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的内涵

第二节　文化、海洋文化的内涵

一、文化概说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自身同样长久的历史。一部人类史就是人的文化史。“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种模式。每一文化之内，总有一些特别的，没必要为其他类型的社会分享的目的。在对这些目的的服从过程中，每一民族越来越深入地强化着它的经验，并且与这些内驱力的紧迫性相适应，行为的异质项就会采取愈来愈一致的形式。”^[4]因而，文化意义的纷繁多样恰恰表明了文化自身的广远浩博。

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有“文化”的字样。“文”字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云：“五色成文而不乱。”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追根溯源，认为“文，错画也，象交叉”。由此原始之义衍生，“文”遂有文字、文籍、文章、文学之义。《尚书・序》上称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进而“文”字有了与“质”、“实”相对的精神修养与美善德行之义。《论语》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郑玄注《礼记》曰：“文犹美也，善也。”可见，“文”字自其始，便与今日之“文化”一词有着不解之缘。

“化”字本义指事物动态的变化过程，如《易》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礼记》曰“赞天地之化育”，后又引申出造化、大化等义，并由自然万物（造化）的生成引申出伦理德行的化成。

“文”与“化”合用，则见之于《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天文与人文相对，天文是指天道自然，人文是指社会人伦。治国家者必须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以明耕作渔猎之时序，又必须把握现时社会中的人伦秩序，以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等级关系，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并由此而推及天下，以成“大化”。显然，“文”与“化”从其最初的连用起，便具有明确的文明教化之义。这一用法延至后世，并进一步引申出多种义项，分别与自然、神理、朴野、武功相对。

而“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西汉刘向《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南朝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写道：“敷文化以柔远，泽普汜而无私。”其中“文化”的含义均指封建王朝的“文治教化”，用诗书礼乐等教化世人，与“武功”相对而言。大体说来，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与没有教化的“野蛮”等形成对照。

近人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他拟写一部体系庞大的《中国文化史目录》，计划包括朝代、种族、政制、法律、军政、教育、交通、国际关系、饮食、服饰、宅居、考工、通商、货币、农舆、学术思想等28篇，此足以表明梁启超所认为的文化内涵，是指人类历史的一切内容。^[5]梁漱溟也认为，“文化，就是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6]。与两位梁氏为代表的广义文化观点不同，陈独秀等人则反对将文化看得过于宽泛的见解，他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中认为文化的内容“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7]。

我们现在用的“文化”一词，是在19世纪末由日文转译从西方引进的。西方“文化”一词的概念有一个演变过程。拉丁文cultu是英、法、德、俄等国文字“文化”一词的词源，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联系、留心或注意等多重意义。英文的Culture、德文的Kultuv等都保留了拉丁文的某些含义，并逐渐从耕种引申为对树木禾苗的培育；又进一步引申为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培育。这就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含义相近。19世纪中叶，西方兴起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新的人文学科，“文化”被作为重要的术语广泛运用。英国学者、人类学之父泰勒在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将“文化”一词定义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一切的能力与习惯。”^[8]

尽管至今对“文化”仍然缺乏统一的界定，但中外文化学的研究已经达成基本的共识，即文化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人化，包括人自身的认识和改造的结晶。在文化的创造和发展过程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人凭着自由的意志和创造的力量，对自然界宣告独立，从而开创出所谓“文化”领域。而且随着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的进一步加深，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还在不断变化。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一般将文化相对地区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文化是指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认识、改造自然界客体中所创造和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多种类型。狭义文化是指哲学、文学、艺术以及宗教、科学技术、典章制度等人文知识，主要是指精神文明。

二、海洋文化的内涵

界定文化的基本内涵，是进一步认识和界定海洋文化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运用普遍性规律来认识和解决特殊性问题。

综观中华民族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华民族从来没有拒绝过海洋的召唤，时刻在倾听着大海的涛声，但也从未真正关注过海洋，海洋作为“化外之域”的观念一直扎根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了比较系统的海洋文化研究，对包括海洋文化概念在内的基本理论也有了较多的探讨。

“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9]

“海洋文化是指与海洋相关的人、事、物和空间、地域等所产生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文化，也就是指带有明显海洋特征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10]

“从广义的文化定义出发，笔者认为海洋文化的定义可作如下的表述：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受海洋的影响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是海洋文化。”^[11]

“海洋文化，是人类与海洋有关的创造，包括器物制度和精神创造。具体说来，海船，航海，有关海洋的神话和风俗和海洋科学等都是海洋文化”。^[12]

