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人生格局的，应该是我人生中经历的三次重要辞职。世纪辰光创立于中国互联网的寒冬季节，却能奇迹般获得今天的辉煌成就，和我三次辞职经历所养成的良好心态是分不开的。然而在成长期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这些共同走过来的人，才能深深体会到。对于世纪辰光的发展历程中，在不同的阶段所经历不同的困境和跌宕起伏的波折，我已经不再大喜大悲。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良好的心态，我才会把世纪辰光乃至未来的事业做得更大。
下海
第一次辞职，是从我人生职业生涯的第一站——苏州市公安局开始的。这种单位和职业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心目中是至高无上、梦寐以求的，在老年人眼里是个“金饭碗”的岗位。所以，我的辞职自然就引起了社会上不少的争议，在我的亲人心里更是五味杂陈，至今回忆起来，仍耐人寻味。作者在苏州警校接受射击训练
1984年10月，我以高出录取分数线四十多分的成绩，被苏州市人民警察学校录取，并且在入校的第一天，我就被学生处任命为八四（三班）的班长。
在警校就读的两年中，让我净化了灵魂，形成了优良思想。这里还培养了我卓越的组织能力，养成了我良好的职业习惯，更凭优异的成绩，连续两年被评为“校三好学生”。
1986年5月4日，我被江苏省教育厅和团省会评为“省级优秀学生干部”。
1986年7月1日，时年二十一岁，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6年7月13日的《苏州日报》头版如此报道：
致力搞活团工作热心为同学服务
——赵旭被评为省级优秀学生干部
苏州警校八四（三）班学生赵旭，注重做好团员青年思想工作，热心为同学服务，致力搞活团工作，最近被省教育厅和团省委评为优秀学生干部。
赵旭是校团委的宣传委员，为开展团工作花费了不少心血。去年中秋前夕，他和其他团干部一起准备了月饼、水果、圆子等，组织了一次“赏月晚会”，让全班同学在校如在家一样过了个团圆节。他以诚待人，赢得青年学生的敬佩。同学有什么困难总爱找他。他会缝纫，一些同学缝衣被的活他都揽下，使这些同学再不用为针线活苦恼了。赵旭负责学校的黑板报，是撰稿人，编辑和美工，安排版面刻意求新，有时人手不够，他一人顶几人干，使黑板报如期与全校师生见面。
赵旭还注重团员青年的思想工作。新生来了，他成了新生干部培训班的主讲，一方面作辅导，一方面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现身说法，使他们深受启发。赵旭广泛交友谈心，有些同学违反纪律，他打破情面指出，同时注意“策略”，集体场合从不点名批评，而是就事论事，点到为止；发现闪光点，就指名道姓加以表扬和鼓励。
（记者：项展伟）
《苏州日报》刊登出的这篇报道，事前我都蒙在鼓里。当我儿时的伙伴告诉我母亲后，我才在母亲的欣喜嘱托中特意去收藏了这份特殊的礼物——“我人生中第一次被公众媒体认可的报纸”。在登报的第二天，我就被调往苏州市公安局政治处报到。由于我是学生党员，政治处的老干部对我特别重视。我学的是治安管理专业，全系150个学生，只有三个班长在校入党，其中只有我是八四届唯一被评为“省级优秀学生干部”的学员。
我的父亲是地地道道的温州人，从小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从18岁从军开始，就一直远在他乡，直到35岁那年我奶奶过世，他才有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后来从海军复员后，转业到上海长江轮船航运公司工作，一直干到退休。家里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就靠父亲一个人的微博工资来维持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在80年代初期，想供养两个在校大学生完成学业是多么得不容易。我的父母有三个子女，我排行老大，妹妹在江苏昆山苦心经营着一家饭店，弟弟毕业后回到了母校当上了省级重点中学的常务副校长，据说也是省里当年最年轻的非常优秀的校长之一。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所以，我从小就非常懂事，因父亲长年在外工作，平常回家的时间极少，我七岁时就能帮助母亲做些家务活。童年的我就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不但非常得顽皮，也很善言辞、爱学习。所以父亲的收入大部分都被我用在我最爱看的连环画上，因此我就经常被同龄的小伙伴们誉为“故事大王”，甚至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被冠以“吹牛大王”之名。我至今还记得，这些与我一样有着天真好奇的儿时顽童，还真的很喜欢我那节外生枝的故事情节。他们每天的“必修课”就是早早地拿着自己的小板凳来到我家，乖乖地坐下来听我描述连环画中的故事情节。因此，母亲经常吩咐我做的一些来不及做的家务活，就变成了我“课堂上”布置给小伙伴们的劳动作业。尽管当时妹妹只有5岁、弟弟3岁，我在做家务的同时还要照顾好他们，每当母亲忙完农活回家时，我早就将家里的饭菜准备完毕。其实从小的我就有一种天生调动群众的本事，让别人来帮助自己完成一些自己单独难以完成的事。
因为我的顽皮，被人称为“小猴王”，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愿服输。我天生弱小，但打架时常常会很玩命，很多大龄顽童还没开架，就被我的气势吓倒了。有时打不过对方，就会在干架之后，趁其不备将他们家的玻璃砸得一无是处才肯罢休。
我的皮肤对农村的空气有种天生的“过敏”，其症状是常常全身起水疱，甚至泛脓，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对农村空气中的农药味极其过敏。所以我从小就相信我未来从事的职业一定不是与农业有关的工作，因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早就萌发了努力学习、走出乡村、立足于大都市的愿望和决心。
其实，妹妹的学习成绩一直比我好，只是家中无能为力同时负担我们三人的学费，懂事的妹妹便早早地放弃了学业，帮助母亲干些农活。后来改学裁缝，靠加工手艺赚点小钱帮助我完成高中学业。当然母亲更是辛苦，每天清早就将家中仅有的几个鸡蛋拿到集市上卖掉，用以补贴我读书的费用。我非常喜欢英语，初一的时候，家中不惜代价买了我们村上的第一台收音机，让我天天收听英语广播。1982年高考的时候，我的英语是班上最优的。那年的高考，报考英语专业的，数学不计成绩，老师经常让我们这些英语专业的学生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出去背英语单词。结果那年的高考，我的数学只考了30分钟就交卷了，后来才知道我的数学成绩只考了十六分。1982年落榜后，我因家中贫困，不再上学而改学裁缝了。
如今在家乡，服装业已经非常发达，许多少年可以通过拜师学艺走上从业、创业之路，只是当初的我，依然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母亲帮我在本村找了个最有威望的裁缝世家，让我一心学习缝纫技术。我也知道当我十八岁成年后，不应该再加重父母的经济负担。在一年多的裁缝学艺中，我特别努力，从量衣裁剪到缝纫熨烫样样出色，师傅也非常看中我的聪颖。但此时，当年一些成绩比我差的学生，通过一年的补习，竟然全部考上大学。因我是他们高中部的班长，所以这些同学将他们考上大学的喜讯第一时间告诉了我，并且还去劝说我母亲，希望我放弃裁缝手艺，重新回到学校读书。母亲也看得出我对读书的向往，因为在一年多的裁缝学艺中，我每天晚上下班后仍然都会看书学习到深夜。
母亲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同学们的劝谏她当然明白。可是，我放弃手艺去重新学习，就等于断了经济来源，且读书的费用开销又很大。况且当时我的学艺勤奋，技艺进步也很快，已经开始收费为邻居量体裁衣了。同学们为了说服我母亲，竟将自己上大学开学的费用一起拿出来供我读书。母亲在众人的感动之下，与我有了第一次通往心灵深处的沟通。而同学们为了第一时间得到我“人生重大决策”的消息，晚上都不愿离开，将就着在我家床铺和衣而眠。
后来，我的母亲和妹妹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哪怕倾家荡产，只要我肯认真念书，哪怕砸锅卖铁，也要供我完成学业”。
1983年11月，尽管我的裁缝师傅再三挽留，可我去意已决，无奈之下，特意到学校给我送上一份二百元的大礼。同时，远在新疆的舅舅也给我寄来了二百元的大礼，我并且得到了表姐的资助。在众亲四邻的帮助下，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学校。我学的专业仍然是英语，可发生变化的是，1984年报考英语专业，数学要记分。1982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头几年，高中部不设高三，只有高二，高考的试卷出自省编教材。而1983年秋，我插班时已经是全日制高三教材了，更何况我离开校园后的一年是在学艺。这天壤之别的差异着实让我一时难以跟上，在我恢复学习后对数学中三角函数、微积分没有一点儿概念。经过一周多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逃学了，幸亏有表姐与母亲的坚持和鼓励，才让我坚定信心重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学业。
重新回到学校的我，还是非常有毅力和努力的。平时晚自习课，同学们十一、二点就休息了，而我一定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我相信只要每天比别人多花两小时学习，就可以弥补停学一年的差距，甚至在高考那年春节我都没有回家过年，而是与理科班的肖旭同学相约留校补习。我的英语比他好，他的数学比我好，借助假期清净，我们寒窗苦读，相互帮助着、鼓励着。这个进步的场景，有一次被班主任老师发现了。
那是1984年除夕的晚上，正值理科班班主任朱景明老师春节期间当班。他巡视到文科班，发现灯还亮着，以为是谁忘了关灯，没想到进教室时发现竟是我们俩。朱老师问我们有没有吃饭，我们说没有，他又问我们准备吃什么，我们亮出了事前准备好的大饼。当他看到我的脚在不停地流血，便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的脚已经满是冻疮了，因脚上的皮与鞋粘在一起，脱鞋时一不小心，将皮给一起扯下了。
朱老师看到我们这样得刻苦与毅力，当即捂住脸并痛哭失声。他随即去家里把煤油炉和米拿到教室，让我们煮稀饭吃。这一刻，除夕的爆竹声和教室里师生三人的无语凝视，构成了一幅永不褪色的春节“和谐年画”。
春节的那几天，在互相帮助下我们的成绩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虽然在节后有很多同学早早地回校了，但每天早上在校园里第一个出现的一定是我边走边读书的身影。
我上一年度的数学成绩只有十六分，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1984年高考中却提高到了八十四分。更重要的是，虽然我荒废了一年学业，却克服了省编教材与全日制教材的差异，并顺利地成了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填报志愿时，我没有报考我所喜欢的英语专业，而是以高出四十多分的优异成绩成为警校优秀生。我从小就顽皮，母亲也很支持我报考警校，因为这种学校可以更好地培养我的独立意识和生活自理能力。因为我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努力、自觉学习的习惯，所以在警校的两年，我成为优秀毕业生也是顺理成章的。
1986年7月14日，是我到苏州市公安局报到的第一天。政治处的老同志在看完了我的简历后，很欣赏地对我说：“只有你，可以在苏州市公安系统内挑选任何工作岗位。”为了打好工作根基，我没有选择机关，而是选择了基层派出所。
一年后，我如期转为正式党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成为我们同班同学中第一个被提拔的年轻干部，并获得了很多同龄人都无法取得的荣誉。
1988年2月，获苏州市公安局嘉奖。
1989年1月，又获苏州市公安局嘉奖。
1989年10月，荣获苏州市文化局体育舞蹈亚军。
奖章一直珍藏着，这凝结着我难忘的青春岁月
1990年9月，荣立苏州市公安局三等功。
1993年4月，获全市公安系统优秀歌手。
1993年9月，再次获苏州市公安局嘉奖。
1993年10月，在苏州市平江区第一个“民告官”案件中，担任被告方苏州市平江公安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并以极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在法庭上大战原告律师而获胜。
1990年9月20日，是我生平的第二次被媒体曝光。《苏州日报》头版这样报道：
在“严打”斗争中作出显著成绩
——市公安局表彰一批有功集体和干警
昨天，市公安局在公园会堂召开“严打”斗争庆功表彰大会。市委副书记黄俊度、市人大副主任石琪、副市长府培生、市政协副主席扬荷生等领导同志向有功干警颁发了荣誉奖状、奖章和证书。
今年5月以来，市区各级公安机关集中开展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破获了一大批刑事案件，缉获了一批犯罪分子，狠狠打击了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刑事犯罪案件得到了控制。市公安局党组决定：授予仓浪分局刑警队四个集体集体三等功；授予赵旭等八名干警个人三等功;给予金闾分局山塘派出所等17个集体嘉奖；给予郊区分局高根元等110名干警嘉奖。另外，还有42名干警受到大会表扬。市公安局党组还作出了向赵旭等8名干警学习的决定。
与此同时，市委副书记黄俊度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前一阶段我市的严打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搞好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还有大量艰苦的工作要做。他希望全市公安干警加强学习，坚定信念，广泛开展学先进赶先进活动；立足本职，进一步搞好“严打”斗争，确保“三迎一创”活动顺利进行；进一步联系群众，服务人民，努力树立公安干警的良好形象；进一步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坚决纠正公安行业的不正之风，再接再厉，乘胜前进，为夺取“严打”斗争的全面胜利，作出新的贡献。
1986年至1993年，是我人生中第一驿站公安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段，同时也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奋发自考法律专业和在苏州市体育舞蹈职业中发展得比较顺利的几年。由于天生喜欢文学,加上我在警校阶段从事过宣传工作的优势,再加上那段时期与高中阶段我最好的学友Rita几年来大量的书信交流，我的文笔有了很大的提高。Rita是我的高中同学，同样出生于军人家庭，当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后，我们因各自忙于自己的事业，导致我们有将近二十年没有见面。直到我们母校六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我们才得以有了再次重逢的机会。经历了二十年的风霜洗礼，我们发现当年我们在一起朝气蓬勃的同学，竟然变得有点不认识了。我们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大家开心地交流了十多个小时，更惊奇的发现是我们的往来书信竟然多达六百余封，我无限感慨地告诉她并感谢她这么多年对我文笔提高的帮助。这也让我在公安系统工作的这段经历中，被司法系统的同行们喻为“铁笔杆”，局内一些重要的疑难案件，刑侦和预审部门经常会将我调上去协助。
