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泉碧落·花开彼岸过尘世

走得最急的，往往是最美的风景，从未变过的感情，释怀了初衷。时间可以用来试金，堪比金坚的爱情，相携白首，回往从前，一切都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从1980年开始，《围城》成了畅销书，人们喜欢它引人入胜的故事，也喜欢里面栩栩如生的人物。爱屋及乌，人们探究起了《围城》的作者，他们开始给钱钟书写信、打电话，将自己心中的问题一股脑地提出来，甚至还要登门求见，想要一睹作者风采，钱钟书不胜其扰，简直成了一种负担。

杨绛想为钱钟书解围，于是一本《记钱钟书与〈围城〉》动笔了。没有人比杨绛更了解钱钟书写《围城》的内情，无论是从情节的构思、人物的塑造，还是创作的过程，她都一清二楚，人们总是误把杨绛比作孙柔嘉，其实，钱钟书在创作唐晓芙时，才真正请求借杨绛做了个影儿。

书的第二部分，叫作“写《围城》的钱钟书”，关于钱钟书幼年的事情，杨绛一问，钱钟书一答，每一个问题回忆一个点滴。钱钟书又重走了一次童年，他说，如果不是杨绛问，很多童年的细节，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1982年6月，杨绛把写完的书稿交给钱钟书过目，钱钟书读过之后，在稿子的最后一页，写上了这样一段话：“这篇文章的内容，不但是实情，而且是‘秘闻’。要不是作者一点一滴地向我询问，而且勤奋地写下来，有好些事迹我自己也快忘记了。文笔之佳，不待言也！”杨绛把钱钟书的话当作称赞，默默地收藏，一藏就是15年。

平和的岁月中，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抚摸时光，在思绪里握住一缕精绝的嗟叹，感叹年轮千变万化，就像杨绛与钱钟书，年少时曾经站在时光的对岸，千里凝睇，终究看见。借着这次书写钱钟书与《围城》的故事，两人再一次对坐细语，屏住呼吸，细数光阴的年龄，感叹几十年前，幸好彼此遇见。

钱钟书担心世人会认为杨绛在写书吹捧自己，尽管书中并未称赞，也不批评，钱钟书还是不同意发表。一直坚持到四年以后，也许是因为胡乔木的鼓励，也许是钱钟书已经想通，这样一篇记载着实情往事的文章，才终于与世人见面。

在《记钱钟书与〈围城〉》的第一部分，杨绛把书中的人物挨个拆开剖析，原来书中没有真人，也没有真事，有的不过是一点点现实的影子，钱钟书不是方鸿渐，也许扫了很多人的兴，然而这才是事实。

书的第二部分，活脱脱的一个钱钟书跃然纸上，读者们这才了解真实的钱钟书，他的“拙手笨脚”也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杨绛笔下的钱钟书，好学深思、忧世伤生，一个“痴气”，概括了钱钟书全部的秉性。这是个绝妙的词儿，痴气的钱钟书，超越了疯傻和痴憨，是那么的天真和可爱。

出版社出版《围城》英译本时，再三请求将《记钱钟书与〈围城〉》翻译成英文，附录在书后，杨绛实在拗不过，终于同意出版。只是，文章中“痴气”一词贯穿全文，译者找不出一个恰当的单词，任何一句英文都无法贴切地道出“痴气”的可爱。杨绛告诉译者，她是以知心伴侣的口气写这篇文章的，译者终于大受启发，每到不同的场合便变换不同的词语，情感终于丰富了起来。

曾经艰难的岁月，仿佛时刻行走在岁月的边缘，那些刻骨铭心的遭遇，每天都在上演，随着时间的点滴积累，凝结成了琥珀，在阳光的照耀下，发散出低沉的光。回忆早已斑驳不堪，只有文字能记载一切过往。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中，杨绛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陪斗者”，小小的侧面，却反映出“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场景。也许是杨绛的心中从未有过愤怒与仇恨，书中的语调只是娓娓道来，讲述一段段荒唐颠倒的往事。

“文革”竟然也可以用宽厚的笔调去写，杨绛笔下的革命小将和“老家伙”，只是不同阶段的运动重点，同样受害，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那个荒谬的时代，杨绛始终用博大的胸怀去感受，本就残酷的现实，竟然也能迸发出同情和友爱。

在《孟婆茶》里，杨绛再一次发挥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她自己成了书中的主人公，在登上传送带之前，领到了一个对号入座的牌子，号码已经模糊不清，她按着号码找去，所有的座位已经坐满，国籍也没有空地，只好在旁边放了个凳子坐下。传送带是驶离红尘世界向西而去的，目的地是孟婆店，大家要去喝茶，喝了以后会忘记一切过去，眼看就要驶入孟婆店的楼上，杨绛赶忙跳下传送带，忽然梦醒，原来身在床上。作品似梦非梦，读来却深有寓意。

杨绛自认有许多贫贱朋友，他们都被她写进了书里。她说，自己的第一个贫贱朋友是老李妈，她爱一切带气儿的动物，尤其疼爱杨绛的小猫花花儿。还有一个贫贱朋友是菜场卖鱼的小贩，经常把死鱼留给杨绛喂花花儿。她珍惜与贫贱朋友的友谊，与家中的保姆周奶奶，始终以姐妹相处，即使周奶奶年岁大了告老还乡，杨绛也始终与她保持着联系。周奶奶生病时，已经92岁的杨绛还亲自带上礼物去看望，周奶奶已经不会说话，两个人就贴贴脸，相对而笑，直到临别时，依然依依不舍。