“海洋文化是人类在认识和利用海洋的漫长岁月里所积淀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生活、劳动在大海这个特殊自然环境中所创造和传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它包含着人类对海洋、潮汐、岛礁、风浪、海流等海洋事物的认识，以及与海洋密切相关的宗教信仰、精神生活、文化艺术和神话传说。”^[13]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基本形态，在一切有海洋的地区，一切靠海岸的民族中，其文化或多或少带有海洋文化的成分”^[14]；“中国的海洋文化（即海洋文明），是指以海洋和海岸带为依托，中国人民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5]……

应该说，研究者对海洋文化的各种界定都有其相应的理由和根据，只是视角不同而已，有的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概括；有的是从全球大文化的分类来说明；有的则是从海洋特殊生态环境所创造的文化角度来作出界定，等等。其实，科学地界定一个新的概念，需要漫长的时间进行探讨（比如对文化的界定），况且中国海洋文化的研究才仅仅短暂的二十多年。依据文化的本质特征，即“自然的人化”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来认识海洋文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海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就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意识地认识、适应、利用、改造海洋而逐步创造和积累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财富的总和。这一概念从广义的角度界定海洋文化，包括人类在认识、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成果，如人们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

海洋文化的生成空间为海洋。因海洋的广阔与一望无际而表现出大气与开放姿态；又因海洋无法私人占有而形成平等观念，密切了人际关系。海洋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天风海涛，最能启迪人们的想象与幻想；而险恶的风波，又能培养人们的冒险精神，使航海成为勇敢者的事业。海洋是流动的，变化的，宽容的，有较大自由度，较少狭隘观念与保守思想。海洋又是积极的，进取的，浪漫的，有广阔的想象与联想的空间，开拓人的心灵世界。这些构成了海洋文化大气、强悍、机智、热情、浪漫、生气勃勃、充满想象力与创造性的基本特征，也构建了海边居民豪爽、旷达、灵活、容易接受新事物与新观念的心理素质。

三、海洋文化的特征

“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源于海洋所创造的文明形式，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系统。基于航海和贸易传统形成大小不一的海洋经济圈，有自己的文明发展过程，并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当相互隔绝的陆地文明通过海洋实现接触和沟通之前，首先都是吸收、继承和发展本海域的航海传统和贸易网络，从近海走向海洋的。”^[16]中国的海洋文化并非陆地文化的自然延伸，而是有自己的起源、发展的过程的。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二元结构并不能凸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全貌。中国海洋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己力量”，而是一个支流，一种区域文化、社会文化。其与大陆文化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

关于海洋文化的特征，历来提法众多，曲金良^[17]、徐杰舜^[18]、司徒尚纪^[19]等学者都有论述。结合浙东区域的特色，简略概括海洋文化的特征如下：

（一）冒险性与协作性

海洋风波险恶，变幻莫测，历来被视为畏途。虽然近现代航海技术有了较大进步，但要超越海洋，仍有许多风险。在这种海洋环境下创造的海洋文化，冒险性是它的一个显著特征。

天天与大海打交道，易于形成对力量和技术的崇拜；海上的冒险生活（包括生产、商贸和海战）需要勇敢、智慧和过人的膂力；海上生活的流动性和相对独立性使海上民族酷爱自由，并得以发挥其独立不羁的个性，同时又需要以群体力量抵御自然灾害或外族入侵。所以黑格尔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他们（指海商）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20]梁启超在论及“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时也曾论道：“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21]例如明清时期，海上走私贸易十分兴旺，实际上这些商人集团不少是海盗式的，一方面出于武装自保，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掠夺。史称明嘉靖年间“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资本者则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22]。海上渔业生产既充满了机遇，也充满着危险。明人王士性记载浙东沿海渔民从事渔业生产过程中，“舟每利者，一水可得二三百金，否则贷子母息以归。卖毕，仍去下二水网，三水亦然。获利者金伐鼓，入关为乐，不获者，掩面夜归。然十年不获，间一年获，或偿十年之费。亦有数十年而不得一赏者。故海上人以此致富，亦以此破家”^[23]。鸦片战争以后，“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访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24]。所以海洋文化中的冒险性，就是指海上活动要有冒险心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价值观，以及敢于面对大海、挑战大海的无畏精神。

在这样生死与共的环境里，任何内耗和窝里斗，只能导致船毁人亡。与农业文化熏陶下的人群相比，沿海居民只有相互协作，依靠团队的力量才能在浩瀚的大海中有所获取，同时在漂泊中互相交流讯息对于收获的多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形成了浙东沿海居民注重团队协作和相互交流的意识。如浙江人擅长的造船、航海涉及多种复杂的工艺和技术，往往需要许多人共同协作才能达到预期目标；海洋捕捞也需船老大与其他渔民的密切配合；而海塘修筑等更依赖万众的齐心协力。