同时，这段时间我的体育舞蹈也在不断进步，并且在苏州市文化局组织的各地演出中屡屡获奖。苏州市首支体育舞蹈表演队的成员，是从各地群众艺术馆举办的交谊舞蹈选拔赛中以成绩优异者推选出来的，因此很多选手都以此为职业而终生追求。
这就是我的性格，做一样就要出色，包括拉丁舞。
苏州的体育舞蹈选手的综合实力都排在全国之首，其中我的舞友——国内拉丁舞的冠军孙毅、王文鹃后来还在1992年的亚运会开幕式上做过专场表演。在舞蹈队里，我是唯一的公务员，因此在几次得奖后被邀请出场表演和担任教练的机会特别多，就连在结婚的前一天，我还在为一支街道的舞蹈队培训。当时的公安系统还属于一个比较正统和封闭的行业，上级对于我的业余爱好颇有微词。相比之下，检察院、法院以及司法局的领导要开明得多，因而我在此阶段经常被除公安之外的其他政法系统的领导邀请去开课，自然也就在这些部门之中颇得人缘，因此一些重案要案，我常被上调协助处理也是常理之中。我的办事效率要比其他同事高得多，曾一度，只要我写的案件卷宗，检察院和法院一路通过。我能成为第一个行政诉讼代理人并为本局打赢官司，主要原因除了证据有利之外，与我在这些系统有着极强的人脉关系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1991年，内部要将我推举为派出所所长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最终没提上，事后我才真正理解“官缘”的含义。这个阶段也是我非常痛苦的阶段，如果放到现在，一些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的出现还好理解一些，可是在当年，我怎么都想不通，因为一些根本既没有能力、又没文化，整天鼓鼓捣捣、夜夜唯唯诺诺，善于溜须拍马的人反而被提干了。也难怪政府公务员中一些原本比较优秀的人，如果自身意志薄弱，在社会上邪恶风气的长期侵蚀下，会不知不觉地被拉下水。于是，我开始反思我的选择，同样也在设法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可是因为天生就不会拍马屁，我变得越来越孤独，与新提拔的干部之间的关系也越处越难。我学会了酗酒，也学会了抽烟，当然更多的是与商界的朋友有了一些接触，从而接受了一些商业方面先进的思想，我慢慢地开始厌倦这种环境。连续几任领导的调动，加上适应这些领导的工作风格和相处关系的疲惫，我终于有了想离开的念头。1994年，我终于被复杂的人际关系挤出了让我曾经辉煌的第一个基层派出所，我被调配到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火车站派出所担任治安警长，这是我在不同的岗位上担任同样职务的第七个年头。
火车站——苏州市北大门的一个重要窗口，每天流动人口特别多，也是犯罪分子活动较为集中的地方，各种吸毒贩毒、贩卖人口、打架斗殴、倒卖票证、卖淫嫖娼、偷盗流窜以及盲流乞丐等人员鱼龙混杂。我每天的工作除了简单的重复之外，更多的是在危险中小心翼翼地度过。当然，这些对我来说，本身就是职业的定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最让我无法承受甚至度日如年的，还是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开始怀疑我的情商了。
改建前的苏州火车站，是我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也是创业后无数次经过的站台。
这个阶段，也正是各地“下海”的高潮期，隔三岔五的媒体就会刊登一些政府公务员辞去公职，南下深圳、广州等南方沿海城市创业成功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联想起自己在公务员队伍中的那种疲惫与窘迫，我一直在寻找着自己下海的合适时机。
1994年，温州从未见过面的表弟来苏州找我，让我帮忙将他自己生产的服装放到当时苏州最有名的“美罗时装城”销售。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对我来说不算是值得回忆的事，但它却成为我萌生跳槽创业的真正开始。
表弟十六岁就开始做起生意，且胆大有魄力。初生牛犊的他就开始向民间资本高额融资，并创办了一个小型的服装厂，他的生意做得不错。在我的帮助下，表弟的服装正式在美罗精品城货柜上架。由于地段和服装城品牌的优势，表弟的生意越做越大，然而自然流动资金却出现了问题。在人生地不熟的苏州，我是他的唯一至亲。于是表面上表弟是向我借些钱，其实让我取得了一些股份。在帮助表弟服装生意的那段时间里，我接触了大连、厦门、杭州、上海一些服装生产基地和品牌总经销的老总们。在这圈子里，我越来越觉得公安工作的枯燥并发现自己先天也有一定的商业头脑。
不久与我一起从高中考上大学的同学，有的辞去法院高职，成为了名律师，有的放弃教师职业成了股票职业操盘手，有的甚至离开公安，开起了自己的工厂。当然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我初中的数学老师宋郑还，他下海不久，就成了全国童车行业赫赫有名的“好孩子”集团的董事长。于是初涉商业和看到机会的我，终于有了我人生第一次决定跳槽的想法。
1996年3月，在经过了无数次的思想斗争和对自己兴趣点的分析后，我决定辞去自己从事了十个年头的公安工作。
90年代中期，“下岗”成了热门话题。“弃官下海”，以后家中唯一的生活收入，就要仅靠我在苏州大学旁边开的一家颇具规模的酒店来维系了。3月18日，是我第一次创业的重要2日子，也是我人生中正式辞去第一份工作的难忘的日子。我辞去公职，事前没有对外界透露任何消息，甚至连父母以及日夜奋战在“死亡线”上的同事们都不知情，只有政治处的同仁们知道我向组织上递交了辞职申请书，但是因组织审批程序的关系，政治处并没有马上批准我的申请。于是我当天便以休假的名义开始等待上级的批复。后来才被告知，我的辞职申请一直到6月中旬才被批下来。
由于我多年在公务员队伍里工作，结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在饭店开张的当天，前来捧场的政界及社会名流达200余人。一个能容纳一百余人同时就餐的大厅，安排了我十年来关系较好的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的一些同事和领导。当然这种安排是我故意的，因为今夜我要在适当的时候向所有关注我的同事、好友以及家属宣布我决定未来人生变化的重要辞职。这天，多年来一直关心我成长的母亲在弟妹的陪同下，也来到了饭店开张的现场。由于来人较多，我没有更好地对他们做些特殊的招待。
晚上9点多，酒兴过后的大厅突然响起了“的士高”音乐，很多好友在酒兴中狂舞起来，兴奋的我，和来自我们舞蹈界的一些舞友的表演让大家的兴致提高到了极点。一阵狂欢之后，我拿起了话筒，用极其沙哑的声音向所有的朋友们宣布了我辞职的消息：
“各位朋友，尤其是我的公安战友们，感谢过去的十年中，你们对我的帮助，今天我将把在这十年中与各位结下的深厚友谊深埋心中，我要与各位作人生中的第一次告别，我决定明天起离开公安队伍，下海经商……”
话音刚落，现场一片混乱，很多同事冲上来抱着我失声痛哭。火车站派出所的两位同仁更是失去理智，一下子将大厅内的餐具砸得一塌糊涂。
“赵警长，这事不可能吧？”
“是的，我已经递交辞职申请了，明天我就与各位分手了。”
当我再次肯定的回答又一次传到同事们的耳朵里的时候，他们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并开始“躁动”起来，有的相互拥抱着失声痛哭，有的拼命地砸起了啤酒瓶，也有的干脆将餐桌掀翻，更有的甚至将我压倒在地上。我被同事们的这些出乎意料的举动，感动得流泪不止。我一边本能地从重压的人群中勉强地爬了出来，一边注意留心酒醉后的同事们的各自神态。泪眼中，我朦胧地看到至少有40对朋友还在相互拥抱着大哭,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还继续倒在地上……
可能是巧合，大厅内的音响中正好播放的是刘欢的《少年壮志不言愁》，很多要好的同事，竟然情不自禁地相互拥抱着一起唱了起来，声音虽然非常嘶哑,场景却十分感人。直到邻居从楼上扔下东西表示抗议，我们才稍有平息。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母亲从大厅外面看到我们混乱场面以为是喝醉后在打架，当她最后确认是我辞职的消息时，突然跪在了我面前，并用极其绝望的眼光一边看着我，一边拉着我的手揪心地说：
“儿子，你不能辞职的，公安的工作不能丢啊，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这几年，看到你在机关里成长很快，每次看到你被报道时，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可能是过于激动的缘故,母亲没说上几句话,突然心脏病发作,当场晕倒在地。听到母亲揪心的问话，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呆滞地看着弟弟将她送往医院救治。
大厅内外，在一阵喧闹之后，大家只是互相对视着，邻居们也停止了扔东西抗议的行为。我们在一片道别声中结束了像是开宴庆典而其实却是一场职业生涯告别的欢送酒会。
当宾客们散尽后，我开始接受家人的数落……其实他们的牢骚与担心也是正常的，因为毕竟不了解我的过去和未来，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未来肯定会在商业领域内有所作为。10年的公安工作至少让我学会了人际关系和公共关系的处理，这是一笔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经验财富。
第二天，我没有去上班，事后有同事到饭店告诉我，几个昨晚情绪激动的同事被局领导警告了，原因是扰乱居民正常休息，有损公安形象，局领导还下令，今后谁也不许走进我的饭店。
辞职后一段时间内，陆续来看我的各方朋友越来越少，当然也有各种关于我辞职的猜测版本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开始对世态炎凉和人情淡薄有了一种更加刻骨铭心的理解。但更重要的是，我立下了誓言，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要立足于商界，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辉煌成就。
结缘红桃开
辞职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不适应社会上的商业环境。可能是十年公安的经历，使我在公务员的环境中养成了一种虚荣和飘渺的感觉，因而很反感那种谦恭式的微笑服务。在帮助饭店打理了两个月的生意后，便决定外出看一看真正的商业环境。
1996年5月，在儿时同学的推荐下，我受聘到一家中外合资的苏州德豪家具公司任营销经理。该公司的总经理陈嘉敏先生是地道的美籍华人，人很忠厚老实，但他对国内的商业文化不习惯,其中最让他想不通的是在每接一笔定单时，必须要与客人喝酒；其次是中国特色的“回扣”,让他怎么也适应不了，再加上这家单位原属国有企业，合资经营后,一些根本没有能力但会阿谀奉承之人，着实让他束手无策。而在苏州已工作和生活多年的我，无论就人际关系还是各种资源,都比较符合他的观念。在经历了三个月的磨合期后，我为公司拿到了不少定单，陈嘉敏先生对我出色的业务能力和人品都非常认可。但很遗憾的是，不善言辞的陈嘉敏先生还是被国有企业复杂的人事关系挤回了美国,随后我也决定离开该单位。
在德豪家具工作的三个月中，并没有给我留下很多深刻的记忆,只是感觉到陈嘉敏走得有点可惜，还有一点感受就是国有企业严重的“中饱私囊”现象，当然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在中国，做生意需要人脉”！
也许是感觉德豪家具的舞台太小，也许认为自己在这里发展没有多大出息吧，我与陈嘉敏等部分领导没有更多豪言壮语，就结束了我这短暂的打工经历。
而在此时，我当初创业的饭店却在家人的打理下红红火火。由于饭店临近苏州大学和正在开发中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每天都有一大批稳定的回头客和社会各界朋友的光顾。即使我不在，饭店的营业额也天天看涨。这使我感觉到，这里已经不需要我了。于是，我开始往返于各种招聘会。一次大型招聘会上的一个企业吸引住了我，成为后来影响我一生职业变化乃至标志着我创业成功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营销型企业——武汉红桃开集团。
武汉“红桃开生血剂”，是1996年打进苏州保健品市场的。我不但被其独特的营销模式深深吸引,而且强大的广告攻势和用人机制，让我也不得不想尽办法争取一举应聘成功。我精心地准备好我的简历，整理好我所有的获奖证书，很庄重地把所有资料递交给了红桃开江苏办事处的人事部经理。遗憾的是，当年的红桃开需要找的是有工作经验和专业对口的人才出任营销经理,而我的这些经历对他们来说基本没多大用处,因此，我的第一次应聘失败了。可令我欣慰的是，仅相隔一周，红桃开又进行了第二次招聘，这次招的都是一些行政文员，我看了看招聘广告，其中有一个安保部岗位比较合适我。当时也没想什么，反正饭店的经营已步入正常，只要这份工作能让我养活自己且不麻烦家里就可以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对自己能力比较有把握的岗位，又一次进行了投档,这次还真的接到了人事部门的面试通知。
这次面试我的是江苏办事处主任徐春庭先生。徐主任与我同年，原在武汉一家国有药厂当销售经理。1994年红桃开产品在武汉诞生时，因企业的快速发展，一举兼并了武汉市不少的国有药业生产基地，他是否因兼并而去红桃开工作我不得而知，但面试的第一天他留给我的印象特别好，以至于我在该公司一干就是两年。
可能因为苏州近几年发展较快且临近上海的因素，人们的保健意识和消费意识要比江苏的其他城市居民高得多，所以才促使红桃开江苏办事处的地点选择在苏州。创业初期的办事处，条件非常艰苦。作为江苏省级的总指挥部，竟然设在了大运河旁一家很不起眼的“红旗”旅馆内。
红桃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典型的以儒商创业为主的高科技保健品公司。公司高层汇聚了一大批海归和武汉各大院校的教授和专家。总裁谢圣明先生曾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中文系老师，1988年辞职，创办了“青年心理研究所，1992年谢圣明等人向武汉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成果投资50万元，生产一种低成本的生血剂，开始了红桃开的创业。直到成书时谢圣明所领导的公司股东多达上千人，而红桃开的资产规模也随之变成了40多个亿，就连职工当中都出现了百余个百万富翁。我对谢的了解源自于进入红桃开培训时看过他写过的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同时从音像资料中得知他的口才很好，演讲富有激情和煽动力。
1996年是红桃开集团大肆对外市场扩张的重要一年。
海报、终端和义诊是红桃开集团产品营销的特色手段，先声夺人的广告攻势和“农村包围城市”式的市、县、乡、村四级网络销售体系以及“正规军与民兵”组成的人海“军团”组织网络,是红桃开产品迅速打开市场的有力保障。
1996年的3月，苏州的大街小巷以及主要公交线路上、医药诊所、药店、保健品商店等，到处可以看到“呼儿嗨呀，中国出了个红桃开”和“红桃开生血剂，补血真快”的宣传标贴。强大的广告攻势让人不得不想到这是一家非常有实力和影响力的公司,这就是我决意要选择它作为打工和学习经商的理由。
可是眼前这家不起眼的红旗旅馆竟然是红桃开集团江苏的总部，我带着疑虑，犯着嘀咕边走边注视起周围的环境来。
旅馆的二楼一层全是红桃开江苏办事处办公的地方，楼层矮小且黑暗。大大小小每间只有七八平米的十几间办公室内安置了企划部、储运部、财务部、人事行政部、销售部等林林总总的部门。每个部门的人员相当年轻，工作起来非常有节奏。我在等待面试的一个多小时里，只听到员工们敲击电脑键盘的声音,看到胸前挂着工作牌的各级主管们不断穿梭于各个部门之间协调工作。
