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炽——云南经商之父

　　王炽，（公元1836年-1903年），字兴斋，弥勒县虹溪人。早年以马帮创业，1866年在四川设立天顺祥，开展银两及资金的转运承兑业务。因信用昭著，在全国15个省设立分号，在香港设分号，在越南海防设办事处。随后又与席茂之在昆明合资开设“同庆丰”商号。数年经营，成为晚清赫赫有名的巨商之一。

　　1．王炽的生平家世

　　王炽本来家境就不好，他出生后不久，父亲、兄长的相继去世，又使这个家庭陷入了更为贫困的境地。为维持生计，王炽的母亲只得让王炽弃学经商，这在清末年间，是一件很让人觉得屈辱的事。拿着母亲变卖首饰和衣物凑得的20两银子，作本钱贩运土特产品，王炽从此走上了经商之路。

　　当时王炽的所谓经商，实际上就是跟从马帮（马帮是近代云南的主要运输工具。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和1935年滇缅公路通车以前，云南境内并没有大的交通干线。所有货物的长短途运输全靠人背马驮。即便是在两条交通干线开通以后，云南除交通干线以外的其他地区，主要交通工具仍是马），穿街走巷，翻山越岭，通过调剂各地物品的有无、多寡，赚取微薄利润。就这样，王炽白手起家，辛勤劳作，在蜀、黔、粤等地建立了良好的信誉，终于积攒起一份家业。

　　就在这时，灾难降临了。清同治初年，已小有名气的王炽回乡后，宿有积怨的表哥与他发生冲突。在一场斗殴中，表兄被杀，王炽匆忙出逃，几经波折避祸于重庆。王炽见此地商业鼎盛，又居水陆交通要冲，便萌生了设庄做贸易的想法。他认为单纯靠马帮贩货赚取微薄利润是在为别人做嫁衣，于是便租得临街铺面一间，挂出“天顺祥”的商号，贩卖马帮运来的货物。

　　由于当时王炽的行资不过四五百两，做小买卖没有多大赚头，做大买卖又感到资金不足，于是他四处寻找融资渠道，想方设法与当地颇有实力的旅渝滇商合作，由合伙人出资扩大经营，而王炽则组织马帮在重庆购买烟盐土杂贩卖到云南，又将云南的皮毛药材购运到重庆。这支三四十匹骡马组成的马帮，沿途打着“滇南王四”的旗号，亦购亦销，边贩边买，获利颇丰。

　　一天，王的马帮满载川货从昭通南行不到数里，便遇拦路土匪百余人，赶马人吓得四散逃亡，王炽却镇定自若，指名要见大头目。结果，王炽以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不但保住了自家的性命，还保住了一半的川货和全部马帮。此事在渝传开后，王炽名声更著，生意更加兴盛了。王炽抓住机遇，分别在叙府、昆明等地增设分庄。王炽富而不惰，亲自赶马运货到滇，又由滇办货运渝。之后，“天顺祥”又以开展银两及资金转运承兑业务信用好而被官府委托承办汇兑票号。

　　王炽不失时机地把汇兑业务转向国内各大城市。首先在长江沿岸成都、汉口、九江、南京、上海等地发展分号，随后又在贵阳、广州、常德、北京等城增设分号，还在云南省内州县较大商品集散地设置“同庆丰”分号，鼎盛时期，香港、海防亦设办事机构。一方面，借助天时，另一方面也得力于自身的经商才能，王炽的钱庄很快在南方发展壮大起来。当时人们称北有“晋昌源”、南有“天顺祥”，认为王炽的钱庄足可与山西钱庄相抗衡。经20年经营，“天顺祥”、“同庆丰”商号资金雄厚，号称“南邦之雄”，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之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

　　王炽至此，又做出了一个明智之举。他在经营钱庄之余，把眼光投向了开发矿业——开发云南东川铜矿上。此举，使王炽增加了几百万两白银的收入，奠定了他“钱王”的基础。王炽从此由贫家之子而成巨商豪富。

　　一个人能被称作“钱王”，必有惊人的财富。他有多少钱，没有确切的文字统计记载，但鼎盛时期，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左右整个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曾经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了统计，排在第四位的便是王炽。他是榜上唯一的中国人。

　　光绪二十九年，王炽病故，归葬虹溪烟子寨。王炽去世后，其子鸿图继父经营“同庆丰”、“天顺祥”商号。光绪三十二年任第一届云南商务总会协理。宣统元年（1909年）继任二届商务总会总理，次年倡办昆明耀龙电灯公司，民国三年（1914年）参与开办昆明自来水公司，其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当时曾称雄云南商界。