即使青春倏忽而过，记忆也可以将它延长，年华老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值得自己回忆的一场青春盛会，就像过年时错过了一场烟花，始终寡淡而无味。杨绛和钱钟书有着丰富的回忆，随便拿出一段咀嚼，依然充满了遥想当年的韵味。女儿钱瑗是他们最忠实的读者，她说：“妈妈的散文像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杨绛却始终认为，钱钟书的作品才是精彩，自己的散文只是平平淡淡。钱钟书却说：“杨绛的散文比我好”，“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别人称赞杨绛的书，钱钟书总是很高兴，别人有疑问，钱钟书也总是抢着替杨绛解答。

钱钟书很乐于当杨绛的读者，杨绛写《洗澡》时，就像钱钟书当年写《围城》一样，一个人写一段，另一个人就读一段，读完还不忘评价：“你能写小说，你能无中生有。”《洗澡》的故事背景，是钱钟书和杨绛共同经历的年代，故事发生在解放之初北京的文学研究社。国学专修社社长姚骞性格仗义，爱书如命。他婚姻美满，太太弹得一手好琴，还有一个美丽的宝贝女儿姚宓。当姚骞心脏病突发去世后，太太也中风瘫痪了。正在读大学的姚宓中断了学业，在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员贴补家用。她与未婚夫分道扬镳，又花重金治好了妈妈，后来又调入文学研究社图书馆，从此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

一个个人物在杨绛的脑海中逐渐丰满，故事情节应运而生，小说中的人物各个鲜活，就像日常见到的一个个熟人。一场“三反”运动，让杨绛刻骨铭心，当时给知识分子“洗澡”，便形成了书中的故事背景，“洗澡”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谁都没有自觉自愿。在书中，杨绛这样写道：“假如说，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炼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这部小说里，只有一两人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读者出于喜爱，往往把他们看作主角。”

女儿钱瑗曾经说：“妈妈这本书走入禁区了，党从未认为思想改造是错。”杨绛说：“我也并未以为知识分子不需改造思想。人人需洗炼。但这是个人的觉悟，政治运动无补于事。”

当《洗澡》出版之后，收到了很多海内外的评论，施蛰存先生曾经评论说：“语文纯洁，本来是读者对作者，或作者自己对作品的最低要求。但近十年来，却已成为最高要求，在一群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要找一本像《洗澡》那样语文流利纯洁的作品恐怕很不容易了。”

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认为，《洗澡》是一部中国杰出的作品。它怀着希望和恐惧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第一次政治运动中的感受。杨绛运用她善反讽和妙语的风格，描述遭受挫折的男男女女试图在新的社会秩序下寻找着落的那个时代，即使觉察到政治狂热和人性残酷，也从不失去她的幽默感和同情心。

还有许多人把《洗澡》当作《围城》的姊妹篇，可是细读起来，就会发现完全不同。《围城》是一部主角连贯的小说，《洗澡》则只是一个横断面，并没有真正的主角，并且只有对话和描述，没有打断的议论，温润的笔调也不同于《围城》尖刻的讲述。

回忆是一首旷古的歌谣，具有旷野荒凉的魅力，美丽且令人生畏，只要站在回忆的门扉略微徘徊，一不小心便被卷了进去。情愁多是随风而逝，顺着风来的方向，回忆的幽香阵阵沁人心脾。

把时间交给文字，指间描绘出内心的感受，深思与感悟激荡着内心而起的迷茫思绪。半掩落寞，揉碎心事，淡淡的美好，浅浅的不舍，在空气中氤氲成蒸汽，倒映出一段段光阴与心事。

杨绛已经习惯了忙碌的生活，即便是在创作《洗澡》时，也同时兼顾家务和病人。七妹杨必患了胰头癌，杨绛疼爱七妹。保姆周奶奶曾说，太太比疼女儿还要疼七妹，杨绛对七妹的感情，也许蕴含着一丝怜爱。七妹的丈夫孙令衔在“文革”中受迫害自杀，七妹的一个儿子在工厂工作，“文革”中被当作“五·一六分子”逼供差点被活活“打死”，儿媳把濒死的儿子救活，逐渐养好，可一次在北京的公车上谈起往事，竟突然病发，躺在车前等待被轧死。等到被工厂领回天津，最终跳楼自杀而死。姐妹情深，妹妹生病，杨绛倾心照顾，妹妹病逝时，杨绛的心里无比难过。

保姆周奶奶生病回家后，新来的保姆包三妹不熟悉情况，样样都要杨绛手把手教，包三妹不识字，买菜之前由杨绛把所需要的菜品都画出来，实在画不出的再写下来交给售货员去看。

因为名声在外，钱钟书的崇拜者也越来越多，总有些慕名而来的学者或文人，想要拜访这位奇才。杨绛尽量帮钱钟书挡驾，来的人多了，也不好全都挡在门外，有的人听到主人的辞谢后会转身告辞；有的人干脆直接闯进门来。一家报社的记者不管杨绛怎么拒绝，依然执意采访钱钟书，纠缠了好久忽然自己走了，钱钟书对杨绛自嘲：“他大概发现我穿的布鞋上面有一个洞，想想同他们的提倡消费不搭界吧！”应接不暇的来客，最让杨绛感到头痛，每天除了接待来访者，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做事。钱瑗代父母给长辈们写信时也曾经说过：“爸爸正补充修订《谈艺录》，但是每天客人多，做不了多少事；妈妈也是，很苦恼。”