在一间不算大的客房内，七八个人席地而坐正在快速地吃着盒饭，他们嬉笑中说起无锡一位总经理被奖励一台轿车的事,同事们正在吵嚷着让他晚上请客。
“徐总，今天是不是有几位应聘安保的人过来面试？”一位身材窈窕的职业白领凑上去问一位坐在地上吃饭的中年男子。
“你看，我一忙起来就什么都给忘了，他们人呢？”
“在外面已经等了一个小时左右了。”
“好，叫他们马上到我的办公室。”说完，徐总放下自己的饭，径直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所有这一切，我观察得特别仔细。因为对我而言，第二次择业非常重要。我对于自己短短一小时中的所见所闻非常感动,尤其是当年收入过20万的省级公司总经理与员工一起坐在地上吃饭并且将吃饭的时间也用来工作的徐春庭,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这种情景以前在公务员队伍里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面试的过程非常简单，这可能与徐春庭本人雷厉风行的个性有关系。在不到五分钟的面试中，他就问了我三个问题：
“你最得意的经历是什么？”
“你最失意的是什么事，为什么？”
“请你对你即将从事的岗位进行描述？”
可能由于是同龄，我们的沟通特别畅顺。在我一一回答完毕后，被当场告知面试通过。
与我一起同时被录用的江苏员工总共有40人左右，其中苏州的有十六人，其余的都是无锡办事处的同仁。我们被人事部门集中安排在无锡某军事基地进行为期一周的封闭式军训和企业文化培训。
可能是由于好奇，我对这种半军事化的企业内训方式非常感兴趣，一切都觉得那么新鲜和神奇，当然最吸引我的是红桃开集团的用人原则及先进的产品营销特色。在这里没有论资排辈，也不允许搞拉帮结派和山头主义，“只有逗号，没有句号”的企业精神让我感觉到这里不会像公务员队伍中存在“勾心斗角”和“温室青蛙”现象。“能者上，庸者下，升迁靠业绩，去留靠纪律”的用人理念，非常符合我的价值观。虽然这五天里，我们每天都重复着跑步、学习、军训、再学习、交流等简单的流程，但我还是觉得这是我离开公务员队伍后最开心的一次学习经历。
短短的五天内训，我们被称之为“红桃开江苏市场的黄埔军校一期生”（简称“111特训营”，即1996年11月1日进营受训）。“111”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拥有很大的知名度。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了红桃开集团江苏省80个子、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才，并一度创造了年销售额两个亿的奇迹。
其实，真正让我记忆尤深的是内训的最后一个晚上举办的那场结业典礼。五天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们在艰苦的内训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很多同事在歌声中流泪甚至拥抱道别，因为我们四十人将被分配到江苏的各个不同的城市。所幸的是，有四位同事与我一起被分配到了江苏办事处（后不久变更为江苏公司，即江苏总指挥部）的法务审计处工作。法审处下辖法务部、审计部、安保部、监察部、秘书部，编制14人，我被任命为安保部部长，管理五名拥有极高武艺的强手。其中一名是国家二级拳师、一名是少林武校的教练、一名是南京大学的体育健将、还有两名是武警战士。我们的任务是打假维权、纠章正法、货运押解以及各类经济违法案件的查处、市场行为的监督、重要领导的安全监护等工作。
分配后没几天，江苏办事处终于从简陋的红旗旅馆搬迁到了苏州一家当时比较豪华的写字楼里。
红桃开集团能吸引人才的最优秀的方面，莫过于她的企业文化。日清日结、周清周报、月月提高是红桃开企业文化中的一个部分。我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得非常快。
其实在红桃开工作，我是很不满足于这个岗位的。因为这个岗位对于已经有了10年专业经历的我，简直是太轻松了，而我真正来到这个公司需要学习的是她优秀的培训流程和市场营销策略。
1996年12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被安排到了苏北的淮阴帮助刚刚启动该市场的苏春芳总经理一起打理团队和布建终端。尽管当时的天气非常冷，但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没有任何退缩。小苏很年轻，地道的安徽人，做事踏实且能吃苦，江苏公司的各级高层对他的评价非常高。而当年的淮阴市场，几乎都是“三株”保健系列的天下。刚刚成立不久的淮阴办事处坐落在县委（还没有撤县建市）招待所一间不到80平米的空闲房内。
之前我与小苏从未见过面，倒是他很了解江苏总部派出的即将帮助他完成市场构架的我。因为在那个时期，“111特训队”已经在江苏各地小有名气了。他在简陋的小餐馆为我作了简单的欢迎后，一向做事利落的我开始交流我来淮的工作计划。
“现在淮阴市场需要我做什么？”
“什么都需要，包括人事招聘、培训到经销商招商，终端布置以及海报张贴等。”小苏用急待的目光看着我。
“不要急，我们先做最重要的事”！
“那好，淮阴最大的苏北批发市场的毛经理，是这里的老大，他资历很高，人也很傲慢，凭我的资历与他沟通有点问题。你代表江苏总部与他聊聊怎么样？最好让他放弃经销三株的产品来经销我们的产品。”小苏向我抛出了第一个待解决的难题。
“他有什么优势？”我直截了当地问道。
“他是淮阴保健领域里的龙头老大，部队出生，很爱酒，家中除老婆外,还有一个情人，两套豪华别墅。他的生意全靠赊销，回款很慢但人非常地讲义气。”小苏一五一十地对这个大客户进行了描述。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重要的是寻找共鸣点，找到共同的语言和相似的经历可能就会突破一切。拥有十年公务员职业经验和在中外合资公司工作数月经历的我，应该在与人沟通上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我暗自思忖着。
“好，你明天下午预约毛老板”！我很自信地对小苏说。
“老赵，他很能喝酒的，你酒量怎么样”？小苏又冒出一句。
“能否找到帮助我一起劝酒的女同事？”我颔首微笑，胸有成竹。
“为什么？”小苏不解地问道。
“很多男人与男人之间喝酒不会助兴之至，毛老板既然有两个女人，说明他对异性有一定的亲合度，我们明天什么也不谈，就是联络感情，建立关系，你照办就可以了。”我的一番解释顿时解开了小苏的一些疑团。
对我接下来的一系列策划，小苏似乎非常满意。
第二天，我们按预约时间准时来到了苏北批发市场。在见到毛老板的一刹那，我感觉小苏对毛老板的描述一点儿没错。一个可以足足容纳上百家的保健批发市场内，毛老板的摊位竟占了1/3：什么中华鳖精、三株口服液、太阳神、巨人脑黄金等，当时国内有名的保健产品,都是由他总经销。看样子他的生意确实做得很大。老毛，40多岁，身高1.85米左右，体重约100公斤，体魄强壮，落腮胡子，大大的眼睛中镶嵌着深深的眼珠，方方的脸上挺着一个特别诱人的高鼻梁，性感的嘴唇下刻着一个男人少有的美人沟。他是我见到的40多岁男人中最具成熟气质的一名中年男子，难怪他有两个女人。
毛老板对于我的到访，还算是比较客气。毕竟闯荡江湖的他，还是知道红桃开产品的市场前景，因此对于江苏总部厂商派出的我，他确实不敢怠慢。我们在一阵寒暄后，立刻找到了些共同话题。
“老毛，我这次来淮阴的目的，主要是在我们地区寻找一家地区级的总经销商，之前我们对于医药公司也有过一些接触。我们觉得你们两家都比较符合我们的条件，所以我是代表总部来淮做前期考察工作的……”我的话还没说完,老毛听说医药公司将与他竞争,而且是仅设一家,顿时心中建立起了“心锚”。
“赵经理，如果你们要在我们地区设立总代的话，一定要考虑我们的，小苏来淮出任我们地区的总经理后，我们的关系一直相处得不错，我们是这个批发市场最大的一家保健品公司。要是连我们都拿不下红桃开产品的代理权，估计我们圈内的人都不会推销此产品。”
“为什么？”我不经意地看了看傲气的老毛。
“我们苏北市场有个习惯——喜欢跟风，如果我不做，他们也不会去用钱压货的，同时他们对于医药公司这种国有企业的官腔很反感。”
其实医药公司我还真的没去过。对于老毛的话，我特别地在意。为了彻底争取老毛，我们回绝了他的宴请。
回到办事处后，我立即动员全体人员，晚上12点以后全部加班，张贴红桃开的宣传海报，张贴范围为以苏北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半径五公里内的所有电线杆、商店外墙、人力三轮车以及市区主要交通要道的岗亭、公交站台等，包括老毛家附近一些建筑物的墙体都标刷了广告。在我的带领下，那晚我们一直干到凌晨5点。第二天上午9点，我又组织团队把宣传海报粘贴到了市区一些保健品专买点、医药点，以及大商场保健专柜上，可以说红桃开产品的宣传海报和车贴一下子将整个淮阴装扮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我们又对市区的一些主干道、公交车辆、人群集中区域的大型路牌进行了大规模的户外广告投放。淮阴电视台以流动字幕播放红桃开的招商广告、专题片，广播电台《走进健康》栏目也直播红桃开，一系列营销手段全部用上后，红桃开产品已经成为当地人街谈巷议的话题了，接下来的几招连环策划案，更是让经销商们刮目相看。
1、针对医药公司的下属所有药店进行铺货，同时辅以赠送小礼品，借用药店工作人员，将红桃开产品全部上架至所有最醒目的柜台。
2、与医院联合街头义诊，媒体跟踪报道。
3、街头广发小字报。
4、重点病人赠送服务，典型案例电视上镜。
5、街头义务劳动，树立企业形象。
6、走进学校，赠送红桃开形象写字板。
正当我将一切方案进行得有声有色时，总部以另有重用为由，将我上调回总部工作，此时我正好在淮阴工作了一个月。其实远在苏州的总部已经知道我在淮的出色业绩了。临走前的一天晚上，我还是放不下老毛这个大客户，便让小苏再次预约他并告诉他我要回总部的消息。
这次老毛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一再邀请我去他家的别墅吃饭。在苏北，一般只有贵宾才能被邀请到家的。那晚，我只记得老毛的家很大，并且拥有一个很大的专业歌厅。我还学会了当地的一些酒文化，什么“一心一意、四四如意、六六大顺”等一连串数字型的顺口溜。其实这些数字就是代表要在不吃菜的前提下，空腹喝下的酒的杯数。那天我真不知道喝了多少，反正是醉了，临别时只记得老毛吩咐小苏明天送货200件。
小苏在送我回寝室的路上，一直夸我厉害，能搞定老毛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我们非但没有送什么礼，反而在没有花一分钱的情况下，让老毛破费请了我们一顿大餐，小苏一路上嘀咕着将我送回了房间。
那晚我确实也非常得兴奋，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成就感让我在酒兴中突发灵感，拿起毛笔，奋笔为淮阴全体同仁写下了一句富含哲理的经典之言——没有做不好的市场，只有做不好市场的人！这句话，一直对我以后的职业生涯影响很大。世纪辰光创业后，我将她变成了公司的营销文化。
回到苏州后，我才知道，原来红桃开集团在快速发展中存在着企业管理上的不足和漏洞,部分素质低劣的员工开始大量地挪用公款。摆在我案头够得上司法部门介入的有无锡、宜兴、江阴、常州和南通等分公司的挪用公款案。价值两百多万元的货款不知去向，甚至连这些公司总经理们的踪影也杳如黄鹤。
由于我以前专业经历比较丰富，总部才让我来处理这些违纪违法的案件的，实际效果证明，这个决策是非常英明的。我们根据案发时间的先后，列出了专门的工作时间表，并落实到专人进行先期的取证工作。带着问题去思考是我一贯的工作作风，于是我开始认真地研究在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着的公司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一些明明够得上立案，但司法机关却不予受理的案件，着实让我们这个部门头痛。如劳动合同的不签订和人事任命制度的不健全，无法认定是否属职务犯罪；储运部门铺货帐本的不完善以及经销商收货凭证的随意性，无法证明货物的真正去向等一系列存在于源头上的问题。这应该是一个需要在管理上加强和改善的庞大的系统工程，否则还是治标不治本。
接下来，我一方面与公司的各个部门进行有效的沟通，并向他们提出了建议，在制度建设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另一方面只能动用我们安保的力量，开始与这些“失踪”的总经理以及货款有问题的总经销商们进行周旋。
1997年的4月，是我们安保部最艰难也是最危险的一个月。江苏常州公司的总经理总共侵占公司货款达五十四万之多。虽然公安部门勉强受理此桩经济案件，但毕竟刚刚成立不久的经侦部门在经济案件与经济纠纷的界定上还是非常谨慎的，他们唯一的要求是让我们将人找到后再作处理。在人生地不熟的常州，我们只能通过公司的员工进行寻觅跟踪。可是当我们刚有点眉目时，一天晚上7点多钟，一个神秘的恐吓电话竟然打进了我的专用手机上。
“你是总部派来的赵部长吗？我认识你家，你们在常州住的旅馆我们也认识。请你将你的弟兄们带离常州，否则我们会与你们火拼的！”
我觉得非常奇怪，我的手机明明是专门为此案刚配的，怎么会有人连我的职务及手机号都知道呢？我感觉到我们内部一定有问题。不过我一点也不怕，因为我带领的安保部成员个个是武林高手。
“你是谁，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约个地点谈谈，打架不能解决问题。”我用极其平静的语气应答着。
“我们希望你不要插手此事，红桃开欠我们很多的钱，我们不得已才采用扣货的方式。”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更应该谈谈，你说对吗？”我不卑不亢，绵里藏针地回敬他。
“好，一言为定，但是只准你一个人出来，时间晚上8点，地点体育场东门。”
对于这样的特殊预约，我一点儿不怕。因为以前在公安部门时，一些贩毒分子经常这样预约我。我决意一个人赴约，但我的同事们不同意我独自前往。最后我们想了个比较周全的计划，即由我的同事们提前到达约会地点，而我则向公安部门报案。
一切按计划进行着，同事们按商定的时间提前到达了指定地点。可是以前只是在电影中看到的一幕发生了：我的同事们刚出现在体育场门口，大约十来个穿着风衣的小青年，突然拔出深藏在风衣内的将军刀和狼牙棒，对准我们的人乱砍。同事们在自卫的情况下开始反击。国家二级拳师小刘的三级武术棍一向拿手，几棍之后，打掉了他们一部分人手中的凶器；其他几位身手不凡的同事同样也是高招迭出。不到5分钟，对方的人逃得无影无踪。兴奋中的同事正欲继续追打时，我带领的警察正好也赶到了现场，一场本来更激烈精彩的“武战”只能在惋惜声中早早收场。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部门的员工确实身手不凡。少林武校小齐的轻功与硬气功非常出名，他曾经在公司组织的一次圣诞联欢会上，当着几百个员工的面，纵身一跃，将电灯泡摘下，当即放进嘴里嚼碎；武警出身的小王竟然一脚可以将直径四五十厘米的树干踢断；还有连云港小腾的飞镖……可能是红桃开特殊文化的因素,他们对各地安保部的人才要求确实很高，听说武汉总部的人更厉害。而这些人才,我以前在公安部门都未曾见到过。在恢复平静的“战场”上，我们与警察同志一起收集到了对方丢弃的各类凶器共十余件，有的凶器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很可怕。也许是这场由对方挑起的不平常的决斗，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重视，他们站到了有利于我们的立场上。在一切调查笔录完毕以后，公安部门正式对此起经济案件立案侦查了。
当晚11点，我们在总部的调度下，连夜驱车赶往南通。因为劳资纠纷的问题，江苏总部人事经理被员工非法拘禁在南通大酒店内，江苏总裁助理查先生驾车前往南通处理时，不幸翻入河中，情况不详……
