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大辩论

但事情还没完，只要朝廷里那些忠肝义胆的顽固派一天健在，包括建铁路、架电线等现代工业活动永远都不会顺顺利利地进行下去。

1888年津沽铁路竣工通车，李鸿章致函海军衙门，提出该铁路由天津“就势接做”到通州的建议。海军衙门随即同意了他的请求，其理由是：“现造铁路出息抵用养路经费则有余，抽还造路借本则不足，如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既可抽还造路借本，并可报效海军经费。”实际上，他们更主要的是从军事上考虑的。与此同时，洋务派为光绪帝大婚准备的贡礼——京城里的一条7里长的小铁路的路轨建成，机车和车厢共为7节，耗银只有6000两（据李鸿章说，承办该路的法商德威尼赔贴不下4万金）。这件事影响颇大，它可以让慈禧、光绪皇帝以及众大臣们亲眼目睹火车的优越性。然而，修津通路和京苑小铁路这两件事凑在了一起，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对津通路和京苑小铁路的修筑，反对筑路派攻击一直不断，有的说海军衙门是拿报效朝廷的名义滥售实缺；有的说李鸿章进奉小铁路，是以西洋淫巧诱惑皇上。到了1889年1月，这些反对意见聚集到一起，爆发了一场声势颇大的政治风波。御史余联沅首先发难，接着是御史屠仁守、吴兆泰会奏；御史张炳琳、林步青和给事中洪良品会奏；御史徐会澧、王文锦、李培元、曹鸿勋、王仁堪、高钊中会奏；尚书翁同龢、孙家鼐会奏；礼部尚书奎润与九卿言官一共21人会奏。此后又陆续有仓场侍郎游百川、内阁学士文治、大学士恩承、尚书徐桐、侍郎孙毓汶等人的弹章劾疏。一时间，人声鼎沸，大有不把筑路派打倒誓不罢休的势头。他们反对筑路的理由，除“资敌”、“扰民”、“夺民生计”和铁路可试行于边地，而不可在内陆腹地运行等老调重弹外，还特别强调了通州“密迩京师”，是“漕运重镇”，万不可建造铁路。要是在这里修了铁路，等于撤掉拱卫京师的屏障，洋人进来，轻而易举，实在是危险啊！

李鸿章他们眼看着建设铁路的大计越来越走上正轨，哪里能容忍这些耳目闭塞的保守官僚让自己的努力功亏一篑。文笔不俗的李大人接连写了《议铁路驳恩相徐尚书原函》、《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奏》等长文，对反对派的立意逐条予以批驳，说理透辟，措辞激烈，或讥对手的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或讽其对于铁路作用的无知，知书达理的李鸿章写出这样激动的文字，其心中的怒火可想而知了。

接着，海军衙门、军机处也一同会奏，把反筑路派的奏稿观点归纳为“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条，分别进行批评，他们还呈请皇上把各原奏发交有关将军、督抚复议。于是，朝廷下达上谕，让曾国荃、张之洞、刘铭传、王文韶等10余名封疆大吏对于修津通铁路“各抒所见迅速复奏”。复奏结果是，这些在地方上务实的官僚们大多数同意李鸿章的意见，主张继续兴办铁路，他们认为应该先办边防漕路，而津通路也可以试行。不过，在他们的复奏中也冒出了新意见，那就是时任两广总督、被奕䜣誉为“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的张之洞奏请缓办津通路而改建卢汉路。这就又引起了津通路与卢汉路孰轻孰重、孰缓孰急之争。于是，这次本属于洋务筑路派与顽固反筑路派之间的争论，竟然吊诡地转变成了洋务派内部围绕东路与中部南北干路的争论了。这样一来，铁路问题似乎更牵涉到地方督抚们各自所占地盘的利益了。相比较他们而言，反倒是中央的那些对不管什么铁路统统都要批驳的言官们更加忠于大朝廷而少考虑自己或自己地盘的私利了。所谓忠臣办坏事，这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吧。

张之洞因为筹款和铁料问题，对卢汉路上只能作长期打算，而日本势力对朝鲜侵略日益深入，沙俄也加紧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以作为东侵的工具，因此清廷作出了缓办卢汉路，先建关东路的决定。张之洞的卢汉路之梦就此搁置了下来。而李鸿章负责的关东路开始建造，这条路到甲午中日战起时，已经修到了关外的中后所。但总的来说，进度是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经费太少。拨归关东铁路的专款有600万两，1894年因为慈禧太后办六十大寿挪用了200万；之后因为中日战事的缘故，又把筑路经费拨归了军饷，于是筑到中后所之后，关东路就只能停工了。

以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大吏主导的筑路运动的成果基本上都在这儿了。虽然津沽、唐胥、卢汉、津通、关东等干线进度不一，有的甚至已经夭折，但洋务实干家们的主张还是越来越成为清政府内部的主流，要想再倒回去只用马车来运输，已经不现实。尝到甜头的清廷中枢也越来越支持筑路的行动，尤其是甲午战时，铁路对军事运输的贡献，活生生地给清廷上了一课，切实证明了铁路对国防的重要作用。

风气已成，就等一个能够主导大局的人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