许多电视台想把《围城》搬上荧屏，钱钟书拒绝了，影视作品很难将小说中的幽默语言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黄蜀芹、孙雄飞、屠岸德却锲而不舍，经过反复阅读，体味书中的人物，拿着用了三年时间改编而成的《围城》电视剧剧本，到北京登门求见。杨绛接待了他们，把剧本仔细地读了两遍，提了四十多处修改意见，如何开头和结尾，都做了详细的修改，尤其是主人公方鸿渐的塑造。他是一个被动的人，什么事情都不主动，心肠软，意志薄弱，有一些小才学，却什么都不能干。在感情上，他也是被动的，不要给人造成他从这个女人追到另一个女人的印象，似乎他很荒唐，其实是苏小姐在主动追他，鲍小姐又欺骗了他，即使最终结婚，也是妻子孙柔嘉采取主动。钱钟书自己也说：“方鸿渐是个被动的主角。”

杨绛给出的建议很中肯，也很受用，她的一句话“写《围城》的是淘气的钱钟书”，给了黄蜀芹无限的创作灵感。她还曾经写过几句话给黄蜀芹，希望帮助她找出《围城》的内涵，突出主题：“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是《围城》的含义，在电视剧的开头，这段话作为开场白吟诵，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直到今天，这段话依然被奉为经典。也许只有亦妻亦友的情感，才能对彼此的作品有着如此深刻的了解和体味，这样的感情在世间并不多见，更显得难能可贵。《围城》播出后，钱钟书和杨绛都看了，他们欣赏剧中演员的表演，每个人物都刻画得入木三分，连不重要的小角色都有着出色的演绎。

岁月留下的，不仅只有精神世界里的沉浮，人终究是血肉筑成的存在，会面临疾病，也会面临衰老。钱钟书体质弱，又有哮喘，每当入冬，稍不留神就会感冒进而引发哮喘，杨绛总是小心翼翼地防范，可有时仍难避免。自钱钟书从美国回来，家中就成了会客的场所，多数是美国人。钱钟书不堪其扰，十分痛苦，却也不得不见。一次，一位美国客人带着感冒未好的儿子来拜访，把杨绛和钱钟书两人都传染了，钱钟书不停地咳嗽，终致引发哮喘。为了方便照顾他，杨绛甚至找护士教自己打针，每天除了给钱钟书打针，还要给自己打，每次打完针，钱钟书都要对杨绛说“谢谢”，两个字包含着的无限的情感，只有杨绛才能体会。

钱钟书的哮喘，一旦感冒就犯病，还很不容易好，但他从来不因为自己生病而对生活丧失乐观。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季康已身负病而料理病人，亦甚劳瘁。”

时光静默间，总会遇到无数人，却只有一人在不知不觉间让自己动了心弦，不由自主地被他牵动，不管他的缺陷或是美好，在眼中都是如此完美。钱钟书的“痴气”在杨绛眼中无比可爱，而在钱钟书眼中，杨绛向来无所不能。近70岁的年纪，还能在桌子上加两张小凳，爬上去换灯管，可是，再坚强的人，也有倒下的时候。1992年，杨绛的脑血管有些梗死，她是钱钟书的靠山，他比杨绛更加着急。好在经过医治，杨绛逐渐好转，钱钟书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上了年纪，疾病总是在不经意间找上门来。杨绛的血管梗死刚好，钱钟书又住院了。钱钟书并没有感觉到身体不适，但从CT扫描结果看来，他的输尿管中长了瘤子，已经变形。医院担心手术风险大，再三检查、会诊，足足查了一个多月，最终还是决定手术。杨绛不敢告诉钱钟书病情，只能咬牙签字同意手术。手术做了六个小时，终于将肿瘤取出，一并取出了一个坏死的肾，钱钟书终于从死亡线的边缘退了回来。

看到医生推着钱钟书平安归来，杨绛激动得几乎跪下，钱钟书长长的伤口共缝了40针，杨绛心中说不出的心疼。好在钱钟书康复得很快，第二天就可以下地了，整个恢复过程很顺利。女儿钱瑗整日在医院照顾，院长时不时地会来病房和钱钟书说上几句笑话，小大夫和小护士还会偷偷拿来《围城》请钱钟书签名，钱钟书身体虚弱，医院不许他看书，杨绛便陪着他整日说话，说了大半辈子，似乎依然说不完。

也许是因为彼此半生的陪伴，夜空才显得不那么孤寂，当闭目沉思，彼此的身影与面孔在眼前仿佛挥之不去，嘴角也会随着默默扬起。也许，钱钟书与杨绛都曾经默默感激，感激生命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驻扎在自己的世界里。

于年轻人而言，轰轰烈烈总是爱情的最强音。在躁动的青春岁月里，身体里的荷尔蒙像是不安分的种子，总要绽放出一些热血情节，生出缠绵纠缠的枝枝蔓蔓。可在时间老人的阅历里，所有的结局都有相似的模式——当风花雪月的故事结出果实后，一切总会开始归于平静。

钱钟书住了两个月的院，杨绛便在医院陪了两个月，钱钟书出院后，杨绛病倒了。她经常心绞痛，胃疼也非常剧烈，整日晕晕乎乎，走路也需要扶着墙壁。以前如果不消化，最多只是天旋地转地头晕，不敢睁眼，不能动，也不能吃东西。这次却和以往不同，她觉得自己就像一杯水，杯子在旋转，水就会跟着旋转，走路时仿佛踩在云彩上，飘飘忽忽，需要钱钟书扶着才能走，哪怕是旁边路过汽车，带起来的风也会把杨绛吹倒，钱钟书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了。

医生告诉杨绛，她得了冠心病，左心室肥厚，主动脉硬化，还有高血压，和钱钟书一样，杨绛也开始服用中药。两个人每天一同煎药、一同服药，服药后再一同出去散散步，钱钟书说，这叫“行药”。