抵达南通已是第二天的凌晨，在南通大饭店的江苏总裁助理的房内，我们见到了因车祸而死里逃生的查总一行。只见他满是疲惫，脸部和肘部隐约还能看见一些带血的印痕，衣服显然已是换成新装了。在简单介绍了他们的车祸经过后，查总向我们谈起了人事经理被非法拘禁的事情。从谈话中，我们了解到这又是一起劳资纠纷引起的恶性事件。南通警方对于此类事件的定性与常州警方几乎雷同，即经济纠纷，不予立案，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了。第二天，我们与当事人进行反复而又耐心的沟通后，总算将此事圆满解决。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经常出差在外，各类因劳资纠纷引起的截留货物、挪用公款以及拖欠广告费、发报费等事件越来越多。我们这个部门也因此承担了更多的工作，我们的足迹遍布了江苏各地的大街小巷。不久我因业务能力突出，被提升为法务审计处的副处长。1997年度，我们共为江苏公司追回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余万元，因而被武汉红桃开集团总部评为数万名员工中的全国先进工作者。
在红桃开集团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从安保部部长，一路升迁到法务审计处的副处长，我对自身能力的提升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提升后的我，其工作面已经扩大到了公司高层的制度建设层面上，如参与一些储运、财务、人事的决策以及打假维权、营销方案、渠道管理等一系列涉及到公司全方位运营方面的高端会议。这个阶段是我进步最大的阶段，至少我懂得了如何去设计和制定一个大型集团公司规范运营的文官体系。由于我们这个部门的工作特殊性，加上我们执法的严肃性，江苏八十余个子、分公司和办事处的一把手对我们的出行一直是提心吊胆的。我们也形成了坚决不与下级公司同吃同睡的习惯，我们的出差要么是离任审计，要么是清理坏死帐，要么是违纪监督，要么是制度督办等。集团总部赋予了我们更大的权力，那就是在财审过程中发现有问题的，可以直接撤换重要岗位的负责人。江苏的南通、常州、镇江、扬州等地的总经理就是在我们执行制度强势的前提下，直接被免职的。这个时候如果人事部门没有安排合适的人选担任新的总经理，就由我直接代理，并全面主持工作。所以，我在管理上的真正长进以及市场运作技巧的提高是体现在这段特殊时期内。我是一个非常爱思考和总结的人，虽然代理总经理的时间不长，但是每项工作我都进行了记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代职期间，无论是团队建设还是市场创新方面，我一点而没比原来的总经理差。
1997年的圣诞夜，所有江苏公司的高级主管全部被紧急召回苏州开会。当年负责浙江市场开发的李正新副总裁主持了这场不平常的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宣布江苏公司新的人事任命。创业元老徐春庭先生不再担任江苏公司的总经理，由年仅三十岁左右的原江西省总经理刘先生出任其职。1997年的江苏公司虽然出了不少事，但销售额在全国还是名列前三的。会议时间不长，但整个会议的气氛非常严肃。当时的江苏公司已经拥有几千名员工，年销售额达1.7个亿。徐在团队建设、市场构架和营销策略上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就连出席这次非常会议的所有主管和总经理们都是徐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家心情非常不好，注意观察细节的我，还是看到了参会的各位不停地将眼光扫向了主席台上的徐。徐为什么调走，我不得而知。事后，同事们透露出“红桃开高层之间可能出现了一些信任危机”的传闻。
第二天，我及江苏各地的总经理都被新任的省级老总刘先生找去谈话，刘总对于我们这个部门的成绩早有所闻。就全国各地的法务工作而言，我所领导的这个部门在整个集团中是名列前三位的先进集体之一。刘总对于我个人的业务能力和团队整体战斗能力非常认可。当然，他最想了解的是当前江苏各大市场所存在的隐患以及呆死帐情况。刘总上任后不久，江苏的总部正式从苏州搬迁到了南京。我们百余名干部在新总部南京为徐春庭举行了告别宴会。我与徐的秘书蹇小姐是那次会议的主持人。
或许是徐在江苏的人格魅力确实很大，徐调离后的一段时间内，来自江苏各地辞职的总经理以及从总部离职的主管越来越多。各地侵吞货款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刚刚被评为全国先进的我，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整团出差。总部机关内，我们的办公室经常是空无一人，一些经常留守的机关干部开始猜测公司是否已经走向衰落，当然只有我们和财务部门知道公司的销量和回款量在逐步下滑。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看到公司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连红极一时的“111特训队”的同事们甚至也开始挪用起货款，事态已经到了不是靠我们这个部门可以解决和控制的地步，而是应该由武汉总部最高层必须重点研究“如何重塑企业文化和强化法律意识”的关键了。遗憾的是公司的最高层还是不知所措，只知道在1998年的第一季度内，红桃开在用人方面出现了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只要是武汉大学或武汉其他院校毕业的，哪怕是应届生，都可以出任江苏各公司的总经理或总公司各部门的要职。而是这些新上任的年轻领导们一点儿不谦虚，他们可以随意地开除任何一个人，仿佛公司完全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企业远景和规则的“个体户”。曾一度，江苏公司形成了“抗武”热。即一大批曾经接受过早期红桃开企业文化熏陶且对江苏市场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干部”，开始厌恶那些新上任的没有任何管理经验却官腔十足的“武汉兵”，他们在执行上设障，在回款上截留，在团队上公开拉帮结派，在经销渠道上故意铺货，整个公司上下形成了严重的“大企业病”。一向做事认真的我，开始思考红桃开到底能走多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我们这个部门最敏感。江苏总公司的领导刘总不久也被调走，换成了一个在常州武进县级市场当过办事处主任的年轻人来接任。
1998年3月，在无锡江阴市场一次违纪调研案件中，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这个曾经让我兴奋，也曾经让我有过梦想的红桃开集团。此时的我在红桃开已经工作了一年半。
其实我真正辞职的原因，应该归结为如下：
1、四级网络营销体系的市、县、乡、村、镇中，红桃开采取的“正规军、民兵、游击队”式的人海战术，没有给员工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文化与素质的差异化，使得一些有着“本科”学历但没有任何管理经验乃至销售经验的人，瞎指挥、乱弹琴。对于不服从者，在不需要其办理任何离职手续的前提下，即可口头解雇。问题的源头是“人海”战术的企业文化和缺乏规范的人力资源系统管理。
2、财务管理极度混乱，各地一些白条、坏死帐现象特别严重，制度建设形同虚设。据不完全统计，在我离职前的那段时间里，江苏公司收不回的货款有一亿人民币之多。很多本可以进入司法程序解决的案件，皆因手续不全而无法取证。如劳动合同、任命文件不全而无法确定挪用公款或职务侵占等罪名的成立；铺货记录中无发货人和收货人的签名，因此无法确定最终的责任人等。这些大量而且不断冒出的违纪违法案件，使得整个局面光靠我们这个部门已是无法控制，而是整个运营系统面临着必须大动手术的关键时刻了。
3、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度发生了严重偏差。总部制定的一些操作实务以及设计的企业文化在当时的企业管理中应该有一定的前瞻性。可是到了下面，尤其到了县级以下的销售网络中全部变了样。我不太清楚一些总经理级的绩效考核制度，但从表象来看，一些总经理可以随心所欲地“开人”和“用人”，甚至有些总经理与财务部门、经销商等勾结起来进行“套现”，致使我们的取证工作异常地困难。人事条线几乎瘫痪。
4、拉帮结派、亲情管理现象比比皆是。大量违纪干部的出现，导致红桃开解聘和开除了一批又一批的重要管理骨干。在红桃开看来，这些干部对企业的不忠诚，可能由于武汉本地员工的因素，于是在江苏出现了“武大”热，即只要武汉大学或武汉本地院校毕业的学生，都可以在没有任何销售和管理经验的前提下出任要职。而这批学生兵，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自觉或不自觉地吹诩自己与红桃开集团某某高层沾亲带故的某种裙带关系。后期的红桃开让人感觉完全是一家家属制企业。这种现象的出现，恰恰得罪了一批有能力的“老干部”,于是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自然变成了一种“时尚”,大家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做事上，而是用在了如何千方百计取得上级主管的“信任”上，于是办公室政治一度抬头。
5、现金流是导致大量员工挪用或侵占货款的主要原因之一。公司上下拖欠员工工资现象极其严重，再加上各广告商广告费以及“游击队”（红桃开组织一批劳工发小报，内部称之为“游击队”）发报费的拖欠，导致很多总经理们的无奈，面对“债主”的催讨，只能动用公款，以息事宁人。
6、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保健品市场，红桃开并没有在其产品和服务上狠下工夫，而是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媒体和终端宣传上。一些不实的病例报道和终端宣传海报的张贴，常常引起了直接竞争对手“三株”的封杀甚至“打架”。在最基层的农村市场，为了争夺电线杆的宣传画张贴，“两军”经常对垒甚至互殴，光我们这个部门处理的这种群殴事件就不下数十起。
……
总之，这些种种因素的存在，再加上合理化建议得不到有效的采纳，我对红桃开公司的“离心力”越来越大。考虑到自己工作地位的重要性和业绩的显著，以及在江苏公司拥有的很高威信，我决定在适当的时候，与同事们说再见。
我的第二次辞职，竟然与第一次辞职有着惊人的相似。1998年3月的一天，我带领法审处的同仁在无锡江阴查处一起二十余万的经济案件，进展非常艰难。我们每一次取证的突破，对方都了如指掌，而且不时有上级公司的领导打来电话说情。在我们确定“嫌疑人”的落脚场所并与公安部门共同实施抓捕计划时，还是走漏了风声。这桩我花了很大精力的案件的复杂性，不亚于当年我在公安队伍里侦破的案件。当晚我一句话没说，我们处里的同仁看出了我若有所思的神情，便邀请我去喝酒。在酒席上我说得最多的，是列举了红桃开可能会滑坡的种种迹象。许多同仁对我独到的分析非常赞同，可能也是大家和我一样借酒浇愁的缘故，我们越说就喝得越多，在迷糊中，我向同仁们说出了我要离开的念头，并且就在今晚做个告别，同仁们个个发呆了。因为我的离开将意味着他们群龙无首了，他们也不知道下一步是否继续出差，怎么继续操作。一向做事认真的我，要么不说，说了就要干的风格，同事们很是了解，他们知道我一旦做出的决定，谁也无法改变的。我手下的人大部分是“武术”人士，特别讲义气但脾气有点不好。我只看到国家二级拳师当场将酒桌掀倒，其他同事借助酒精的作用，一边骂人一边砸起了酒瓶。顿时，饭店内一片狼籍。老板一开始以为我们在打架，但细细一看我们全部拥抱在一起在大哭。幸好那天我们处的女秘书也在，她用无锡话对老板说：“我们都是同事，我们的领导要走，我们舍不得他，大家喝醉了，你千万不要恼怒他们，他们会武功的，让他们砸吧，我们一定照价赔偿。”朦胧中，我看到了拿起电话准备报案的老板，竟然将饭店大门关了起来，让我们尽情地砸东西。十分钟后，我们慢慢地恢复了理智，发现被我们砸掉的酒瓶达四十多个，桌子和凳子也砸坏了好几张。毕竟这批仗义的“武侠”还有点“素质”，事后分文不少地对砸坏的东西进行了全额的赔偿，老板似乎也非常满意。
当晚，我要辞职的消息不胫而走，同事们的电话从江苏不同的角落打了过来，法审处处长也从南京打来电话，对我进行挽留并约定明天再谈。如实在留不下来，他将从南京赶往江阴为我另作一次饯行。
可是事情就是那么凑巧，当晚一个让我实在无法接受的事实发生了。饭店因涉嫌经济担保的问题而被法院以连带责任查封了，这是我们一家赖以生存的饭店……我来不及与还在江阴的同仁们打个招呼，就连夜赶回了苏州。此次无锡一别，正式结束了我在红桃开的打工生涯。第二天，专程从南京赶往江阴为我送行的法审处处长，只能遗憾地为我举办了唯独我不在场的特殊的饯行酒会。从此，我们俩再也没有见上面，直到今天。
商界的竞争是残酷的，人际关系是冷漠的。当我好不容易在本可以发展得很好的红桃开集团有所成长时，企业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管理“瓶颈”。我一向以为不需要操心的“后院”，经营人又因法律知识的淡薄让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苏州，这个曾经让我有过辉煌事业的天堂。此时此刻，我的梦想不但没有淋漓尽致地得以实现，反而让我跌进了生死不能的境地。我是一个非常好强而又爱面子的人，面对家庭的困境，我决定，对苏州说再见。
面对着失业和家境的贫困，我的心情特别得沉重，同时想做出一番事业的欲望也更加强烈。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浪迹天涯的互联网打工生涯，我的事业由此拉开了新的篇章。
因缘触“网”
回到苏州后，我在为自己的饭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的同时，与律师一起在法庭上为合同诉讼当起了辩护人。幸好案件还没有真正触犯刑律,最终以调解的方式而终结。非常好强的我，决定暂时离开苏州外出创业。当时妹妹决定撤到昆山继续从事餐饮服务业。而下海后连续两年在外奔波的我，感到心力交瘁，于是我决定一同前往昆山休整一个阶段。
一个月后，我重新回到了南京，向红桃开江苏总部正式办理辞职手续。我的同仁们一个都不缺，他们向我谈起了我辞职后的这一个月内公司发生的很多事情，其中不乏市场危机以及一些重大的人事变动。当晚，我以老大哥的身份，宴请我们处的同仁们。这几年来，在同事和下属面前，我一直放不下我的面子，因此，尽管当时囊中羞涩，我内心也坚持要和大家作别。当时身上仅有500元，一顿饭后共便剩下了20元，只够买一张票价为18元的从南京到苏州的火车票。
夜里11点，我到了苏州，站在当年我曾在这里任派出所警长时留下无数个脚印的火车站广场上，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心中百感交集，刹那间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而此刻，我却连打车费都付不起，只能一路走回苏州的家。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迈着沉重的步伐，在冰冷的大街上踌躇而行。茫然的泪眼凝望着远处的万家灯火，可哪一扇窗内的温暖灯光是为我而点亮？夜空繁星点点，可最亮的那颗星又在哪里？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我才走到家。此情此景，至今回忆起来，心里都会充满酸楚的泪，并感到隐隐的疼。
1998年5月21日，我离开昆山，再次出现在苏州市人才市场。巧合的是，原养生堂龟鳖丸镇江公司的老总，调到了苏州出任农夫山泉苏州公司的总经理。在来镇江之前，我们两人就结下了良好的关系，他知道我的培训能力非常强。那天他正在招聘人才，当他得知我已离开红桃开后，竭力要求我加入农夫山泉从事销售管理。闲置了近两个月的我，还是有点心动了。整个上午，我没有去别的任何单位投档，反而帮助他一起招聘起来。
中午时分，人才市场上投档的人开始慢慢减少了，我被对面摊位的老总叫了过去。
“小鬼，我观察了你好长时间，是农夫山泉的人事经理吗？”一位操着浓重北方口音，约莫四十岁上下的男子好奇地问我。
“不是，我是临时替他们帮忙的。”我随口答道。
“你以前在大型公司上过班？”他又抛出一个问题。
“红桃开。”我不假思索地说。
“那你是否对信息行业感兴趣？”他像连珠炮一样地问着，那探询的眼光一直紧紧盯着我。
“我不知道贵公司的信息行业是怎样操作的，何况我的专业与信息一点儿没有关系。”我边思考边冷静地回答他。
