的，我理解是配置效率那一块。真正比较难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自主创新那一部分要提高，他主要是对这个问题比较担忧。从需求方面，他主要讲到，我们的消费率是40%，净出口要下降到0，投资要上来。而中国比较容易的是投资，基础设施投资都已经做了，后面的投资往哪儿走？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对中国为什么不能持续高速增长提出了他的分析。最后我们感谢帕金斯教授重要的精彩演讲！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翻译李菲博士，她是我们学院刚刚毕业的博士生。

（互动环节）

问题1：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高速的发展可否持续？

帕金斯教授：

我想当中国将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时是会带来一系列后果的，例如房价的波动等。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将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但这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当农民工带着他们的孩子进城时，会给他们带来孩子教育方面的难题。若在家里上学，学费很低，但若在城里上学，则需要支付很高的学费，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觉得城市化会带来很多问题。

我不知道地方政府是不是对农民工的户口问题感兴趣，我记得许多年前在上海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副市长对有关农民工利益的问题感到头痛。很显然，农民工对城市的发展是必需的，如果政府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将会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个问题不会自行解决，需要靠政府的努力。

问题2：工人工资薪金的计算是否可靠，对研究是否有影响？

帕金斯教授：

我想你提了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关于工资计算的运用而非其计算本身，这在每个国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之前的讨论中提到家庭的消费数据是否可靠这个问题，其实数据只要在总体上是可靠的就可以了。但是令我惊讶的是，这里的误差很大，以至于我必须摒弃这一部分数据。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就大了。

提问者：我做的研究中的数据来自香港和内地。

帕金斯教授：

但是香港和内地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得到的数据有差别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是否出现了错误。例如当我把消费的数据和家庭调查问卷得到的数据相比的时候，它们是一致的。你提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处理问题。在我的研究里面，很多年以前收集到的中国的数据，大多都是对研究有用的，虽然有一些误差，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研究不是很大的问题，对结果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问题3：您怎么看待中国政府当前对房子的政策？

帕金斯教授：

我觉得房子的问题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例如控制房价，或者房地产泡沫，但是我对此不发表评论。美国房地产市场有泡沫，中国也有。我对房地产有所了解或与我的研究相关的是有关农民工住房的问题。当前的住房政策有很少是针对农民工的，当然有些农民工有了住房，因为他们挣钱买了房子。但是我想给你们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去年我去了一个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那些孩子连周末都待在学校，因为当他们回家后，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对于许多农民工所面临的住房问题，我们做的研究结果是，要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在接下来的20年里需要花费26万亿人民币，这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数字。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农民工住房的问题。如果你问我对于如何在武汉这样的地方买一个好的住房，我对此没有什么研究。

（整理人：王晋文　邹宇）

【注释】

[1]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者，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