生命中最难求的是真情，最难懂的是感情。经得起风雨平淡，经得起聚合离散，最难过的一关是时间。杨绛和钱钟书用相濡以沫、坦诚相见、以心换心求得了一世的温暖，两人眼中看到的是对彼此的疼惜，内心中寄语的是心甘情愿，安静相随，平淡相依，只因情已融入生命。

杨绛催促钱钟书把《诗存》选定。她自认两人都年事已高，与其让后人错传了钱钟书的诗句，不如亲自整理成册。两人共同推敲诗句，杨绛时刻提醒钱钟书哪句不妥，时不时地还会帮忙修改字句。钱钟书改完的诗，杨绛就帮他抄录。两位风烛老人，自认为身体尚好，其实精力已经大不如前，抄录诗句时，杨绛才感觉到头晕更甚，字也不如平时写得好，她想重新抄，钱钟书心疼她，执意不肯。精力不足，也让杨绛抄了许多错字，抄好后再让钱钟书校对，但出版之后，还是发现了错字。不过钱钟书依然拉着杨绛的手，感激地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他说：“咱们就这样再同过十年。”杨绛并没有这般奢望，她说：“你好贪心啊！我没有看得那么远，三年、五年就够长的了。”钱钟书听了不再作声，默默地躺在躺椅中，不再出声。

杨绛是钱钟书的生活支柱，他从未见杨绛这么虚弱过，他知道，杨绛是积劳成疾，累坏了。可是没有杨绛的生活，他实在不敢想该如何度过。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生死相伴，怎能分离？

在钱钟书与杨绛心中，彼此都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一想到家中温馨的画面，就寂然欢喜，仿佛世界上的恶都没有了，只剩下善良与美好。爱情在经历过风雨之后，有了亲人般的恒温，这就好比酒的提炼，最后剩下的最甘醇。

钱钟书的病总是不时复发，折磨着他的身心。杨绛的身体也不如从前好，但她坚持伺候病中的钱钟书。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竖起耳朵仔细地听钱钟书的呼吸声，如果他的呼吸有杂音，说明哮喘开始犯病了，就准备好给他端水拍背；如果钱钟书的呼吸十分均匀顺畅，她就会异常高兴。可惜这种情况实在是不多见，钱钟书的哮喘基本上每天都要犯一次，尤其是到了半夜，阴气上升，抵抗力下降，往往折磨得钱钟书大半夜睡不好觉。只有女儿钱瑗，才能缓解两位老人心中的焦虑。

自从钱钟书生病，女儿就搬回来与父母同住，每天在父母身边，讲讲外面的新鲜事，两位老人听着觉得新鲜。钱瑗时不时地还忙里偷闲地为父母做几道家常菜，哪怕父母只能吃上几口，她都开心得不得了，嘴里嚷着“谢谢妈妈、谢谢爸爸”。女儿是钱钟书和杨绛的骄傲，他们从未刻意教育过女儿什么，可是女儿的处事性格和父母却颇为相似，连走路和读书的样子，都有着父亲的模样。看书很快，一目十行，也全都能记住。女儿的优秀，他们全部看在眼里，也暗暗为女儿担心，她实在太忙了，他们担心她的身体会吃不消。哪怕在家，也有很多电话，一谈就是十几分钟，晚上备课经常要到深夜，出差似乎也成了家常便饭。杨绛心疼地问：“能不能偷一点儿懒？”女儿不说话，只是笑着摇摇头。

人到中年，浮名已经看破，最令自己开心的，莫过于一家三口的简单幸福。六双真挚的眼睛，构成一座温暖的三人之城，他们活在自己的国度里，简单快乐。

1974年7月，在杨绛生日的那一天，钱钟书再一次高烧入院，先是诊断出肺炎，紧接着又发现膀胱里面有癌细胞，手术进行了四个小时，虽然癌细胞被切除，但钱钟书仅剩的一个肾似乎已经超负荷运行，突然肾功能衰竭，在医院治疗了十多天才平稳下来。

钱钟书本来靠假牙咀嚼食物，一场重病又让他的牙龈萎缩，假牙戴不住了，只能把食物打成泥，用管子从鼻孔送入胃里。虚弱的杨绛在医院陪了两个月，终于支撑不住了，女儿钱瑗一面照顾父母，一面顾及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每次去医院看爸爸，都会跟爸爸谈一些家里和学校的事情，之后还要急着赶回家备课，但每次陪爸爸，都一定有固定的钟点。如果早退几分钟，钱钟书就会孩子气地说“没到时间呢！”再过几分钟，就会告诉女儿“走吧”，即使不看表，时间也能计算得一分不差。女儿叫爸爸是“灵童”，哪里知道女儿就仿佛父亲的心跳，与女儿相处的一分一秒，都被父亲记在心里。

钱瑗实在是太忙了，数不清的社会职务和活动都同她的专业有关，她偏又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每件事情都要花费不小的精力。她爱自己的学生，也关心他们的生活，学生们喜欢和这位知心的钱老师交流。她的一名女学生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而跳楼自杀，却没有死成，瘫痪了，家里穷得连棉被都买不起，钱瑗每个月都会给她汇去一笔生活费，直到这名学生去世。去英国进修时，钱瑗用省下来的钱给北师大外语系买了大批教学参考书，搜集到的宝贵资料也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学校。她永远像一个陀螺一样，忙个不停，好心的同事也为她担忧，对她说：“你这张弓绷得太紧会断……”