“没关系，我看得出你很灵活，只要能吃苦，你一定会在我们公司发展得很好。”他坚定而执着地说。
于是，我对这位中年男子的话发生了兴趣，便开始听他详细地介绍他们公司的业务。谈话中，我得知他姓商，是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他们的主要业务是在苏南浙北地区建立一个图文光盘信息网。具体的操作是到各个单位（企业）采编商品供求信息，加入光盘网，同时将企业的地理位置在地图上进行标注。入围会员交纳一定的费用后，即可获赠光盘和地图，这个业务很像起步时的慧聪网。
接着，商总问了我很多关于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我都一一对答如流。随即他要求我参加他们公司于5月24日举办的培训会。我没有直接答应他，只是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答应他考虑后再作决定。
回到农夫山泉的摊位上，我那农夫山泉朋友对我这一小会儿的“失踪”极其敏感：“怎么，那家单位要你去？”
“是的。”我不想隐瞒。
做什么的？”他紧追不放。
“信息行业。”我简洁地答道。
“农夫山泉需要你这样有经验的人才，你对保健品没有兴趣？”他认真地看着我。
我不想一下子拂其好意，于是一字一顿地说：“不是完全没有兴趣，但总感觉以后在管理上会乱，不过我也没有答应他们要去。”
“好吧，我还是希望你能来我这里帮忙。你再考虑考虑，给我一个答复。”他言语中充满了诚意。
……
当天下午2时，在帮朋友完成招聘后，我回到了昆山自己的饭店。晚上6时许，商总很诚恳地打来了电话，电话中他再次给我描绘了未来信息产业的发展趋势，要求我第二天参加他们的岗前考试。我权衡再三，决定涉足这个陌生的行业，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时也回绝了农夫山泉公司伸出的橄榄枝。
第二天上午9时，我带着我的简历来到了苏州市县前街吴县经贸大厦的一栋小别墅里。别墅共三层，一层的外墙赫然挂着“苏南浙北图文光盘信息工程总指挥部”和“苏州商鼎信息有限公司”两块铜匾。一楼为业务大厅，二楼为管理层办公区域，三楼为餐厅和制图区。
一楼大厅内，商总向参加考试的30余人简单地介绍了公司的情况后，开始了考试。笔试的题目有点像高考，什么改错别字啊，写一篇不低于1500字的作文以及一些EQ与IQ方面的选择题。由于这些考题和流程在红桃开是没有的，因此我感觉到蛮新鲜。
笔试进行现场打分后，我们按分数从高到低的次序，挨个儿到二楼商总的办公室进行最后的面对面复试。我是第六个进行复试的，这意味着我的笔试成绩是第六名。复试考官的阵营非常庞大，有当年绍兴、杭州、嘉兴、苏州、无锡、常州六个公司的总经理与商总及其秘书共八个人。复试中，商总只是将我的经历推荐给了这些总经理们，没有问我什么问题，只有杭州的总经理问了我一些有关从红桃开辞职的原因。我当场录用，并被要求参加为期两天的岗前培训。遗憾的是因种种特殊的原因，我最后成为该批学员中唯一没有接受培训的员工。
通过笔试和面试被正式录用后，我回到昆山。那个阶段，昆山的饭店已经变成了我的家。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兴奋让我独自喝起了酒，我的父母更是异常高兴。因为在家待岗的那个阶段，我一直很郁闷。我深深意识到，我第三次就业所选择的这份工作来之不易，社会商业环境的激烈竞争，加上年龄的不断增长，我应该倍加重视和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同时，我也暗自思忖，十年的公务员生涯，至少让我学会了人际关系的处理和公共关系的协调，而在红桃开近两年的工作经历，又让我学会了市场营销和对营销团队的管理方法。在即将进入的信息行业，我又能学到一些什么呢？
1998年5月26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终于踏进了信息行业。上午7时，在向人事部门简单办理了录用手续后，我进入了商鼎公司。
看到我来了，商总非常高兴，亲自将我送到了即将出发的业务车上，要求我跟从老业务员实习。只见中巴车里十七八个员工，人手拿着一卷类似地图的资料，有点像地质测量队。我心里犯起了嘀咕，“苏南浙北图文光盘信息网”到底从事的是哪方面的业务？一位比我年龄稍小一点的王姓副总，正在车上进行分工，所有的人看起来都很年轻。我们的车被冠之为“业务一部”，业务一部的经理也非常年轻，看上去不过20刚出头，穿着一身深色带竖纹的西装，系着一根与他实际年龄并不相符的深色斜纹领带，油光发亮的头发中透着一股刚刚喷过的定型渚哩水的香味，他人长得也非常帅，但从他稚嫩的脸上却能读出一番成熟。他就是后来与我一起打拼江浙两省，后坐庸世纪辰光商务网江浙两省常务副总裁位子的常啸先生。从聊天中得知他是4月1日刚进公司的，因在苏州吴江业务成绩的突出，刚被提拔担任业务一部的经理。由于是虚拟产品，商鼎公司的业务员两人一组，分为“主谈”和“副谈”。我是唯一没有经过培训的新员工，所以由王副总直接带。
我接触该行业的第一站是常熟大义镇，作业的模式也非常特殊。车到大义镇政府后，王总领着一位同事去开介绍信，全车的人都在车上等。约莫30分钟后，王总拿出政府开的介绍信，开始正式作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政府开介绍信给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说服政府官员的，反正这里发生的一切，与我以前在红桃开从事的业务几乎完全不同。按照王总事先的安排，大家下了车，开始拜访客户。唯独我与王总没有下车，而是由司机直接带进了一家辐射类的化工企业。
在业务谈判的过程中，我才明白所谓的“苏南浙北图文光盘信息网”就是将所有的企业信息采编上来，录入光盘，并按文字和图文的多少决定收费的价格；同时在地图上，对企业规模的大小分别实行标注，并按标点和字体的大小实行不同的收费。这项业务在当时的苏州还算是比较前卫的，因为毕竟在1998年，苏州尚未形成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成熟环境，中小企业对于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尤为陌生。至于为什么需要政府开具介绍信，事后我才明白，原来是要让企业知道这是一项“国家级”的政府信息工程，以便在短时间内赢得客户的信任并达到使其迅速付款的效果。多么巧妙的一套业务流程啊！我不禁敬佩起创立这种业务操作模式的商总。整个上午，我与王总拜访了三家客户，全部达成了意向，可能是由于客户暂时看不到成品，我们想要实收款项难度还是很大的，但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学会了王总在业务过程中的一些说辞，于是我提出下午不要王总带了，独自一人操作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因为我相信，这几年我在人际沟通上积累的丰富经验一定能派得上用场。
果然不出所料，下午我一人独自完成了1900元的业务。当晚，这一消息传到了苏州总部，商总亲自与我通了话并鼓励我不断总结经验，争取成为TopSales。两天后，我们因一个自然周的结束全部回到苏州进行业务总结和交流。没有想到我在这两天中完成的4000元业绩，却在公司算是高的。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商总这样总结着：“我们公司唯一没有经过培训的员工赵旭，悟性很高，每天出单，公司决定将他列为高等一级员工。”这项宣布，吸引了很多老员工关注我的目光。
公司新招的员工试用期为一个月。第三周，我的业绩仍居公司前几位，公司将我破格提前转正并任命为总经理助理，此时我的位置已经超过了常啸先生。常啸是一个虽很傲慢却比较好学的干部，对于比自己优秀的员工，他一向善于研究并与其成为知心朋友。也正是在这种理念下，他成为我在公司最要好的同事之一。
担任总经理助理的一段时间内，我并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领导，而是将心态放到了很低的层面上，我认为这才是职场的真正开始。1998年7月份是中国长江流域洪水泛滥的时期，也是我独立开拓张家港市场的开始。为了使公司的业务趋于最佳化，总部对于业务拍挡重新进行了自由组合，与我同一天进入公司的黄霞成为了我下半年的主要业务搭档。在张家港开拓业务的日子里，我们的业务所向披靡，每周的单子总是排在公司的前三名甚至第一。这期间，也是我法律自学考试的最后复习的日子。除了白天与其他员工一起正常开展业务外，一到晚上，我就在我们入住的旅馆内背诵我那考了七年一直没有通过的刑法课程。我非常刻苦，好几次因为大水的浸泡，脚部过敏而出现脓肿，可我一天都没有请过假。经王总特批，我成了唯一可以穿着拖鞋上班的人。我因刻苦好学以及业务能力的快速提高，在同事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同事们也愿意与我相处，对于一些他们拿不下的大客户，同事们都乐意请我帮忙洽谈。后来，业务一部每个员工在汇报业绩时，都不愿意问我的业绩，因为他们知道每天排在第一名的一定是我。从此，我在商鼎公司的六个分公司中声名鹊起。
1998年10月2日，公司召开夏季总结评比大会，我与常啸等摘取了业务销售一等奖的桂冠。第一次在一家纯属虚拟业务类的单位拔得头筹，我异常兴奋。尽管只有区区三百元的奖金，我还是将当天全部获奖的员工聚在了一起，美美地请他们“撮”上了一顿大餐。席间认识了刚从张家界某旅游公司辞去经理职务并加盟公司的张永连先生。张先生是我们部唯一有着本科学历的大学生，为人正直又很有才华，幽默且好学，酒量也很好。他那一口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在日后的交往中，张永连、常啸与我的价值观几乎雷同，于是我们三人成了至交的朋友。年轻的常啸非常讲义气，每次白酒量在一斤以上，这点我们三人更是同出一辄。每次我们在处理完繁忙的业务后，都会找上一家酒店喝上几盅，而每次喝酒时他们俩都以“小蜜蜂”的猜酒令比试罚酒。渐渐地我也被好听上口的“小蜜蜂”调同化了。我们三个被同事们称之为“小蜜蜂集团”。可惜张在公司工作时间很短，1998年底就离开了公司并自行创办了一家同业的公司。直到2000年5月，张得知我与常啸在杭州创办了“世纪辰光”后，才将他的公司关闭，只身来到杭州加入了我们的创业团队，当年的“小蜜蜂集团”重新聚首。今天，世纪辰光公司中他们成为我在管理上的最有力的“左膀右臂”。
1998年年底，公司的六个分公司中，苏州公司以业务第一的成绩自然成了商鼎发展史上人才储备的摇篮。我、常啸、张永连等均被列为1999年度新的总经理人选。遗憾的是张永连先生决定自己创业，放弃了这次升迁的机会。
1999年1月2日，我被商总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开始了我在信息行业中第一次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谈话。
“赵旭，1999年公司的发展目标是长江以北，总部将搬迁至扬州。公司准备在扬州、镇江、泰州、南通、温州、台州开展苏南浙北信息数据库第二期工程的建设，以前的一些总经理都是我的亲戚和同学，不太好管理。自从你们这批人才来了以后，我转变了一些观念，决定启用真正有能力的人，不知你有什么想法？”商总开门见山，直入话题。
对于商总的此番言谈，我一点儿不感到突然。因为之前就有传闻我即将出任某地区的总经理。于是，我将红桃开集团如何从盛到衰的情况一一分析给了他听，商总越听越来劲。
“今年虽然已将你提拔为总经理助理，可是真正意义上你只是充当了一个TopSales的角色，当总经理可不是那么回事。”商总用疑惑的眼光看了看我。
“不用担心，虽然我以前没有当过真正意义上的总经理，可在红桃开集团时有过管理两千人以上团队的经验，何况还代理过一些地区的总经理。”我很自信地回答道。
“我们公司与其他公司不一样，只要很少的资金就可以启动很庞大的市场，不知你有什么看法？”虽然商总不想这么早告诉我公司运作的核心机密，但因为想提拔我当总经理，所以他还是非常谨慎地透露了一些内幕，善于察言观色的我其实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多少钱？”我不假思索地问。
“凭你的能力，就用五万元启动！包括办公场地租赁、办公用品购置以及人才招聘、市场启动等一系列工作在内……”商总向我投来征求的眼光。
我看了看商，很有底气的回答他：“没问题，看我的吧！”
“赵旭，你有这种自信，我非常欣赏，我总感觉你有很大的潜力，要么我们比试比试。当年我在大连时，9个月完成了160万的产值，之后的几年，没有一个总经理能超过我的记录，看看我的这个记录能否被你突破？”商总赞许地看着我说。
我自信地说：“做市场是要有方法的，我看苏州的团队虽然做了第一，但许多该我发挥的地方一点都没有用上，到了新公司后，我会用创新策略争取有所突破。”
“假如你真能破掉我的记录，我将设立一个特别奖，并亲自为你颁奖！”商总欣喜地提议。
“真的？那我试试。”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由于谈话投机，我一直没来得及问我将被分配到哪个城市出任总经理，事后才得知我将去南通当一把手，常啸去泰州当一把手，扬州由商总亲自挂帅，温州和台州分别由其七弟和五弟出任，镇江由许长智出任（后自创青岛雷迅在线并出任董事长兼总裁，后成为3721胶东地区最大的注册中心）。六个公司中，唯独我与常是新任命的总经理。
南通是中国第一批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地处苏中最东，是江苏省继苏、锡、常地区之后又一个经济发达地区。1999年1月8日，我与商总踏上了赴南通考察的路程，同行的还有秘书以及王副总。在长江的渡船上我与商总开起了玩笑。
“商总，你从东北，一路打到胶东又杀进苏南浙北，建立了一个海量的信息数据库，现在又从苏南浙北延伸到了浙南苏北，要是今后互联网技术成熟了，就不用这样来回折腾了。”
“对了，1999年我们的目标就要将这些信息数据库接入互联网，一旦实现，我们就叫商鼎网，再也不叫什么苏南浙北图文光盘信息网了，在国内听说有个环球资源网，杭州还冒出了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阿里巴巴？”商总接着我的话题展开了规划蓝图。
渡轮上我们的这番谈话，让商总陷入了沉思。波涛汹涌的长江让我联想起当年我在红桃开时几度跨越长江处理紧急事情的场景，我的内心像打翻了百味瓶一样复杂，我为红桃开的今天感到惋惜，也为我目前的选择感到欣慰。
“商总，这次我北上南通，立下誓言，不做第一，决不回家。”
商总是一个很爱激动和情绪化的人，我与他的性格在这一点上极像，遇到什么喜怒哀乐的事，总是藏不住要表达出来。
“我相信你肯定会做出成绩的，但也要注意一些策略啊！”
“放心吧，没有做不好的市场，只有做不好市场的人！”我掷地有声地说道，并将在红桃开时打拼江苏淮阴市场的一些趣闻讲给了商总听，商总很认可我的一些理念。
不知不觉，船抵达了南通的港岸。来到这座阔别近两年的港口城市，对于这里的一切，我依然是那么得熟悉。我们沿着青年路一路来到了南通当年最好的达能宾馆入住。职业的敏感，让我不由自主地拿起了当地的小报查找办公用房租赁的信息。我们一连看了好多地方，可皆因房租的昂贵不得不放弃一些本是非常理想的办公地点，最后经验丰富的商总想到了政府的闲置用房。
我们在出租车司机的带领下，来到了南通市委党校。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常务副校长，听说我们的来意后，很是客气，但办公用房一时没有了，只有一间门面房子可以租给我们。我们很兴奋，在校长的带领下，我们终于看到了那间只有60多平米的空闲房子。据说这以前是一家点心店，房子很矮，也很陈旧，想想只有5万元的投资预算，我还是硬着头皮将意向合同签了下来。
离开党校的一刹那，我特意再回头看了看即将成为我1999年职业生涯拼搏起点的那间破落不堪的屋子，心里暗自盘算着装修格局。商总一点儿没有看出我的心思，还在不停地讲着这个地方能招到人才，因为这条著名的学院路汇聚了很多高等学府。
我1999年职业生涯拼搏起点
第二天，我们按计划去了扬州，开始为总部的办公地点张罗着。我们同样看了很多地方，后来在我的建议下，扬州立新路九号成了1999年“苏南浙北图文光盘信息网二期工程”的总指挥部。