　　至今，云南红河雄镇东门的“三代一品封典”石牌坊，透过百年岁月的时空，凸显着这块红土地的光荣和梦想，似乎在向人们悠悠地诉说着什么。这牌坊是“富甲全滇”的清末巨商王炽，受朝廷圣旨旌表而兴建，时至今日，石碑上“钦赐三代一品封典诰受资政大夫花翎二品顶戴候选道王炽立”的凹刻清晰可见，丝毫无损。

　　2．王炽慷慨救国

　　与一般小商小贩不同的是，王炽洞悉了时代的本质——官之所求，商无所退。若想发达，就必须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年纪尚轻的王炽开始积极寻求官场上的靠山，以期能探寻一条官商结合的发迹之路。

　　清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出兵侵犯越南，清廷以越南久烈藩属，不能坐视不救为由，命云南巡抚岑毓英督师出关救援。当时军情紧急，需军饷甚巨，一时筹应不及，王炽明大义、识大体，毅然独自借垫60万两巨款作饷银，与法国殖民者作斗争，其爱国热忱实属可风，岑毓英为之赐额匾称“急公好义”。庚子之乱时，北京、西安天顺祥与官府结纳，大为清廷卖力，特别是西太后逃到西安后，由国库带往之款用完后，得到天顺祥源源接济，西太后对王炽大为赏识，赐予三代一品封典。光绪年间，法国出兵越南，军情危急的时候，军款却恰恰难以及时筹措。当此之际，又是王炽出手，垫支60万银两，且不提及其他，只此二事，便可看出王炽的财富足可傲国。

　　他还贷数十万银两开发东川铜矿。在1887年至1911年的25年间，王炽的全部红利已达389．9多万两，已是富埒王侯。王炽对办理地方公益不遗余力，兴学、恤灾、建桥、设兴文公当等等，动辄数万，无稍吝惜，在当时全国商界中首屈一指，凡提及王兴斋三字，几乎无人不知。

　　王炽虽然很富有，但是他不当守财奴，能以财力急国家之急，以振兴地方经济，发展地方实业为己任，且热心公益事业。他曾捐银兴建弥勒境内盘江铁索桥两座，捐银1513两重修广西直隶州（今沪西县）城孔庙，出资修筑虹溪街道，铺设昆明城至碧鸡关石板路，在昆明建盖弥勒会馆，划拨“兴文公当”资金馈赠本省举人赴京会试费用。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所带银两不足大队随行人员衣食，王炽认为爱国必须忠君，因此十万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马所经之地，“同庆丰”分行须全力资助。慈禧回京后，国库空虚，资金短缺，王炽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

　　王炽见虹溪书院损坏，即捐资扩建；见地方无救荒之粮，便设义社以备振灾；见学子失学，便建义塾以教；见士子乡试无住宿，捐虹溪试馆以供住宿；见有的举子无钱进京赶考，就承揽了云南全部举子进京赶考的一切开销；见大渡河船渡常淹没人马，便捐巨金打造13根铁索修桥，供行人过江；为培养人才、振兴地方教育文化，王炽联合当地富绅筹办“兴文当”（后更名为“兴文银行”），将之作为“基金库”，以捐助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云南经正书院，今云南大学都曾得到资助。

　　此外，王炽还开创昆明牛疫局，使不少婴儿免受疾病之苦。清廷根据王炽的各种义举，先后赐他四品道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允许在紫禁城骑马，王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

　　3．王炽经商小故事

　　王炽富而不惰，以身作则，亲自赶马运货到云南，又由云南办货至重庆，并在“天顺祥”逐步设立了一套已具民营企业特色的较科学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新的管理体制下，“天顺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商铺的发展使资金的周转变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王炽又想到了自己开设钱庄，但开设钱庄不仅需要官府批文及大笔资金，而且还需要树立人们对“天顺祥”钱庄的信任。就在这时，机会出现了。

　　清光绪九年，在云南做官多年的唐炯奉命督办川盐而被任命为盐茶道员。当时，为改善川盐生产，盐茶道急需白银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拨，唐炯只得向商界筹借。然而，由于多数商贾认为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便可见效，因而不愿担此风险，没人愿意借银给官府。王炽思量再三，认为此次筹银一方面可解盐茶道之急，借此结交唐炯，找到官场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天顺祥”在十天内凑足十万两白银，则可向世人展示“天顺祥”的实力，促使人们放心来“天顺祥”存兑银两。