从遇见的那一刻起，杨绛与钱钟书就注定携手一生，钱钟书的病使他不能吃猪肝和豆粉，医院的鼻饲饭里偏有这两种东西，杨绛就不厌其烦地亲自动手制作。肉要挑去每一根筋，鱼要挑去每一根刺，还要用西洋参炖汤，杨绛为这烦琐的工作，倾尽了全部心力。女儿钱瑗尽最大的可能帮助妈妈，可是繁重的工作几乎占用了她的全部时间。

1995年，钱瑗以为自己感冒了，一直咳嗽，咳得厉害了，才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支气管炎，吃药也不起作用，咳得越来越厉害，腰疼也越发严重，疼得弯不下腰，甚至不能洗脚。她不敢告诉妈妈，直到一天早晨腰疼得起不了床，才被保姆抱去了医院。她一直以为腰疼是挤公车闪到了，直到腰疼加剧，到医院拍了X光片才发现，腰椎和肺部都有阴影，住院之前，她还对杨绛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她不知道自己的腰椎骨已经被细菌完全破坏，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即使卧床治疗，钱瑗也没有闲着，每天都躺在病床上继续手中的工作，每天与妈妈通一遍电话，只报喜，不报忧。在医院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依然没有好转，大夫把她的X光片拿去更大的医院会诊，结论是晚期肺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医生不敢告诉钱瑗实情，更加不敢告诉杨绛，只说是骨结核。可是越来越差的身体和越来越强烈的化疗反应，似乎已经让钱瑗猜出了自己的病情，原本白里透红的娃娃脸，已经变得苍白消瘦。她不敢让妈妈去看她，只是每天通电话，电话里依然谈笑风生，有说有笑。她怕妈妈看到自己的样子，也怕路途遥远累倒妈妈。

家中一下有两个病人，让杨绛心力交瘁。一次，钱钟书的护工请假，杨绛亲自在医院彻夜陪护，夜里还要手脚并用，防止钱钟书在睡梦中拔管子，天亮时，杨绛已经累倒在椅子上，好在被巡房的医生发现，及时抢救过来。

再见到女儿时，医院已经下发了钱瑗的病危通知，女婿（1974年，钱瑗与杨伟成结婚）担心杨绛受不住打击血压升高，特意带来医生来告诉她这个消息。杨绛反而很冷静，她只求女儿能没有痛苦地离去。可这对杨绛何尝不是一个打击，本以为钱钟书也许会久病不起，还想与女儿相依为命，没想到女儿却要先走一步，白发人送黑发人。病床上的钱钟书似乎也有感应，对女儿的病情绝口不问。

有一颗叫作牵挂的种子，被杨绛种在心头，用泪水和笑颜浇灌，用了解和真心去爱抚，种子终究发了芽，只要心还在跳，牵挂便不会停止生长。最后一次见到女儿，杨绛说：“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女儿会意，露出如花的微笑。杨绛离开的当天下午，钱瑗在睡梦中离去，平静安详。杨绛还要照顾钱钟书，没有参加女儿的遗体告别仪式。她是在刻意躲避这令人心碎的场面，只在心中默默地为女儿送行。

生命走向终结的那段最后的路，是一段能够带来自在与释然的旅程。喧嚣的年代如风一般远去，一颗经过生活磨砺的心，因撇去了世间一切繁华，已经变得愈发沉静柔软。时光是把无情剑，会让世上只留有平淡的岁月，伴随着质朴的生命，一起走到人生的尽头。

女儿的骨灰被北大外语系的师生带回校园，埋在了她每天走过的一棵松树下，杨绛站在树下怀念着女儿，想起了苏东坡的一句悼亡词：“从此老母断肠处，明月下，长青树”。哪怕心中怎样大放悲声，在钱钟书面前，杨绛还要装作一切安好。女儿生病时，杨绛每天负责给父女二人传话，还把女儿的文章读给钱钟书听，女儿去世后，杨绛只能编造一些话，说是女儿讲的，钱钟书却闭上眼睛不想听。

直到女儿去世四个月后，钱钟书的身体稍好一些，杨绛才决定试探着告诉他实情。先是说“圆圆现在没病了”“她没痰了”“她不咳嗽了，能安眠了”，接着再说女儿现在比爸爸舒服，足足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杨绛才敢告诉钱钟书女儿去世了。钱钟书本来心里已经清楚地知道女儿不在了，但当他听到杨绛口中说出“她不在了”后，还是马上体温上升，发起烧来。知道女儿去世的消息，让钱钟书反而不再担心女儿受苦，当听说杨绛的妹妹阿必也跟圆圆同一天去世，钱钟书欣慰地说：“必姨接了圆圆去了。”

同年去世的还有夏衍先生，他与钱钟书同住在一所医院，在医生眼中，钱钟书是最乖的病人，夏衍是最不乖的病人。对杨绛而言，周扬、胡乔木、夏衍相继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身体上的疾病，心灵上的悲痛，都没有让杨绛停止写作，即使在病中，她仍写了《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讲述她在振华女校时被老师派去为章太炎演讲做记录的故事；又写了《临水人家》，写一位在她读大学时，被骗婚来华的比利时女老师的故事。女儿去世后，在本应是女儿六十岁生日的那天，杨绛又将家中最佩服钱瑗的保姆包三妹写进了文中。

在整理钱钟书的旧书稿时，杨绛意外发现了一本1938年2月，钱钟书与陈石遗老人谈诗的记录册。这是一家三口的最后一次合作，册子封面上，被钱钟书提了“石语”二字，杨绛把破碎的纸张逐页粘好，女儿钱瑗还帮妈妈把它订成了小册子，钱钟书本来只想留作纪念，杨绛认为最妥善的保存手稿的方法便是出版。因此，在钱钟书病重期间，杨绛便把《石语》的手稿交给了出版社。