苏北一路的考察，我们沿途经过了南通、泰州、扬州三城市，一路上看到的企业与苏州的相比差距很大。回程的路上，我们顺便看望了即将离开无锡出任镇江公司的总经理许长智先生。从许的汇报中得知，镇江公司设立在镇江市委党校。我脑子里的那根弦一下绷紧了，我知道我将要为自己的承诺付出代价，那就是我必须要成为1999年商鼎6个公司中的团队第一。可眼下扬州公司和镇江公司各有近千平方米的办公场地，这与南通我那60多平方米的破旧平房简直是天壤之别，至少，在气势和硬件上，他们占尽了天时、地利的优势。但是，我坚信，市场是人为的，成功不是靠钱买，而靠的是人才。
春节的一段时间，同仁们都回家了。我也回到了昆山，帮助自己的饭店打点生意。但整个节日期间，我针对公司不健全的文化体系重新梳理，进行全面的企业文化制度建设，包括我在业务实战中形成的系列谈判技巧，都整理成册，形成公司原来没有的《员工手册》。我想只要有了一个健全的企业文化，哪怕即使办公环境差一些，也会引来凤凰的！
1999年春节过后没几天，温州、台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六大公司新领导班子的成员被全部集中到苏州公司参加年度市场运营的动员会议。此时，我才知道南通公司新的班子除了我是总经理外，还有副总经理陆明，助理黄霞和会计。由于1999年度公司的战略重点是建立“苏南浙北图文光盘信息网”二期工程信息数据库，因此苏南浙北的公司除无锡的保留外，其他的全部撤离了。由于启动资金的短缺，我们无法为南通公司添置新的办公家具，只能连夜赶往杭州，将杭州公司所有的办公用品整整装了一卡车，运往南通。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南通班子的全部领导共四人进行了分工。我和随行司机则开始研究如何花最少的钱把这家只有60多平方米的“路边小店”装修成符合“南通信息工程指挥部”的办公环境。其实春节期间，面对这60平方米的场地，我已经打了无数次的腹稿。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只留出两个四平方米的隔断空间作为总经理办公室和财务办公室，其余的都用做业务大厅。当然，文化墙的布置是我的重头戏，这是我的创意，也是首次利用文化力量来吸引优秀员工加盟的一张“软招牌”。第一年当总经理的我，还是有点稚嫩的，以为企业文化就是标语、口号。所以什么“挑战自我，极限发挥”、“一流人才、一流业绩，一流管理，一流待遇”、“没有做不好的市场，只有做不好市场的人”、“千方百计地提高每个人的生存质量，让员工有种幸福感和安全感”以及商总《散文集》内的一些经典箴言统统地张贴在了不到50平方米的业务大厅内，同时地上铺上了崭新的地毯，还别说，装修一新的办公环境还真能吸引人才。
3月27日，经过整整一天的招聘面试，20名人员组成的新团队当场组建成功。这当中，有些人才相当不错。一年后，他们中有11人成为商鼎公司2000年度的职业经理人。不久因市场和企业管理的种种变化，商鼎公司2000年度全面出击的这些公司面临倒闭以后，这些职业经理人中有四员干将和我一起组成了世纪辰光的创业大军，两人去了新浪出任华东销售总监，其余的四人各自创办了网络公司。
3月29、30日两天，1999年度商鼎六个公司约一百余人的新员工总培训在扬州新总部召开，我在本场培训中担业务实战的主训师。由于春节期间准备工作做的充分，我的培训大获成功。
4月1日，南通公司正式运作。在支出了装修、房租、培训等费用后，5万元的投资款仅剩4000多元。我心急如焚，毕竟是第一年出任总经理，万一出什么差错，近30人的工资将成为很大的问题。我与黄进行了紧急分工，将所有的员工分成两个作业部。我带一部奔赴南通通州、海安、如皋三个经济基础较差的城市。黄霞带领二部攻启东、海门等经济基础较好的市场。可能也是因为企业老板对于这种“虚拟”业务的不认可，业务运作的第一天上午，黄霞部门的两位新员工被当地的工商局、公安局以涉嫌“虚假广告和诈骗”罪给抓了起来，自然业绩也成了零。而我的部门员工参与我亲自带领的谈判，一下签回了6800元的业务单子。由于员工被“抓”的原因，加上一些员工本身对于这种“虚拟”的谈判方式心理上有些不认可，一周后这批新上岗的24名员工，一下子有七、八位离职。印象中，第一周南通公司拿下了16000多元的定单，但人才的严重不足使我不得不重新回到了人才市场进行二次补充。
1999年5月，度过资金困难期的南通公司，终于迎来了新的转机。那就是“苏南浙北图文光盘信息网”正式以国际域名接入互联网，所有的信息即见即得。这下子员工的劲头来了，企业老板的疑惑也减少了，一些企业的信息现场采编并录入，当场上传，演示效果极佳，这比图文光盘的信息编制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来说快多了。听说两个月前的杭州阿里巴巴公司也以这种方式，为企业提供网上信息服务而名声大噪。
擅长以图文光盘信息业务切入的我，面临着有生以来的一次知识大“革命”。我们再也不需要在地图上为企业去“标点”和在“光盘网”中去输入信息，而是每天面对电脑开始研究起网络来。南通公司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营，其业绩已经超过了所有的公司，扬州总部以此为南通公司特批了两台笔记本电脑。当时我对于键盘一点儿不熟悉，甚至不敢去轻易地触摸它，生怕一旦碰坏了，高昂的维修费会把公司的现金流拖垮。我小心翼翼地在技术员的指点下，慢慢地学会了开机、关机，调制解调器的安装、邮件的设置与收发、word文档的编制以及打字等基本技能，那个阶段电脑几乎成了我的全部。当然更搞笑的是，当我们的技术员拿了电脑去企业演示时，很多老板误认为这是VCD来围观。企业用户的这种天生好奇和与网为伍的进取心，为我所领导的南通公司业务上带来了质的飞跃。由于大多数企业领导的英文水平普遍不高，很多冗长的企业域名，连用户本身都无法熟练记住，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创新灵感”在我的大脑中逐渐明朗起来。
我为什么不把这些冗长的一级或二级域名，印制在类似于我们日常使用的银行信用卡上呢？而此卡既是可以作为上网用户的会员卡，享受会员的系列优惠，又可以让企业用户像保存自己的银行信用卡一样，存放在自己的钱包里，当他们从事商务活动时，可以随时随地取出此卡，告之合作伙伴自己的网址。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于是在没有泄露任何消息的情况下，南通公司率先推出了“国际互联网入网会员卡”。此卡的推出，为南通公司的销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仅凭销售此卡，我们在短短的两个月内的回款就达72万元之多。
不久，扬州总部得知了我们的创新策略，将我的“点子”在所有公司中进行了推广。泰州公司总经理常啸更是在我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节延伸。他将所有泰州的企业信息免费输入数据库后自动生成二级域名的序列号后，进行统一的会员卡印制，再将免费上网的网页打印下来连同会员卡一起由员工亲自送到用户手中，通过网页文字的校对，直接进行业务升级。此招不但激发了用户的上网热情，还为公司节省了演示所用的电脑。一些用户见到自己的网页后，要求增加文字、图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此刻聪明的常啸又擅自拟定了文字和图片的收费价格。需要说明的是在互联网刚刚进入企业的一刹那，我们就好像是物价局，可以随意地定价。
常啸的创意，倒使我想起了1998年“苏南浙北图文光盘信息网”中的苏州企业用户失效数据信息的再利用价值。由于图文（即地图标点）光盘（即入围企业的信息按分类刻录成光盘进行派送）信息业务的特殊性，公司从事的业务不扎根，即信息采编完了再次升级或续费的机会几乎没有。因此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市场开发策略几乎成为公司业务运营的全部模式，而互联网就可以改写这种历史了。由于无地域传播和图文并茂及修改灵活等特性，一些上网的企业不但可以省去大量的广告费用，还能及时增删一些信息。这项业务可以在老用户的不断扩大下，让公司落地发展并且不断壮大。于是我在没有通过扬州总部的同意下，悄悄地成立了苏州业务部，主攻长江沿线的张家港和常熟市场。我们沿用常啸网页下载和赠送会员卡的方式，小试牛刀，结果大获全胜。因为毕竟苏州用户的上网意识超过南通。于是，一项否定“图文光盘”业务可行性的方案在我大脑中逐渐形成。公司只留六七人坚守南通的业务，其余重兵全线挺进苏州。这一策略得到调整后，我们的业绩突飞猛进，很多兄弟公司都搞不懂我们业绩增长的秘诀。其实我的这一大胆尝试，还真的改变了公司以后的业务重点。2000年公司所有的业务已经放弃图文光盘这项传统业务而全面转向互联网业务。
1999年，在南通这个仅有60平米的“小店铺”内，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成就感，让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的团队不但团结，也很融洽。尽管有好几次外面下着大雨，室内因屋顶的破损而经常漏水，可员工们一边用水桶接水，一边很开心地与我一起研讨市场策略。一些本是眼光很高的优秀员工，在我身先士卒的表率下不再有什么傲气了。据不完全统计，自我出任南通公司总经理的10个月中，竟有整整9个月与员工们拼搏在市场一线。因此他们与我一样，对那间小屋有着特殊的感情。以后每当我出差到南通时，我都会安排一定的行程去看看那间曾经让我创造过辉煌，也让我能力得到过大幅度提升的小屋。
当然，这当中，我也有过痛苦和无奈。一直以来与我搭档的黄霞因为个人感情问题，不久就离开我的管理团队。而副总陆先生又是一个从来没有业务经验的人，依仗与商总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而在团队里拉帮结派。一年中我们曾有过几次非常激烈的争吵，那是因为我坚决反对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在夜间的校园里找异性同事谈话。可能是北方人特有的性格吧，他竟然和我吵第一次当总经理是我人生中十分重要的熔炼，艰苦却值得。
了起来，情急之下我将自己办公桌的玻璃一掌拍碎了，并将电话打到了商总处要求辞职。虽然此事在商总的调和下很快平息，但我们之间的合作却一度出现了危机。
在我的领导下，公司一年中没有任何的违纪现象。通过不断的创新和大胆的尝试，终于在短短的9个月内，我们完成产值174万，打破了商总在大连创造的160万的业绩，高高位居六大公司榜首。更重要的是，我为公司培养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干部团队，其中有11人出任了公司2000年副总以上的干部职位。那年的总结表彰大会上，我被评为“最佳管理者”并荣立公司“三等功”，得到了年收入六位数以上的丰厚回报，从此我的名声在行业中声名鹊起。
告别打工
1999年，我以优异的业绩，把年初时以超低成本运营并荣登公司销售榜首的承诺变成了无可争辩的事实。同时，因为我的创新思路大获成功，公司决定将公司总部迁回苏州，放弃图文光盘业务而全面转向互联网业务。我不知道商总作出这一决定的真正想法在哪里，但至少我当时杀回苏州市场而产生的巨额利益，让他看到了一点希望。
可是在总结表彰大会和新干部任命上，被眼前的一点儿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商总犯了一个严重的“左倾”错误。他竟然在没有任何调查的基础上，只是凭着各地的GDP和企业分布数量，为公司下达了2000年完成3.4亿人民币的销售任务，与会人员一片哗然。为了做通我们中层干部的思想工作，商总和我们每个人进行了谈话。我不知道其他人的谈话结果如何。但和我的谈话，至今记忆尤新。可能这次谈话中我的执着而最终导致我辞职的。
“赵旭，没有想到，你非常优秀，1998年你做业务时成为公司第一，1999年你做管理时，又成为第一，2000年我想让你去打省会城市，不知你敢吗？”商总的语气中带着询问，更有一种挑战和威严。
“没问题，我还是坚信市场是人为的，什么城市？”我紧追着问。
“2000年，公司准备大干一场，互联网是个机会，公司准备将总部搬回苏州，并在北京、天津、唐山、大连、青岛、潍坊、扬州、泰州、南通、镇江、无锡、杭州、温州、台州、泉州、厦门、中山、广州、佛山等地设立公司开展运营，我们的产值目标是3.4个亿，北京、杭州、广州三个省会中，你挑一个。”
我思考了一下，马上说出了我的想法：“还是杭州吧，因为北京的生活我不习惯，广州有语言障碍。”
“那好，不过这次我还得再要考验你那超低成本运作的能力。给你4万元，打浙江省会怎么样？与同行的阿里巴巴打场遭遇战？”商总一边慢条斯理地说着，一边观察我的反应。
“太少了吧，万一……”我几乎不敢相信商总嘴里吐出的这个数字。
我还没有将话讲完,商总打断我又自顾着说开了。
“没有问题的，凭你的能力，一定又是2000年度的第一。对于2000年度新提拔的总经理，公司统一投资5万元启动资金，而你们一些老的经理，我看4万就够了，青岛许长智已经接受4万投资的事实了。”商的语气一下严肃起来，抬出了别人以便压服我。
“那不同啊，毕竟他是地级市，而我是省会啊！”我还想试图说服商。
一向喜欢以强势压人的商总，经过1999年互联网业务的尝试后，又变得非常刚愎自用，任何人的不同意见都听不进去。
“我们的目标是3.4亿，杭州的目标是1850万，如果市场不好，那么你最低的目标必须完成300万，如能完成，我一定奖励你一台桑塔纳轿车。”商总用不容置疑的语气为此次谈话划上了句号。
我见无法说服，只得同意了此次的人事调整。
商总与我的谈话结束后，便立即召开了全体总经理以上的会议。会上宣布了2000年度公司重要的人事调动以及市场运作注意事项。
“各位，2000年度，是公司大发展的一年，我们在华东、华北、华南设立三大片区运营，你们当中今年谁完成300万，董事会将奖励一台桑塔纳轿车，我说话算数。”说完，立刻命令秘书将此项激励措施记录下来。
商总话音刚落，参会的所有总经理都将目光移向了我。有的总经理干脆对着我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这不是明摆着给赵旭的啊！”
“是啊，赵旭拿此奖的希望最大。”
“其实还没运作，赵旭已经有了两个轮子了。”
一番议论之后，商总宣布了2000年度新的人事任命。我被任命为公司的董事局领导成员，同时出任苏杭片区首席执行官兼杭州公司总经理，主要管理着江浙两省8个分公司的运营，其中杭州公司为我当年绩效考核的主要公司。
第二天，公司召开了近百人的干部会议。会议除了宣布各自的人事任命外，最重要的是对1999年度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了表彰。我是本次表彰中最热门的一个。由于意外获得超额完成任务奖5000元人民币，当晚我在入住的宾馆内，将所有的超额奖金全部分给了我的团队。
2000年1月23日，一个让我难忘的日子，我带着5人的管理团队共携4万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冒雨秘密进军浙江省会杭州。此次的启程我没有像第一次出任南通总经理那样有着很多的感慨，而是一路上思考着对于即将运营的所在市场需要采取的策略。这种做事方法，渐渐形成我固有的管理思维和习惯，直到今天。
晚上11点，杭州下着大雨一直没停，我们一行直接将车开进了1998年时杭州公司所在地——文晖路大塘新村73011部队干休所。我们向部队干部说明来意后，干休所对我们重新入住和创业表示了极大的欢迎。
由于年久失修，干休所的五楼一层约300平方米的办公区域，显然不能满足作为一家互联网企业运营场所的种种条件。但是我对于这样大的办公环境已是非常知足，这要比南通那60平方米的办公环境不知要好出多少倍。
接下来的十余天内，我们一边进行工商注册，一边自己进行场地的简单装修。由于我的皮肤天生对油漆过敏，干了不久就浑身上下都起了鸡皮疙瘩。但面对省会城市高素质的人才，每天我还必须早早地起来，重新编写《员工手册》。那个阶段，技术员周栋成为了我的好朋友，他每天必放的田震歌曲《朋友》成为了我大脑缺氧后调节的一道文化大餐。而来自上海的武警出身的主任陈宏斌，是我1999年5月份在南通当总经理时招聘来的员工，他对于内勤保障方面的打理非常在行，甚至包括我的生活起居等一些日常事务，他都想到了。那个时期，我每天的“生物钟”是倒的，即白天会起得很晚，而晚上有时会半夜起来独自在公司的走廊里徘徊，思考着公司运营的策略。因此每天我的一日三餐、还有香烟等必备用品，包括我的换洗衣服，陈主任一手都包揽了。后据陈主任统计，我在杭州创业的整整三个月内，竟然没有走出干休所一步。几年来，我与陈主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我做事专注的风格和为人坦诚的处事态度一向很认可，但真正让他敬佩的是，作为首席执行官的我，非但没有任何的官腔，而且在艰难的环境中与同仁们一起吃住，一起装修，每晚还要利用时间编写《员工手册》，研究运营方案。陈主任酒量一直很好，每当我自己完成一项专案策划或陷入思想困境时，他是我唯一的酒友。这几年想想还真有点亏待他了，因为一度时期，他为了陪我解困，竟然酒喝得手都会发“抖”，当然这是在喝酒特别多的情况下。搞笑的陈主任也会说上几个英语单词或唱上一段革命歌曲，不过全是断章断句的，什么“go、no、yes”之类一些只有他自己能听懂的话和吐词不清的几首部队歌曲，再配以酒醉后东倒西歪的丰富的肢体语言，给我及我的团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们的团队也正因为有了这位搞笑的主任,才苦中作乐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
