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仍需要仰望星空

在北大，李超杰先生讲哲学时，深入浅出，很吸引人。记得他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据柏拉图的记载，有一次，古希腊第—个哲学家泰勒斯因仰望天空探究宇宙的奥妙而掉在了脚下的水坑里，于是人们就嘲笑他说：当他能够认识天上的事物的时候，他就再也看不见脚下的东西了。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为了回应这种嘲笑，泰勒斯利用自己掌握的天文学知识，预见来年橄榄必获丰收，于是就低价垄断了这一地区的橄榄榨油器。待到来年橄榄收获时，他用自定的价格出租榨油器，赚了一大笔钱。泰勒斯表明的是，如果愿意的话，哲学家是很容易得到财富的，只不过他有更高的志趣。两千年以后，黑格尔就此说出了一番颇为耐人寻味的话：当人们嘲笑哲学家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哲学家也在嘲笑他们不能自由地跌入坑内，因为他们已永远躺在坑里出不来了，因为他们不能观看那更高远的东西”。

上述误解表明：由于“不实用”，仰望天空追求智慧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甚至表现得比普通人更“傻”、更“拙”。康德的墓志铭上刻着一句话：“有两样东西，对它们的盯凝愈深沉，在我心里唤起的敬畏与赞叹就愈强烈，这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多年以来，它铭刻在我的心头。但在这样精神荒芜“快餐”文化的背景之下，我们的眼睛缺少了泰勒斯、康德们一样对于星空的惊异或好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没有了先哲们的那种敬畏之心。

“仰望”意味着虔敬、守诺、皈依、忠诚之类，失去星空的神秘、诗意、纯净、浩瀚、深邃和庇护，人的精神夜晚该会多么黯然与冷寂。

仰望天空是为追求智慧，幸福生活是需要有智慧之光的指引才能得到的。怎么得到智慧呢？我们可以通过知识而接近于智慧。但你要知道，知识只不过是追求智慧过程中的媒介，还不是智慧本身。理性固然是追求智慧的重要工具，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胡军先生说：“我们要学会用我们的耳朵去听，要敞开我们的整个胸怀，运用我们的整个身体、整个心灵、整个生命去感受，去听，去探索。也即一个人的整个存在都在听，在感受，在寻找，在探索。”这里的关键是要能真正地有一颗空灵静谧的心，那么即便是在喧嚷嘈杂的闹市中，也会得到生活的妙趣。心静也就自然一切皆静。胡先生说话幽默，很有智慧，爱举例子。记得，他也说了一个故事：

梁漱溟年幼时，很爱一个人思考问题。有一次他问家中终日辛苦劳作的保姆，她的生活苦还是不苦。保姆答道：“不苦啊！”这一回答使梁漱溟幡然醒悟，意识到所谓的幸福生活并不存在于外在世界之中，幸福原本就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看法。物质生活的充裕虽然重要，但对于人的幸福而言最重要的是精神世界。于是他便沉溺于佛学典籍，想在其中寻找生活的真谛，抛却青春期的无限烦恼。如果我们有着崇高伟大的精神世界，那么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能感觉到幸福或美好的生活。若如此，则幸福或善或美便会无处不在。宋明理学家教人寻找所谓的“孔颜乐处”，事实上要人寻找的就是使人达到一种崇高伟大的精神世界。得到了这一境界，也就得到了生活的幸福或乐处。颜回就是处于这样的境界中的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因此，幸福生活并不决定于外在的世界，只有在精神世界中才能寻得到，只有在静坐思维中通达了人生真谛、拔除了产生人生种种痛苦的根源后才有可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可见，幸福首先是人对生活的一种看法，是人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现代人仍需要智慧。《庄子》一书的《秋水篇》有“以道观之”和“以物观之”的说法。“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这是说，从“道”的观点来看，万物之间是没有什么贵贱之别的，但如果从“物”的观点来看则不一样，总是认为自己是贵的，别的物是贱的。“以物观之”说的就是人的智慧，“以道观之”则类似于苏格拉底所说的神的智慧。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智慧可以分为两种，一为神的智慧，二为人的智慧。他认为，在神的智慧面前，人的智慧微不足道。那么，究竟我们如何达到“以道观之”的境界？西方哲学特别依赖逻辑分析。冯友兰认为，不必依赖概念，必须借助于静默的自觉的方法进入“天地境界”。六祖慧能倡导“顿悟”成佛说，主张不立文字，直超顿悟的方法契入佛理。

回望自己的过去，从江南到S城，从S城到北京，我一直在追寻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仰望浩瀚的星空。从鲁迅、俄罗斯文学、国学和西方哲学，我一路探索。

2004年，当时天涯网最牛的版块是关天茶舍，我就混迹在这里，时时做知识分子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这里，我逐渐认识了一批“民间思想者”，相似的你我、老村、老金在线、老酷、南朵、陈愚、闻中、默立寒江、前身汉武帝、江登兴、摩罗、羽戈、朱病起、阿啃1919、梁卫星、李杜韩，好多好多。这里除了“前身汉武帝”是北大的博士，其余人都是非北大的。但是，大家都有相似的精神背景，比如都喜欢鲁迅，都对北大背景的钱理群、余杰、刘小枫有兴趣，也都对公共社会问题有所关注。

后来我去了北大学习。无论如何，这里曾是我的精神家园。2004年，我写过一本书《坚守与突围》，表达了对良知、美好与信仰的守望。

那一刻，带着摆脱精神困惑的渴望，我与一种高贵的精神不期而遇：普希金在呼唤自由与光明，高唱爱情与友谊之歌；屠格涅夫带领着人们走进俄罗斯的森林和草原，享受温煦的阳光，倾听那来自白桦林的声音；托尔斯泰散发着太阳般的光芒，引领“羊群”走进他的“基督”，走进“爱”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的则是阵阵阴风，从那黑暗的深处不时传出一声声弱者凄惨的呻吟，像一把尖刀刺透人心……在俄罗斯那些曾有过的黑暗里，这些高贵的头颅发出他们的声音，反抗着非人奴役，这些都给予了我一种精神强力。

我人生中的几十年，有一段在S城，有一段在芜湖，有一段在北大，还有一段，我不知道应在哪儿？或许应在寺院，或许应在教会，或许应在天地自然中。我告诉自己，渐渐成年，渐渐知人世，但我确实没有做好和世界同流合污的准备，我不是勇敢的堂·吉诃德先生，无力与一个永无止息的巨大魔怪搏斗到底，但我内心坚信：对地球人来说，星空即唯一的上苍，也是最璀璨的精神屋顶，它把时空的巍峨、神秘、诗意、纯净、浩瀚、深邃、慷慨、无限……一并交给了我们。王尔德说：“我们生活在阴沟里，但依然有人仰望星空。”这么多年，辗转于S城和北京之间，很久没有邂逅星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