在编辑《钱钟书集》的时候，钱钟书虽然住院，但精神尚好，还可以和杨绛讨论一些文字的变更，他有时竟会听从杨绛的意见，删去一些字句。邻近出版时，钱钟书在病中，不能亲自为书作序，杨绛以眷属的身份，写了《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作为代序，虽然杨绛是以眷属的身份而写，却都是钱钟书想说的话。所谓知心伴侣，想必当是如此吧。

有人相伴一程，走着走着便到了分散的时刻。人生如一段旅途，如梦一般短暂。有些事情还没来得及做，就结束了。花朵落下，留下的是香；回忆陨落，留下的只能是悲伤。

女儿病逝后。起初两人还每天说说话，后来钱钟书已经没有了说话的力气，听到杨绛的声音，便捏捏杨绛的手表示回应。再后来，连捏手的力气也没有了，两个人只能通过眼神进行交流。那眼神中充满了无限的将说却未来得及说的话，只有彼此才懂，对彼此也是莫大的安慰。

杨绛只希望能比钱钟书活得久一些，这样既可以照顾他，又可以帮他料理后事。两人相伴走过一生，钱钟书却等不及与自己的知己爱人见上最后一面。1998年12月19日凌晨，杨绛赶到了医院，钱钟书已经合上了眼，他一定一直等待着杨绛的出现，一只眼睛还微微睁着，杨绛用手掌轻轻合上他的眼睛，在他耳边低声说：“你放心，有我呐！”杨绛相信，钱钟书听得到。她亲吻着他的额头，久久地贴着他的脸颊。

钱钟书被医院的工作人员送出了这间他曾住过一千六百个日夜的病房，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好活”，杨绛默默地收拾了他的遗物，离开了这个让自己断肠的地方。只是回家之后，面对空屋冷壁，依然断肠。

钱钟书生前曾经说过，自己死后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杨绛把这一想法告诉了上级领导。她说，如果领导不同意，我会坚持请求再请求。总书记给杨绛打来电话，表示了哀悼，又说：“杨绛同志，我非常佩服你们，你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中央同意不举行仪式。”

钱钟书出殡时，只有少数亲友送别，房间里没有布置鲜花和挽联。他身上穿着中山装，里面是杨绛亲手为他织的毛衣毛裤，还有女儿钱瑗为爸爸做的一条裤子，一切就像平时装扮一样。身上盖着的白布上面撒满玫瑰花瓣，这象征着杨绛对他至死不渝的爱，杨绛看着钱钟书的遗体，久久不肯离去，一直送到焚化炉前。一辈子的伴侣，两人早已融合成一个共同体，乍一分开，就像用刀子从身上割去连结着心脏的一块肉，刻骨铭心，痛彻肺腑。

杨绛非常坚强，她没有哭。她说，钟书不喜欢人家哭他。按照钱钟书的医嘱，杨绛没有领回他的骨灰，而是与众人一起，将骨灰深埋入北京郊野的大地。两个人伴了一辈子，爱了一辈子，一个人走了，另一个人便一直送完最后一程。料理完钱钟书的一切后事，杨绛只剩下最后一件事情要做，那便是“好好活”。过去的一切，不曾随着时间流逝而消散，反而更加清晰地刻进心里。最终的结局没有选择的余地，那就深深地隐藏在心底。

清华的学生们听到钱钟书去世的消息，自发叠起了一只只纸鹤。一串串长长的白色千纸鹤，悬挂在清华校园主干道两旁，凛冽的寒风中，纸鹤在傲然飞舞，为钱钟书送行。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杨绛，杨绛没有说话，两行眼泪在脸颊上默默流淌。

杨绛回到了曾经充满天伦之乐的家里，客厅里那五六十年代的老式书架上，依然摆放着钱钟书生前阅读的外文书、线装书、人物传记以及读书笔记，似乎都在悲痛中。冷清的家中已经再也不是“我们仨”，而是“只剩下我一个”。

人生如花，淡者香。岁月的长河里温暖了多少相遇，又惆怅了多少别离。往事不遗余力地穿越时光，打湿眼角；牵挂穿越心灵，依然温润想念。如果生命是一场阔别，所有的离散都隔着岁月的栅栏，只剩下一个人的地久天长。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与外界的接触更少了。她并非消极人生，反而追求精神地享受。杨绛曾经把读书比作“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她甚至感叹：“壶台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及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

孑然一身的杨绛把自己投入了书海中，尽管她已八十多岁，多年的劳累也积攒了诸多疾病，但是她依然将钱钟书生前完成的文稿一一梳理完，交付出版。钱钟书生前对《槐聚诗存》非常看重，这是一部旧体诗集。“文革”期间，杨绛担心这部书稿遭到破坏，特意抄录了三份，分别隐藏起来。本来《槐聚诗存》只是用来自己欣赏，但是读者很急切地想读到这部书，于是，这部收录了钱钟书的280首诗的诗集终于出版了。