2000年3月12日，经过我们团队前期的努力，一切用于业务运营前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苏杭片区140余名员工全部集中到杭州进行整训。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独立策划和主持的大型培训，培训持续了两天，效果非常理想。杭州公司也由初始的六人，一下子扩大到了40人左右。当然我们切入业务的方式还是基于“苏南浙北图文光盘信息网”内的数据资料。我们按地区、按分类将杭州七县一市的所有客户资料进行打印并成立相应的业务部门，按南通业务的成功操作模式通过上门校对的方式进行会员升级。遗憾的是，我们的这套模式在省会杭州一点儿都行不通。我们每天仅以千余元的业务收入推进，显然这对于40人左右的团队来说是处于亏损状态的。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分析，得知，原来阿里巴巴、中国化工网、美商网在这座城市拥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尤其是阿里巴巴，连续在当地的一些电视台和纸媒投放力度很大的广告，再加上网民的口碑相传和政府的支持，其影响力在杭州是最大的。当时我们的主导业务与阿里巴巴极其相似，即以会员加盟的形式实施收费，每个会员的年服务费为一万两千元，而会员得到的服务无非就是一个依托公司平台下的基于二级域名的一个网页。那时我们对于网站的流量一点儿不懂。因此对于这样与阿里巴巴同质竞争类的产品，无论在网站品牌还是在网站流量上，都无法与阿里巴巴抗衡。我们的业务一度陷入了低谷。
那个阶段，我几度失眠。我一直试图寻找一种可以突破的营销策略，来帮助公司度过这段业务危机。我时常会半夜起床甚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在马路上瞎逛，让我感到好奇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时杭州所有公交站台和主要公交车上都能看到chinaren和163的广告。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这些网络公司非要投放广告，他们的赢利模式到底在哪里？当然，这个阶段我每天都要听取一线员工汇报市场的销售动态。善于思考的我，终于摸索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销售策略，那就是要想在杭州避开与阿里巴巴的竞争，唯一的出路是放弃企业会员的业务而全面转向域名虚机业务。因为这是每一个企业进军电子商务都必须要走的第一步，而阿里巴巴提供的二级域名类的企业会员服务迟早要被顶级域名所代替，这样既避开了与阿里巴巴的正面竞争又另辟蹊径地成为了域名虚机的服务提供商。这种与阿里巴巴井水不犯河水的业务运作方法让公司的业务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们很快成为了中国频道在杭州的一家最大的域名注册服务商。为了让虚拟产品得到客户的进一步认可，我策划了《域名在线注册完成通知单》《域名证书》《信息数据录入通知单》等一系列看似简单但非常实用的“土方法”，很受用户的欢迎。我们很快积累了大量的现金，并自行投入服务器开始做起了虚拟主机的业务。
我把自己摸索出的这套业务流程命名为ESP服务战略。ESP业务运作模式应该是完全背离了2000年商鼎公司所制定的大数据电商策略。它的原理是通过最基础的域名注册，抓住一批用户，然后帮助用户建立网站从而延伸到虚拟主机的业务。凡是加入此业务流程的用户，都将免费加入B2B企业会员服务。我现行的这一战略显然与商总提出的年收费1.2万的企业会员级服务是背道而驰的。
2000年4月，苏州总部传来了一份《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文章，文中影射了我擅自改变公司业务的一些“不良”做法，称这些做法“是时髦的概念，全都是炒作者的游戏，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等,这对于刚刚运营一个月的公司并且已经看到起色和希望的我打击很大。思考良久，我还是没有听从总部的指导意见，我认为处在市场最前沿的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一切以市场为导向，一切以利润为中心是我2000年经营思想的重点。我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反而加大思想整合力度，动员全员甚至临近的宁波公司一起加盟ESP服务战略联盟。
与此同时，坚持以大平台企业会员业务运营的北方片区、南方片区的各大公司，一时全部陷入了资金链的低谷。商总也似乎意识到公司即将面临倒闭的危险。进入5月份，商总与我通话的次数越来越多，电话中谈得最多的是各大公司所面临的运营危机，而此时蒸蒸日上的杭州公司月度销售直逼40万。商总开始反思其倡导的B2B企业会员业务运营的可行性转而倒向ESP服务战略。因为在其他公司连续两个月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下，我所领导的杭州公司却可以每月准时向苏州公司上缴10万元以上的利润。
5月中旬，除杭州公司外，其他公司的情况越来越糟，各地不断要求增加投资的电话陆续打进商总的办公室，此时，一些中高层干部被就地解散或充实到北方片区的其他公司去了，而华南的厦门、中山、泉州等城市的公司也同样面临着关停并转的境遇。不知什么原因，出任京津唐首席执行官的常啸先生突然辞职，从此以后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直到世纪辰光创立时他才联系上我。
眼看商鼎的产业岌岌可危，情急之中商总召集了全国性的总经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由我全面介绍ESP服务战略的相关内容，会议几度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那就是——否定大平台企业会员的运营模式而改为杭州ESP运营模式。本次会议除常啸以外，其他的总经理一个都不缺。
本次会议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学习态度认真的佛广地区首席执行官徐明先生，他是1999年4月1日在扬州被招聘进来的新员工，之前我对他并不熟悉。据说此人做业务非常能吃苦，一天走上十几公里是常有的事。当年，扬州总部为了一定要干过南通公司，因资源的缺乏，徐经常跨地区作业。安徽的天长为他的团队增添了不少的业绩。事后不久，他因业绩突出，被提为扬州公司总经理助理。2000年又被提为佛广地区首席执行官。我一直没有真正与他共事过，只知道扬州公司的同仁有时叫他徐明，有时叫他徐增玉，也有人昵称他“阿明”“小玉”什么的。他的文字功底很好，歌唱得也不错，据说他最拿手的一首《电话情思》，曾经唱红祖国的大江南北。佛广公司倒闭后，他被调往北京公司，出任总裁秘书，不久又离职出任北京希玛网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世纪辰光商务网创立后，他又改名徐文硕投身到我们的创业热潮中。
会议结束后，其他总经理都回到了各自的岗位，只有他一人转道杭州回佛山。他对我所领导的公司在企业文化、团队建设、市场运营、项目策划等方面的一些创新进行了就地考察。我因总部另有会议的原因，没有陪同他前往。
那时，厦门、中山两公司因为运营不佳，刚被撤消，很多撤离干部被就近充实到了广州和佛山公司。因此徐所领导的公司不但面临着人员的急剧扩张，还要承受着资金的压力。所以他的这种因生存环境压力而迸发出的好学精神不但让人理解，也让人佩服。
2000年5、6月份，由于公司业务战略的失误、资金的断流、加上各级管理干部管理经验的匮乏和创新精神的不足，北方区的天津、唐山、大连以及华南区的厦门、泉州、中山、广州等公司纷纷关闭。只有苏杭片、长江片的公司还勉强维持着。当然杭州公司依然是一马当先，业绩遥遥领先。可以想象那时商总的处境是非常痛苦的。每次他与我通话，哀叹得最多的是他的“大平台”业务的失败、公司管理干部的不足以及他本人理想主义泛滥犯下的大规模扩张战略的失误，甚至连每关闭一个公司，其人事、财物的安置都要与我商量，我已经完全进入了公司决策的最高层。
一天中午，正在休息中的我突然接到胶东片区首席执行官许长智的电话。
“老赵，苏州总部出事了？”他低低地说道。
“什么事？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没有听完长智的话，就急切地追问了起来。
“苏州税务稽查局十余人查封了总部的一些帐册，同时……”
“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不知道？”许话锋一转，接着又说：“1998年公司撤离扬州时，没有办理注销手续，被人举报偷税，现在所有的人都被请到税务局接受调查了。我估计是内部离职的员工干的。”
我震惊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平静。
“有可能吧，商总得罪的人太多了。”我淡淡地说，但心里却一阵抽筋：暴风雨真的来临了！
那个阶段，公司在面临着大量分公司倒闭的同时，一些员工不断地跳槽出去成立同类的公司与其竞争。没有经历过大型企业管理的商总，对于每一个优秀人才的流失，不但不去反思自己管理上的缺陷，反而采用一些过激的方式，对外出创业的员工妄加批评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俗话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所以许的这种猜测我认为并非空穴来风。
其实，对于一个营销型企业来说，我认为跳槽是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规律，一定要以平常心看待这一切；同时，对照着人才的流失，企业领导应不断地对自己的用人策略和企业人文环境的建设进行反思，毕竟，古训道：“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可在那个阶段，商总对于任何一个跳槽的人，都要进行一番负面的口诛笔伐。小则在干部会议上批评，大则就是写文章声讨，还要求所有的总经理在全体会议上传达并写出读后感传真到总部人力资源部，职位重要的干部还要阐明自己的立场。一些工龄长的干部很反对这种类似于“文化大革命”式的文字游戏，有些写得多的干部干脆将自己以前写过的内容重抄一遍，换个名字而已，当然我也很厌倦这种“批斗式”的企业文化。可能是商总自知营销型企业人才不断跳槽的不可控性，因而把写文章批评人作为公司晚期企业文化的主要强势管理手段。一些有着自己立场和理想的优秀人才，包括我在内，都感觉到很无奈。对于这种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攻击和倾轧，哪怕只是表面和形式上的，我也一直持竭力的反对态度，一而再地在不同的场合用适当的方式提醒商总，这是企业管理的大忌，最终不可避免会导致人心涣散。然而那时老总不但脾气特别倔，而且思想渐渐趋于封闭，不管是谁的意见，他都听不进去。所以这也是导致我未来辞职的一个重要因素。
5分钟后，商总终于将电话打进来了。通话的内容与许先前提及的内容一样。我假装不知道已有人跟我通报过此事，仍然故作惊讶地问起了事情的原委。
性格一向暴躁的商总，在电话中怒气冲天地吼道。
“我分析此事一定是某某干的,我一定要以牙还牙！”
面对商的暴跳如雷，我以非常平静的心态，一边劝说，一边安慰他。
“不要着急，商总，事情已经发生了，光报复是不行的，我们也应该反思企业在管理中暴露出的不足，竞争对手是我们的磨刀石啊！苏州我有点人脉，看看能否帮你度过难关。”
商总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狂躁的心情，讲述开始某某是如何进公司的，公司如何帮助他成长，他又在公司赚了多少多少钱，后来他又是如何脱离公司自己出去创业的等，以及对某某的一些不良评价。
用了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商总终于数落完了。“那好吧，你今天就来一趟苏州，看看能否通过熟人将事情化小。”他用无奈的语气同意了我去苏州的想法。
当天晚上，我赶回了苏州并请出了当年税务部门的一些知交共进晚餐，从聊天中得知此事是因为被人举报才引起税务部门的关注的，举报者一定是一位对公司或者商本人非常了解的知情人士。举报涉税事件均发生在1998年，而当时我仅是一个助理而已，所以我很难去分析并判断出此事是谁干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但从关系人的口中得知此次补税和罚款是难免的。商和我以及税务干部在简单吃了晚餐后便早早收场分手了，此后不久我再也没有关心过此事的进展情况。
没过多久，一天下午2时左右，我办公桌上的电话再次响起，原来是我的徒弟，苏州公司总经理蒋玉武打来的。平时，我们通话的语气都很平和，可是这次却不一样。因为电话那头传来的是惊讶和恐惧的声音。我立即意识到可能苏州又出什么大事了。
“蒋，怎么声音那么小啊？”
“赵总，出大事了，昨天老总的家人被人追杀了……”蒋吞吞吐吐地说了起来。
“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心头一惊。
电话那头清楚地传来了蒋的声音，语调低婉而凄切。
“昨天下午5时多，商总的妻子和小舅下班后去菜场买菜，刚下楼坐上三轮车，即被一群不明身份的歹徒盯上追杀。在逃离中，商总的大舅不幸被砍刀砍断了腿，商总的妻子为了保护自己的哥哥，在与歹徒抢夺凶器时，手掌被刀刃严重划伤，小指已经被砍断，手筋也被挑断了。由于失血过多，两人全部晕到在现场”
“天哪，哪有这种事？我们是搞企业的，怎么会变成有点像电影中看到的黑社会凶杀镜头那样呢？”我震惊地听着想着，为商总的家人惋惜，同时为商总艰苦创业却落得如此境地而感到心酸。渐渐地，我感到眼前一片模糊，我再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与蒋同时在电话中哭了起来。
R，一个非常靓丽纯净的女孩,差不多1.70零米的个子，因身材特别纤细和皮肤特别白嫩，一点儿看不出她来自大蒙古草原。她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无论在体型、相貌、举止、能力等方面属于比较优秀的白领之一。她于1996年在大连被公司招进当业务员，1997年在青岛当销售经理，1998年在苏州当总经理助理，1999年在扬州任助理。她与商总在长期的创业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而最终成为了夫妻。他们的年龄相差20多岁，但非常得恩爱。从一个普通的业务员到商总的妻子，R的变化是很大的。她哥，1999年刚从家乡包头来到我们这个行业出任扬州公司的总经理，因为在部队锻炼过的原因，他与妹妹的体型形成强烈反差。可就是这么一对绝佳兄妹，为了公司的事业，却遭受了无辜的牵连，承担了常人所不能承受的苦难……我想着想着，不禁哭声越来越大，会计以为我出了什么大事，径直闯进了我的办公室。
“赵总，出什么事了？”
我将自己得知的消息一一告诉了会计，她在我的办公室半饷说不出话来，傻傻地盯着我看，并不停地为我递上毛巾。
“赵总，商总创业挺可怜的，你是他的柱子，不能倒啊。”她哀哀地恳求我。