（二）商业性和慕利性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谈到西方海洋文化，实际就是海上贸易，说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没有分享海洋赋予的文明，也就是缺少海上贸易。这种悖论，虽不足取，但也说明，海上贸易确是海洋文化一个最主要的内涵。海上贸易不仅发生在沿海，而且穿过海洋腹地，抵达远方港口，是最富于商业性、冒险性的活动，因而是海洋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沿海居民没有可供农耕的土地，若无贸易，他们的生活资源就只有鱼鳖虾蟹。所以，“……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25]贸易交换成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方式。因而，经商“下海”不是副业，而是主业；经商贸易不是可耻可贱的，而是光明正大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海洋国家和中国沿海地区的港口城市多是商业性城市，而一些农业大国和中国内陆的城市多是政治性城市和工业性城市的缘故。在中国传统的占了“统治”地位的文化里常常嗤之以鼻的“见钱眼开”、“拜金主义”、“铜臭气”，虽然在海洋文化这里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毕竟是人之作为“人”的物化，非文化，或曰异化。^[26]

（三）开放性和拓展性

此与上述特征互为因果。一个真正的海洋国家和民族，是不会、也不能闭关锁国的，人类面向海洋的时代，就应该、也只能是开放的时代。海洋连接着五大洲的大大小小的岛屿和陆地，人类的大多数民族、国家和地区濒临海洋，海洋面向人类开放着，几乎每一寸海面（甚至不仅仅海面）都是天堑通途，几乎每一滴海水都是公路、铁路的路基，陆地上的公路、铁路只能靠人工铺设成线，而海洋上的“公路”、“铁路”却是天然一片，这样的天然开放性谁也堵截拦断不了，因而人类对海洋的开放性的利用，必然产生出“天然”的开放性的文化历史。面向海洋的开放，必然带来拓展，并以拓展为手段，同时也是目的。它的拓展性，包括经济范围的拓展、生活资料来源的拓展、商贸市场的拓展、人文精神影响力的拓展和人居空间环境的拓展，也就是国土疆域的拓展。这同样也是与前述诸特征互为因果的。尤其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开创了世界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大规模殖民时代随之到来，这种通过海外的拓展扩张来实现经济范围、资料来源、商贸市场和人居空间拓展的海洋文化表现愈加明显。

（四）精细性和壮美性

人类的生命来自海洋，人类的文化起源于海洋，海洋自然天性的浩瀚壮观、变幻多端、能量巨大、自由傲放、奥秘无穷，都使得人类视海洋这一生命的舞台为生命本能的对象物，为力量的、智慧的象征与载体。因而我们若把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相较可知，海洋文化无疑更具有人类生命的本然性和壮美性：其硬汉子强人精神，其崇尚力量的品格，其崇尚自由的天性，其强烈的个体自觉意识，其强烈的竞争冒险意识和开创意识，其悲剧意识，其激情与浪漫，其壮美心态等。这一特征在浙东沿海渔民豪放粗犷的渔家号子等艺术门类中得到鲜明的体现。渔船老大粗犷洪亮的拔号子响起来，“一网金啰一网银！”、“快快拔哟——哟嗨！”、“东海是个聚宝盆啰！”、“快快拔啰——哟嗨！”。那急促、悲壮、苍凉的渔家号子挟着雷霆万钧的气势和对生的渴望，以及作为男人生命的尊严，在震耳的涛声中，惊雷般炸响。刹那间，惊涛骇浪收敛了它们白厉厉的牙齿，接天的巨涛上响彻着渔家汉子英雄般的壮歌。

（五）地域差异性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的不同，海洋文化呈现复杂的地域差异。明代万历年间的人文地理学者王士性在描述浙东地区区域差别时，这样写道：“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而其俗又自分为三：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金、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27]如农历二月二，鄞县习俗是“二日，俗谓之‘百花娘子生日’，妇女停针刺”^[28]。而《道光象山县志》记载的象山县的习俗则是：“初二日为‘百花朝日’。妇女煮饭，杂以菜食之，谓主聪明。”^[29]同为宁波地区，相距也不甚远，两地过节的习俗却大不相同，足以说明浙东海洋文化的地域差异性。

（六）对外交流性与包容性

海水有溶解万物的自然属性，且不停地流动、交换。海洋的这种作用可以将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在海水所到之处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相互容忍、自由地发展，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状态，这就是海洋文化的包容性^[30]，并由此带来异域异质文化（包括精神的、物质的、语言行为的和社会制度结构模式）之间的辐射和交流。在中国东南沿海文化发展史上，绝少出现因文化特质差异而发生重大冲突、对抗事件，自明末西风东渐以降从西方传进被北方一些人视为“奇技淫巧”的科技文化到近代改革开放传进新鲜事物，无不如此。相反，一些大陆文化因缺乏包容性而凸显、强化了它们的排他性，结果由文化冲突导致政治、军事冲突。如中东地区近年暴力事件不断，从深层根源来说，与文化的排他性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