1997年出版的《钱钟书散文》一书，里面的所有篇章全部由杨绛亲自审定，甚至连其中的部分文字，都是杨绛亲自校订。另一部收录了钱钟书全部著作的《钱钟书集》，饱含了杨绛的巨大心血。在《钱钟书集》的序中，杨绛这样写道：“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也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严肃认真的研究不用号召的，号召能招来什么？《钱钟书集》不是他的一家言。”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把夫妻二人的全部版税都捐献给了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专门奖励那些成绩优异、好学上进的学生。这是一个感动教育界的壮举，一直闭门谢客的她，在2001年9月7日，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捐赠仪式上，特意走出家门来到现场，将72万元稿酬全部捐献。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依然保持着淡雅的神态，以及一贯的端庄，也许只有江南水乡才能孕育出如此温婉典雅的女子，清华学子献给杨绛一束鲜花，嘴角挂着一丝微笑的杨绛，却比绚丽的鲜花更加迷人。

每个清华学子都知道“好读书奖学金”，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如果能获得这项奖学金，将被他们视为一生的荣耀。每年都会有许多获奖的学子写信向杨绛表达感谢和敬意，他们都很优秀，也都充满了青春的气息。每当读到这些生动活泼的信，笑容总是不自觉地挂在杨绛的脸上。她总是读得非常仔细，把每个来信者都作为可爱的小朋友，关心和爱护他们。虽然已闭门谢客多年，还是偶尔会接待一些获得“好读书奖学金”的小朋友。他们还会给杨绛带来一些自制的礼物，一些学生亲手用糖纸叠了一千个五角星，装在一个玻璃罐里送给杨绛，祝愿她健康长寿。

时光越老，人心越淡，独坐一隅，手捧书卷，心留余香。静守一窗岁月，捡拾时光深处的花开花落，将一路的寂寞与欢愉放逐，让过往的思念在蓝天白云下舒展流转，守着自己的一寸光阴，如水一般，静处红尘。

九十年的光阴似乎镌刻了太多的刻骨铭心，在90岁生日时，杨绛刻意地选择了低调，很少出门的她，特意在清华校园的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在校园中散步。过生日那天，杨绛自己掏钱，请了少数几位亲友吃了面条和蛋糕，她说自己过生日，要和大家庆祝一下。

时间的富贵荣华似乎从未入过杨绛的眼中，独自生活的她，依然住在与钱钟书最后共同生活的家中，简朴的水泥地、白灰墙，似乎是她一世淡薄的标记。干净整洁的房间里，处处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书香，没有珠光宝气的陪衬，却仿佛周身都在轻轻地散发着光芒。

她笑称自己是“钱办主任”，专门负责整理钱钟书留下的零散的手稿。那些手稿多年来随他们一路颠簸，有时装在麻袋里，有时装在箱子里，甚至还曾经被塞进过枕套里，手稿的命运和他们夫妻二人的命运一样坎坷，留下的便都是珍贵的，它们都是杨绛眼中的宝。许多手稿已经残破模糊，甚至本来也写得不够清楚，只有杨绛才能将它们一一整理。钱钟书曾经说过，凡是出版他的书，一定要他亲自审过才行，可是如今，钱钟书再也无法一一亲自审阅，杨绛也不忍心就这样亲手把它们毁掉，思来想去，还是要把它们作为资料保存下来。这成了杨绛每天必做的功课：把手稿摊在桌子上，一点儿一点儿地小心粘贴。

也许没有人比杨绛更了解睹物思人的含义，手稿上的每一个文字，似乎都饱含着钱钟书的音容笑貌，拼贴书稿，等于在重新走过两人携手六十年的回忆，个中滋味，无人知晓。钱钟书生前曾为杨绛写过许多诗，其中两句“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竟然成了杨绛整理书稿时的精神写照。

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钱钟书养成了记读书笔记的习惯，“书非借而不能读也”是钱钟书读书的信条，有书就赶快读，读完就做笔记，大量的书在家中流进流出，留下的很少，唯独大量的读书笔记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杨绛把钱钟书的大量的读书笔记分类整理，一共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外文笔记，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拉丁文应有尽有，一部一部作品被他细细阅读，勤奋地记成笔记，也许对于钱钟书来说，这些笔记没什么用处了，但是对于研究钱钟书著作的人，用处实在是不小。

第二类便是中文笔记，里面曾经夹杂着一些个人的日记。在“文革”年代为了安全，被钱钟书用剪子剪掉了，笔记也变得支离和散乱。杨绛一页一页地梳理、拼接，费了不少功夫。

第三类是钱钟书的读书心得，也就是“日札”，上面有各种涂抹、剪文、图章，一共两千多页，中文和英文掺杂，这是他用一生积累的知识财富。对于研究钱钟书文学的人，这是一份有用的遗产。也是抱着这一信念，杨绛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些日札重新整理保存。

这些手稿大多年代久远，纸张发黄的也属幸运，有些纸张已是又薄又软，甚至已经拿不起来了。无论是多大的纸张，全都被节俭的钱钟书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一点空隙都不留，旁边还会挤上一些补充的内容，还有许多不同颜色的笔做的记号，字迹互相重叠，更加难以辨认。有时一页写不下了，他就会找到其他空白的地方去写，甚至写到背面，有时淘气的性格上来，钱钟书还会在本就密密麻麻的文字中画上一幅小插图，有时是名人肖像，有时是漫画，手稿瞬间变得活泼，但看起来却更加费力。

杨绛也很发愁，除了不易辨认以外，里面的很多外语语种就连她也不会，即使找到会这种语言的人，又要求有极大的文学涉猎范围，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出版社用技术手段先把手稿进行扫描，再把电子稿分成若干文字小块把字逐渐放大，去掉污点，让字迹更加清晰，整个印刷周期因此拉长了许多。当手稿出版面世时，杨绛所付出的进行终于体现出了价值。也许，只有在她的心中，才能感受到钱钟书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欣慰。