我看了看她，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她离开我的办公室后，我陷入了沉思。商总的处世方式我不完全认同，我们之间在经营策略上也常有分歧，但是，是他把我带进这个行业的，他让我在公司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也让我成为了公司的“首富”。俗话说，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今商总及家人有难，我决不能坐视不理。我按捺不住自己那颗牵挂的心，立即拨通了商总的电话。
电话中，商总的声音显得非常疲惫，不时地哀声叹气。谈着谈着我们俩竟然又一次地在电话中哭了起来。为了不影响其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情绪，商总要求我对于他的不幸严格保密。当时的我由于业绩的突出，已经被提为集团常务副总裁，因此商总对我的这种要求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带上慰问金赶回了苏州，看望了不幸中的R兄妹俩。躺在病床上的R哥的伤势很重，仍然处在昏迷中。他的腿中植入了钢针，腿部外侧被石膏和纱布包扎得严严实实；头部的伤势也不轻，整个头除了能见到眼睛和嘴巴，其他的都是纱布了。R的伤势还稍好一些，但右手手掌部和右小指缝了很多针，其中小指部分的筋被挑断。
商总对于我的到来感到很欣慰，可是这次善于言辞的他对我只讲了一句话：“赵旭，公司要是能多出几个你这样的精英，我们就有希望了。”
一个月后，R兄妹俩渐渐康复了。一天，我正在杭州临安的一个客户见面会上，商总一个神秘的电话，让我再次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赵旭，今晚你准备10万现金，火速送到苏州，总部准备明天搬家！”
“好，没问题。”一向执行力很强的我，没有追问任何理由，就将电话打到了财务部并吩咐准备款项的事宜。当时公司上下大都面临着资金的压力，有些公司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只有我所领导的杭州公司，不但每月按时发放工资，还能上缴10万元以上的利润。因此对于老总突如其来的调款，在资金上我感觉非常轻松。
当晚9时左右，揣着10万现金的我，终于风尘仆仆赶到了苏州总部。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只见苏州公司的总经理和总部所有员工都在整理行李和包装办公用品，公司上下一片混乱。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即被商总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一向气势不凡的总裁办公室已经看不到任何家具和办公用品了，一批搬运工正忙碌着将物品往外搬。
商总看到我诧异的样子，并没有回避我的疑惑。
“苏州，让我太伤心了。我不适应在这里发展，今晚连夜往北京赶，苏南浙北我全部交给你了。”
听了老总的这番话，我心里酸酸的，又一次禁不住自己的泪水。心想，原来创业虽然艰辛，而守住江山，更是难上加难啊！
“老总，放心吧，相信赵旭能把这个坎度过去的，那么苏州公司呢？”
“今晚也搬，移师上海！”老总声音虽低但斩钉截铁地答道。
我傻傻地看着搬运工们将东西一一地搬出办公室，心乱如麻，久久地没有说出一句话。当时天津、唐山、厦门、泉州、中山、广州等地的公司已全部撤离，唯独胶东、苏杭和佛广等片区还勉强存在。这次，总部和苏州公司的无奈撤离，让我顿觉孤独了很多。我与各位同事一一含泪相拥送别。夜幕下，我目送着搬运公司的车缓缓驶离了天堂苏州。
我一个人，在深夜的苏州人民路上徘徊了好久好久，心情十分复杂。苏州这么好的市场，老总却因为税务问题和家人被追杀的缘故，无奈地选择了放弃和撤离。从公司的此次转移开始，商鼎公司渐渐步入衰败，并逐步淡出了互联网历史的舞台，我为此深感痛惜。但是，当时的我，总有一种直觉，我相信我能在这里重书创业历史，苏州。这个我学习成长的地方，在我意气风发的年代，我将理想和信念播种在这片故土的每一个角落。虽然光阴荏苒，斗转星移，但我的信念仍在，因而理想的种子依然焕发出绿色的生机，希望的火把也总在我的心头升腾和燃烧。我就像一个在大海中航行了很久的水手，在黑夜里望着远处的一片茫茫，虽然孤独而又疲惫，却暗暗地告诉自己，那更加漆黑的地方，或许就是陆地，勇敢地闯过去吧，那便是我要到达的彼岸！我又想起了著名诗人顾城的一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总部搬家后的一段时间内，我相当不适应。有好几次汇报工作，竟然还是将电话打到了苏州。
2000年8月2日，我被通知去公司新总部所在地北京丰台区西乐园参加董事会。那天正值国内知名戏曲演员赵丽蓉的追悼会在公司附近的一个戏曲剧院召开，公司的楼下站满了警察和保安。我步行了很长的一段路才踏进了新总部。
公司布置得非常气派和整洁。本次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那就是商议撤销佛广片区并作人事方面的重大调整。按照2000年公司的战略部署，商总在全国设立了京津唐片、胶东片、苏杭片、浙南片、闵南片、佛广片六大片区运营。因业务项目定位和总经理运营能力的问题，除胶东片和苏杭片保持良性运营外，其他的公司已处于严重的亏损状态。
本次会议上，我第一次提出了期权持股计划，欲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但遭到了商总不假思索的否决。我不是股东，对于公司的决议无权表决。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如果公司不采用期权，可能会重蹈覆辙而难以留住一批有理想和能力的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陷入人才危机，从而顷刻间土崩瓦裂。但那时的商总不知怎么回事，无论如何就是听不进下面的意见，尤其是反面意见。
从北京回杭后，我的心情一直不是很好。同时，我发现了杭州公司出纳在帐务处理上存在贪污的嫌疑。会计原是老总儿时的同学，退休后，跟随老总出来打天下，她打工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多赚钱。她是1998年杭州公司的出纳，由于1998年杭州公司经营得不是很理想，她并没有赚到多少钱。她得知了苏州有个名叫赵旭的助理，能力相当不错，于是通过老总的推荐，在1999年我出任江苏南通公司总经理的时候，调往南通当我的出纳。1999年，南通团队在我的带领下，业绩成为集团第一并破了老总在大连创造的记录。那年按绩效她得到了数万余元的收入。2000年，我被调往杭州出任省级公司总经理时，她要求随我同往，继续担任我的出纳。其实在南通的时候，我就隐约地感觉到财务上有问题。但基于她是老总的同学，所以我一直没多声张。这次的问题主要是一些无据的隐性收入不见了踪影。于是我请求总部财审部门进行常规审计。没有想到的是负责审计的人竟然除了吃喝玩乐，什么都不去过问，鉴于他也是商总的一个亲戚，我感觉到家属管理制在公司的重演。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我是一个原则性很强但又憎恨家属管理模式的人，要不红桃开我还真的不想离开呢。
期权计划的否决，家属管理现象的抬头，我越来越意识到公司发展中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一种想离开公司自己创业的愿望也随之强烈起来。
2000年10月1日至3日，我被再次通知到北京参加全体干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年终分配方案和2001年度公司发展战略。通过前一阶段时间公司的关停并转，本次参会的干部人数从上百人降到了40余人，再也不像2000年初扬州出征时那样壮观了，其中60多人的干部团队已经离职，当然不乏一些首席执行官等高职在内的干部。
会议由我主持。会议上,商总一直用强烈不满的语气批评一些前期经营不良的公司总经理的心态，对于一些已经跳槽的干部还不时进行人身攻击。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个人私欲膨胀，素质低廉等一些不堪入耳的话语都出现了。他讲完后，还要参会干部表态，搞得我这个主持人非常难堪。一些有思想的干部当场对商总的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
“老总，这些离职的干部当初都是你提拔的，为什么现在要说他们坏话呢？说明你当时的用人眼光有问题，你应该检讨一下自己才对！”有人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矛盾直指商总，真有点咄咄逼人的气势。
商总见自己下不了台，当即拍起了桌子，怒言相向，现场氛围一度剑拔弩张，似乎空气也凝住了。但很多干部包括我在内，因为考虑到即将年终分红的问题，面对商总的狂躁和愤怒，为了息事宁人，就再也不提反面意见了。
谈到2000年经营项目问题的时候，商总还是坚持他自己创意的B2B会员制大平台的观点，这下一石激起千层浪，又遭到了众人的强烈反对。我是第一个早在杭州时就持否决态度的人，当时我根据浙江市场的特点，实行“ESP”服务战略而使杭州公司利润大增。而一些一直执行会员制大平台项目的公司，就是因为项目推进的困难，不是被关闭就是撤离。这是一个已经得到市场验证不能推广的项目，而本次会议上，商总竟重提此事并且打算将这个项目发扬光大，这无疑是对我前期工作的漠视和否定。
商总正说着，一些敏感的总经理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我，商总也不时用余光打量着我，似乎在等待我的反应。一开始我显得非常尴尬，一种莫名的气愤油然而生，但这些年来的大起大落练就了我良好的心态，很快我就恢复了平静。我正襟危坐，一言不发，淡淡地注视着正滔滔不绝的商总，我的威而不怒震慑了众人。
在随后而来的年终分配问题上，商总竟一反常态和承诺，称一些虽然赢利的公司，由于不能完成年初制定的指标，其总经理将以借款的形式领取年终绩效。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要打借款申请才能领到奖金，借就意味着要还。因为年初下达的指标是3.4亿，而做得最好的杭州公司估计年内也只能完300万以上。大家再一次地将目光集中到我的身上，因为他们心里明白，我即将到手的那辆作为奖励的桑塔纳轿车将成为泡影。会场上一时鸦雀无声，我相信此时大家的心和我一样心潮澎湃，一种被欺骗甚至是被愚弄的感觉冲上心头。
会议结束后，各种负面的牢骚接踵而至。大家议论最多的不是怎样做好下一步的工作，而是计划着如何跳槽和创业，可怜的商总竟都浑然不知。
当晚，胶东首席执行官许长智单独找我聊天，我非常清楚他的目的。考虑到他是公司的三把手，我还是接受了他的邀请。我与他从西乐园一路默默地走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们彼此之间的心情相当复杂，还是他比我有魄力，打破了我的沉默。
“老赵，你在公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不知你的打算如何？”
由于我是公司最敏感的人物，对于我的何去何从大家相当关注，因而我很少在一些正规的场合发表我的观点，但对于许，我决定袒露心声。
“你跟随商总的时间比我长，对他的感情一定比我深，不知道你的想法如何？”我想先了解他的想法。
“价值观有冲突啊，你难道没有觉察到？我回去就准备立即离职创业！”一向做事求稳的许竟突然冒出了这样让我不敢相信的话语。
“真的吗？”我惊讶地追问道。
“没有意义，这样一个没有前途的公司，我们留着干什么？”
“好，我下定决心与你一样辞职创业！”许得到了我的肯定回答后，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宽慰的笑容。我们两个人的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家属管理制的再现和泛滥、承诺管理现象的抬头以及期权计划遭否定，我重新质疑公司的文化和前途，我决定辞职创业的想法也越来越坚决。碍于我岗位的特殊性以及年终奖金的未兑现，回杭后，我依然小心翼翼地履行着职业经理人应该担负起的职责，我的团队一点儿没有感觉到我要辞职的迹象。
2000年10月27日下午，胶东首席执行官许长智再次打通了我的电话。
“老赵，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他急切地问道。
“还没有开始呐，你呢？”我如实回答。
“公司已经成立好了，叫青岛雷迅！你到底怎么想的？”
谋定而动，是我一贯的做事风格。但是我一旦决定去做某项事情，那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我的。
“我正在思考下一步我的定位呢，包括公司未来的项目以及股东团队的组成。”我字斟句酌地说道。
许似乎对于我的行动有点感冒。
“我不管你了，反正我已经行动了。”他的声音透着一种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坚决。
“那你也得去北京辞职呀？”我不解地说。
“不去了，奖金我也不要了，我的团队全部起义，并准备向所有的客户发更改服务通知，马上运作了！”
我不禁打了一下寒颤。我终于佩服了许的决心，但也为商总感到悲伤。
“放心吧，我会马上跟上的，只是时间和策略而已。”
其实许的这次电话，对我下定辞职的决心起了很大的作用。考虑到我的影响，我放慢了创业的脚步。我自有我的打算和想法，这也是我的为人艺术和创业策略的一种体现。
三年的互联网打工生涯，我从一个互联网的“门外汉”成长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往事历历在目——难忘南通那60平方米小屋里创业时的痛苦和欢笑，更难忘杭州73011部队干休所那一个个不眠之夜……在多少人心血和汗水的浇灌下，公司才从最初的一株嫩芽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而如今，我却心痛地看着一家家公司关停并转，惋惜地得知一个个人才跳槽流失，无力也无法阻挡。我知道，这棵大树是从根部断了、朽了，再也无法汲取任何养分，因而，无论有怎样充沛的阳光和空气，也无法挽救它一天天枯萎和凋零的残酷事实。我深深地明白，由于管理和经营理念的严重相冲，我和商总、和公司的“缘”真的是尽了，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心中对互联网那份执着甚至是狂热的痴爱，却一直没有改变。尽管2000年互联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冬”，然而，既然冬天已经到来了，那么春天就不会太远了。我相信，只要找准切入点，夯实基础，我一定能在这片废墟上建立起属于我自己的高楼大厦。我想起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一文中说过的话：“动而失败，总比坐以待毙要好得多。”那么，离开并且行动，是我目前唯一的选择。
下定决心后，我还是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不断地反思究竟是否可行？同时也不断地反问自己,我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我未来会变成怎样？我还会遇到哪些困难？这两个月的思考和抉择，不亚于当年我选择离开公务员队伍时，从方方面面去判断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那样谨慎，因为这毕竟会改变我下半辈子的人生轨迹。
我终于又一次次地失眠了，从此杭州的小茶馆成为了我“避难”场所和让自己的心灵获得一丝宁静的一方乐土。
我将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为自己找一个让我曾经有过痛苦，也有过成就，但迫于无奈不得不选择离开的恰当的理由，同时，也为即将创立的公司起个好名字并寻找一种好的运营模式。
2000年12月13日，一个新的故事从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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