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恬然自适

随遇而安，恬然自适

有一句俗话叫做“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多数时候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就要求我们要随时随地地调适好自己，以适应环境，适应社会。能顺应环境，在任何境遇中都能满足，随遇而安体现的，是“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境界，以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了解这种境界和情怀的人，对于荣辱得失看得很淡，因而能低调生活，随遇而安。

在遭遇挫折或是陷入困境时，随遇而安可以使人消除痛苦、烦恼的心情，拥有一份愉快的心情。在遭遇危难或是身陷囹圄之时，随遇而安也能让人拥有一份平静的期待，这更胜过绝望地呐喊。

宋朝时，大文豪苏轼的一位朋友名叫王定国，王定国有一名歌女，名叫柔奴。她眉清目秀，善于应对。后来，王定国迁居岭南。柔奴也跟着他去了。多年后，王定国又迁回京城做官。苏轼拜访王定国时，见到了柔奴，就问她：“岭南的风土远逊于江南，应该不好吧？”柔奴回答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了感慨不已，就填了一首词：“……万里归来年愈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偏远荒凉的岭南似乎真的不是什么好地方，但柔奴却能像生活在故乡京城一样，很安适地生活。从岭南归来后，柔奴看上去似乎比以前更加年轻了，她的笑容也仿佛带着岭南梅花的清香。毫无疑问，这就是随遇而安、心随地安的结果了。

或许是受了柔奴的影响，在后来连遭贬谪的宦海生涯中，苏轼也是随遇而安，随处而安，生活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却也自适其意，自得其乐。

公元1082年，苏轼被贬黄州后，失去了俸禄，一家老小数十口日子过得很是窘迫。面对境遇的陡落，苏轼移情于物，耕作田间，自得其乐。元丰三年，苏轼开始务农。他在黄州买了一块地，名之曰“东坡”，他就在那块坡地上耕种。后来苏轼干脆更名为“苏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决心为自己建筑—个舒适的家，他把精力全部用了在筑水坝、建鱼池上。他还从邻居那里移栽树苗，从老家四川托人找菜种。他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似乎忘掉了贬谪在外的烦恼。当邻家的孩子跑来告诉他，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豆子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时，苏轼都会高兴得跳起来。看着稻茎直立田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稻叶上的露滴在月光之下闪动，苏轼都会感到得意而满足。过去他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糊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他甚至觉得，如果一生能够这样平静地生活在田间，随遇而安，未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后来，苏轼被流放到了被人们认为“海外炎荒，非人所居”的海南岛上。在那里，他依然能够随遇而安。在流放海南的三年间，苏轼几乎每天都饮酒赋诗，作文写字；当然，他深为钟爱的书法艺术，也从未间断过。由于远离了官场的政治斗争，苏轼耳根清静，他把所有的文娱活动当成是娱乐身心的最好方法。他每天都拿出陶渊明、杜甫、柳宗元等名家的诗文来进行摹写，赠送朋友、客人。当时，也有不少不怕得罪当局的和尚、道士远道而来，索取他的墨迹。此外，爱郊游，爱访友，爱谈禅论佛等爱好，苏轼一样也没丢。随处身安，随处心字，他自适而随意，非常逍遥。

我们都是凡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难免经历挫折，遭遇意外，有时候还会做出非常错误的选择，有时甚至会被无情的命运捉弄。面对不如意，面对人生诸多不幸，当我们确实无力改变大环境时，我们就要随遇而安，默默地寻找时机，同时也享受踏实的现实生活。

从字面上看，随遇而安是一种停顿状态，甚至有些随波逐流的意味。其实不然。“随遇”就是顺随境遇，“安”就是指保持一种平和安然的心态，并继续坚持自己的追求。这需要一种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需要一种低调的智慧和超脱、豁达的胸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随遇而安之所以体现了低调做人的智慧，是因为，一方面，它可以克服遇到障碍时容易产生的“躁、燥”二气，使你头脑冷静，在现有的条件下做到最好，同时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出路；另一方面，无论你身处何位，有了随遇而安的心态，你都能达观从容、游刃有余地工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