淡薄归隐，是阅尽沧桑后的一种了悟，也是对世事名利的一种淡然，晚年的杨绛早已走出了人生的迷局，在繁华中积淀了一份稳重，在单调里营造出了一片斑斓。纵然繁华落尽，纵然一切成烟，她的心中一定仍有花开的声音和最美的风景。

阴阳隔不断挚爱亲情，在女儿和爱人相继去世四年后，杨绛开始将一家人六十年的风雨亲情记录成书。《我们仨》是杨绛在92岁时创作的回忆录，一家人幸福的点滴过往，全部记录在书中，同时，也是向再也不能谋面的亲人，低诉自己的悲凉心声：“一家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钱钟书生病时，杨绛曾经对他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看不见摸不到的圆圆，在《我们仨》中再一次变得有血有肉，一家三口在书中，只聚不散，没有生离，也不要死别。只是，忧伤与思念弥漫在书中的每一个空隙，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泪水打湿衣襟。斯人已去，却并未被遗忘。钱瑗的一名学生为了纪念她，为母校北师大捐献了一百万支钢笔，建立“钱瑗教育基金”，专门奖励优秀教师；另一名在《香港文学》任主编的学生，专门刊出了纪念钱瑗的特辑；钱瑗的同学、同事、朋友纷纷写下文章，被出版社搜集整理成《我们的钱瑗》一书，书中的许多事情连杨绛也不知道，唯独女儿曾经说过的“人其实很了不起，天堂就在人的心里”，仿佛依然清晰地回荡在耳边。

杨绛因“我们仨”而自豪，因为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相遇，“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简陋的岁月赋予了无尽的沧桑，却又给人宁静祥和的舒适，为生命留一个缺口，从不完美中审视，也留给自己呼吸的空隙。在不完美中书写典雅，也许才是生活真实的影子。杨绛的生活既有完美，也有缺憾。完美的爱情，完美的家庭，却没有一同走到完美的结局。文字就是杨绛为自己留的出口，一部部作品中皆缓缓地流淌着她无尽的思绪。

2004年，是杨绛从事创作工作的第七十周年，《杨绛文集》在这一年与世人见面。这套250万字的文集，完整收录了杨绛的作品。第一卷“小说卷”，收录了她创作的长篇小说《洗澡》以及七篇短篇小说；第二卷和第三卷“散文卷”，收录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写与杂忆》等重要散文作品；第四卷是“戏剧论文卷”，收录了曾经让杨绛轰动剧坛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两部戏剧剧本，以及她论述《红楼梦》和谈文学创作以及谈翻译的一些论文；第五至八卷是“译文卷”，里面收入了她的大部分重要译作《堂吉诃德》《小癞子》《斐多》等。这是一部具有相当大的研究价值的书集，但这还远远不是杨绛创作生涯的终点。

一段文字，便会让人想起一个久别的故人，怀念一段逝去的温暖岁月。杨绛说自己只负责“写”，而不负责“卖”，每当一部书稿交付出版后，她便再次躲入清净的家中，开始下一部创作。别人为她开的作品研讨会，她从不参加，她只愿做一滴清水，而不是可以用来吹泡泡的肥皂水。

学术上的争端被杨绛视为过眼云烟，哪怕有人把她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反面教材”，杨绛却也认为不必小题大做，只是在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化“误解”为“了解”。

杨绛年岁大了，精神也大不如前。2005年的除夕前夕，她病倒了，感冒发烧，见在诊所打针不见效，便住院治疗了两天，最终才好转。也许是身体上的高温激发了平静的细胞，杨绛又开始酝酿下一本书——《走在人生边上》，这一写就是两年多，这本书与她之前的作品风格大不相同，却又隐含着一定的联系。这是一部“自问自答”的著作，书中的杨绛已经穿越了生死的界限，畅想了在天堂与亲人见面的场景：“如果是现在的这副面貌，钟书、圆圆会认得，可是我爸爸妈妈肯定不认得了。……我若自己声明我是阿季，妈妈会惊奇说：‘阿季吗？没一丝影儿了。’我离开妈妈出国时，只二十四岁。妈妈会笑说：‘你倒比我老了！’爸爸和我分别时，我只三十三岁，爸爸会诧异说：‘阿季老成这副模样，爸爸都要叫你娘了。’”

“我十五六岁……是一个很清秀的小姑娘。……带着我十五六岁的形态面貌上天，爸爸妈妈当然喜欢，可是中书、圆圆都不会认得我，都不肯认我。中书绝不敢把这个清秀的小姑娘当作老伴，圆圆也只会把我看作她的孙女儿。”

捧一卷书香回想当年，泛黄的灯光下，曾经的钱钟书和杨绛仿佛依然对坐在长桌前，在浩瀚的书海中尽情畅游，乐此不疲。钱钟书去世后，书桌前仅剩下杨绛一人，不变的是书卷依然在手，不知不觉间，勾起往事悠悠。有人说杨绛能活到120岁，她笑了笑说：“活那么久太苦了。”百岁已过，生死早已豁达，可杨绛依然不弯腰驼背，牙齿依然完好。敏捷的思维，让眼中依然散发着矍铄的光芒。她每天要坚持走7000步，天气不好就在家里走。每当见到小孩子，杨绛总会停下脚步慈祥地爱抚着，眉梢眼角都挂满了笑。杨绛的人生并不是只剩下她一个，爱人与女儿的爱，始终留在心中，给予她无穷的力量。

走在人生路上的杨绛，依然用眼中的光芒，照亮寻觅家园的前路，她依然在寻找家的方向，人生还没有结束，远没有结束，细碎的光阴，在记忆深处，一些往事，就藏在时光不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