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鲍鹏山
由于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信念都指向孔子，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孔子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孔子并不认为单一的道德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他更不认为对人做严格的道德要求就可以改变人的品行。更为可贵的是，他坚决拒绝了绝对道德主义，从而为我们民族杜绝了陷入原教旨主义泥沼的危险。
孔子固然痛恨不道德的人，破坏礼制的人，或者面对邪恶无动于衷的人，这在《论语》和《孔子家语》中可以找出无数的言语和行动的例子。这是一个人的基本品性的体现，也是一个人道德水准的体现——面对不道德的人和事，面对邪恶，面对这个世界上天天都在发生的众暴寡、强凌弱，有着基本的善恶判断和良知的正常人会在心理上发生“道德的痛苦”，并自然地表达出道德的义愤。孔子也不例外，但他并不特别突出——他只是比一般人更加敏感。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论语》中还有这样的一些话: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
对不仁的人，恨得太过分，也是祸乱。如果说，能够痛恨不仁的人和事，是一般人的可贵的道德良知的话，那么，认识到这种痛恨如果不加节制，可能走向不道德，并因此对我们提出警告，则是圣人的道德判断力。
我们把道德绝对化，就会用绝对化的手段去惩戒那些不道德的人；而绝对化的手段本身即是不道德的。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就如同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惩罚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
举一个例子。五十三岁的山东省威海市退休女教师李建华遭遇歹徒入室抢劫，她在身中数刀的情况下与歹徒斗智斗勇最终占得上风，面对精神崩溃、瘫倒在地的十九岁的歹徒，李建华拨打120急救电话，让歹徒得到及时救治。
这本来是很感人的事件。李建华老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体现了人性的高贵和美好。但是，在媒体报道这件事后，却出现了争论，有不少人认为，对这样的歹徒，根本不需要同情和帮助。
一个网友在网上的留言是:“假如我碰到这样的歹徒，我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吃了他的肉，砸了他的骨，吸了他的髓!”这种极其残暴的心态，我看得毛骨悚然，从来不在网上留言的我，忍不住留了一句话:“你更是歹徒啊!”
是的，对不仁的人的极端仇恨和不择手段的报复，会把我们自己的道德拖下水，让我们变得更加不仁。
实际上，孔子是发现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天下的很多祸乱，是由绝对道德主义者惹出来的。所以，孔子反对用极端的手段对待不仁的人。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公伯寮，他可能是孔子学生里面最糟糕的一个，被后人称之为“圣门蟊螣”。他竟然在孔子堕三都的关键时刻，在季氏的身边说子路的坏话，导致子路丢了职务，对堕三都的失败以及孔子的离鲁出走都有相当的责任。
对此，鲁国有一个叫子服景伯的大夫对孔子说:“你的这个学生实在太坏了，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有力量杀了他，让他暴尸大街。”
孔子说:“我的道如果能够行得通，那是命；如果我的道行不通，那也是命。跟公伯寮没关系。”
孔子嘉许子服景伯的忠心，但断然不能听他的杀人的建议。这就是是非判断力。
公伯寮坏，但是假如我们用杀人的方法来对待这样的人，那我们就更坏。用极端的手段，用杀人的手法来清除异己，是恐怖主义行为。
为什么孔子不赞成人们用极端方式来履行道德?为什么孔子反对用极端的手段来实现正义维护道德?
因为一切极端手段必隐含着对另一种价值的破坏。而且，极端手段所蕴含的破坏性往往指向更原始更基本的价值。
恐怖主义就是极端道德主义的产物。恐怖主义、恐怖行为，可能有自以为是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目标，但是比起一般的不道德行为危害更大，结果更不道德。所以，人类有识之士永远都会反对一切形式、一切借口的恐怖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不是一个极端道德主义者，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民族也因此非常非常幸福和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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