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机会，挣洋人的钱

发现机会，挣洋人的钱

胡雪岩本人曾多次说过：“我胡某人之有今天，是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两个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机会凑成的”。

胡雪岩这里说的两个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机会，一个是指清朝政府迫于各国列强的压力，海禁大开，允许国人与洋人做生意，另一个则是指左宗棠西征。胡雪岩不失时机地抓住了洋场生意以及左宗棠西征这两个大好机会，积极扩大自己的生意范围，成就了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

由于当时海禁初开，中国人中懂得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没几个。并且清朝后期官场腐败，朝野上下在对待洋人的态度上一向存有分歧。然而，胡雪岩以一个商人的眼光，认为洋人可以为我所用，并从中发现了与洋人做生意可以挣大钱的商机，率先与洋人做起了生意。胡雪岩凭着自己的远见卓识、非凡气魄，和古应春等人的帮助，与外国人在商场中周旋，斗智斗勇，在与外国人进行的丝、茶、以及军火交易中大发其财。

在胡雪岩首次做丝茧生意时，遇见了洋买办古应春，由于两人在做洋务方面的许多观点和看法十分地相似。二人一见如故，于是胡雪岩抓住时机与古应春相约精诚合作一把，做销洋庄生意。

胡雪岩真正地开始与洋人直接打交道的生意，是他主管了左宗棠为西北平叛而特设的上海采运局以后。上海采运局的主要工作就是与洋人做生意。当时左宗棠让胡雪岩办理的三件事情都与洋人有关。首先是代表朝廷向洋人借债，也就是贷款，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第二是向洋人购买建造轮船的机器，用于由左宗棠一手建成的福州船政局，第三是购买各色最新的西式枪支弹药和炮械，以补充清兵军械火药。

由于胡雪岩在左宗棠镇压太平军时为清兵筹粮筹饷，左宗棠十分器重他，由他主持上海采运局，办理洋务。胡雪岩以上海采运局买办的有利身份乘机拓展自己在洋务中的影响，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为自己与洋人做生意做好充分准备。这样一来，逐渐形成了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的买办垄断地位。洋人看到胡雪岩在朝廷有封疆大吏左宗棠作靠山，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几年，所以也就格外巴结。这也促成了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形成。胡雪岩的洋场势力官场势力合在一起，促进了他的商场势力的不断发展和壮大。

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胡雪岩还十分地注重结交洋场势力。胡雪岩生活在一个海禁大开的时代，出于中外经济贸易往来的需要，早在咸丰、同治年间，胡雪岩就开始与洋人打交道了。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就与胡雪岩建立了密切的“交情”。胡雪岩通过他们两人组织了一支中法联合的“常捷军”以对抗太平天国农民军。后来，这两人还不遗余力地与胡雪岩一道协助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日意格、德克碑分别出任该船政局的正、副监督。

上海是胡雪岩事业兴盛时期商业活动的中心。因为当时的上海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经济比较发达，已具备金融、法律、城市设施、近代外贸、航运和其他一系列适应外贸商业发展所必需的条件，而成为全国外贸中心。在这里，胡雪岩抓住时机，利用有利条件同法商洋行、德商泰来洋行、英商汇丰和丽如洋行、怡和洋行等机构进行商务上的合作。这些洋行是外国资本用来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经济机构。其中丽如洋行（Oriental Banking Cotporation）直译为“东方银行”，前身是英国在孟买开办的西印度银行，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始改此名，迁总行到伦敦，并在香港和广州设分行，这是近代史上进入中国的第一家外国银行。这些洋行由他们本国政府做支撑，实力雄厚。它们通过经营汇兑、进出口押汇、打包放款、信用透支、吸储华人存款、向清政府发放贷款等业务充当本国政府的工具，向清廷施加经济压力，左右中国的政治、经济局势。胡雪岩并没有固定地充当某个洋行的买办，始终与这些洋行保持密切的商务关系。后来采办船政局机器、西征武器、筹借西征洋款，所有商业活动胡雪岩无一不是借重于洋行。“惟利是图”的洋人知道胡雪岩是清廷重臣左宗棠的红人，做生意又出手豪阔、讲求信誉，因而十分敬重胡雪岩的商业道德，将他“推为中国第一人”，信其千金一诺。每逢清政府向洋行借款，洋人总是提出“券中必得胡某画押方可。”其见重于外洋，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