　　于是，王炽冒险应承十日之内凑足白银十万两。不出十日，王炽凑足了银两，并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顺祥”的名号，列队敲锣打鼓绕城数圈后至官府送银，一时间全城轰动，妇孺皆知“天顺祥”筹巨款一事。

　　王炽不但懂得如何让人们建立对自己钱庄的信任，还很重视自己钱庄的信誉。百余年来，在彩云之南的昆明还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

　　那是清末的一天，外面在下着绵绵细雨，红顶商人王炽开的同庆丰钱庄总号大店之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此时一个衣衫褴褛的花甲老者，携着一个六七岁的黑衣孩童走了进来，两个人脸上都脏兮兮的。柜前，许多小伙计正在那忙着算账，见了他们，一个衣着光鲜的小伙计头都没抬一下：“存钱吗？”老人枯树皮似的双手颤巍巍地捧上了一枚油迹斑斑的铜钱，小伙计笑了：“要饭的吧。”老人说：“我活不了几天了，膝下只有一孙儿，想给他存点儿钱，等我一死，好让他还有几天饭吃。”小伙计声称：“一枚钱太少，存多了再来吧。”老人道：“钱庄为什么不让人存钱呢？你们行行好，就当可怜我们吧！”他苍白的须发抖动，面含悲色。然而不管老人怎样低声哀求，小伙计就是不答应。无奈，老人与孩子伤心流泪，望着大厅正中的“信义天下”的四个浓浓的墨字黯然离去。

　　第二天，不利于同庆丰的谣言开始多了起来，在当地引起巨大震撼，同庆丰的客户们也恐慌不已，对钱庄产生了可怕的信任危机，于是纷纷涌到同庆丰提现银存到别家钱庄。事情已极为紧迫，大东家王炽连夜召开会议商量对策，彻查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原因找到后，他痛心疾首：“人无信而不可以立呀。”

　　最后，他毅然决定，开除那个触犯钱庄约法的小伙计，扣发主管人员半年薪水，并让下人全城搜寻行乞的爷孙两人。王炽亲自出马，率领钱庄全体人员在大门前将老人孩子迎进店中，向他们诚恳道歉，把他们那一文钱设立一个特殊账号，开出了票据，并给了高出别人十倍的利息，以示诚意。

　　4．王炽的成功经营理念

　　王炽坚持以德经商，以陶朱公的学说为认佐铭，以儒治商；善于待人，不见钱眼开；以德报急，不断地化解商场矛盾；不居小德，爱国忠君；不故步自封，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为强国奋争。他富而不奢，豪而求俭，不但始终保持勤俭的家风，还不忘时时告诫后人，将自己的大量积蓄用于公益事业。王炽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苦研商道，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独一无二的“道行、道德、信义”，成就了“钱王”的传业。

　　王炽虽富甲全滇，但却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他重德重义，以德经商，对“商道”有着独到的领悟：“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王炽在经营上不故步自封，善于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为强国奋争；在个人生活上，王炽富而不奢，始终保持勤俭家风。诚信与德行赢得了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所有人的尊重，成为商界楷模。

　　不仅如此，王炽还仗义疏财，以财力急国家之急，以振兴地方经济为己任，发展地方实业，热心公益事业。王炽曾花巨资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了滇越铁路的路权，使云南路权不受法国人支配。为保护地方工业不被洋人染指，王炽冒险夺标，垫付数十万两白银与官府一同筹办云南铜、锡矿业。

　　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仗义疏财，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王炽的晚年更以多年经商所信奉的原则：“道行、道德、信义”为本，将偌大的资本以股份制的形式加以完善和分配。他出资修建昆明同仁街，铺设昆明至碧鸡关石板路，重建虹溪书院，捐巨资在南盘江上建成三座铁索桥，兴昆明第一家电灯公司、第一家自来水公司，引德国西门子公司发电机，建成我国第一个水利发电站——石龙坝水力发电站等等。

　　历经数十年沧桑，王氏家业从贫困至巨富，又因种种原因从巨富再至默默无闻，但王炽坚持以德经商，以儒治商，善待于人，不故步自封，为强国奋争，富而不奢，豪而求俭，将巨资更多地用于百姓，将大量积蓄用于公益事业的美名一直为世人所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