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争第一的“三脚猫”

永争第一的“三脚猫”——冯正仪教授访谈录

本人在护理学院门前留影

冯正仪，女，1968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现任复旦大学护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持社区护理课题为上海医科大学争得了第一个护理界的最高奖项——1996年的上海护理科技一等奖和1997年的全国护理科技一等奖，在1998年又获得了上医大的护理科技成果奖，此后分别获得两届全国护理科技奖的一等奖和二等奖，被上海市护理界称为“获奖专业户”。

主编《内科护理学》、《社区护理》、《糖尿病的饮食治疗》等教材4本，其中3本是教育部规划教材。发表论文数十篇，有关社区的论文50余篇，其中获奖4篇。

我1968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由于我的父母都是上医毕业的，而我自己又喜欢学医，所以报考时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上海第一医学院。我是重点中学成绩优秀的学生，我知道自己有实力，因此考试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压力，考完以后录取通知单就来了，我就这么进了上医。

我进学校后，学校的“三基”和“三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三基”是指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严”是指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严肃的态度，要求非常高。以后上医的校训是：团结、创新、严谨、求实。我的专业是六年制医学，前3年是医学基础课，后3年是临床课。前3年的医学基础课我全学到了，而且学得非常扎实，经常被评为学习积极分子。那时候我说过：“要找我，九点以后到床上找。”但除了解剖课以外，我基本不开夜车。这其实是一个学习方法的问题。我上课的效率非常高，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复习重点和难点，我听课和复习时用“三支笔”，即一级要求（掌握）用红笔、二级要求（熟悉）用蓝笔、三级要求（了解）用铅笔；同时注意知识的应用以及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我们那时课外活动没有像现在的学生那么多，晚上就是复习，复习好了九点钟就睡觉，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优秀的。以后是“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没办法只好参加，然而，我出身书香门第、又是资产阶级，我自己知道，我的定位应该在哪里，就避开了斗争，和另外两个女同学跑到医院学技术去了。所以，医学的知识我还是掌握得很好的。

大学毕业以后，因为我和我先生是同班同学，就被一起分配到甘肃去了，在那里呆了7年。那里非常艰苦，10岁的小孩都没有裤子穿，大人就是一件棉袄，没有内衣。第一年是整整一年的下乡劳动。然后上山，我们被分配到一个矿区，一个海拔很高的矿区医务室。在矿区的时候，正是读书无用论的年代，我不务正业，什么书也不看，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时年纪轻，要唱样板戏就去唱戏、要下矿井我也会下。有一次县城要开一个大学毕业生座谈会，我先生写了我们为矿工和附近少数民族服务真实情况的发言稿，我就拿着稿子在会上发言。县里听了以后就决定要把我调去，我没有答应，但我先生被调到县医院里去了，没过多长时间我也被调入县医院了。在西北地区时，县医院的病人不多、病种也简单，原有的知识也够用了，除了医疗工作外我什么事都干，护士的事也干。

在甘肃呆了7年后最终我被调回了浙江。进了一家市级医院的内科工作，所在的医院规模大，病人的病情也比较严重，我开始感到知识是有用的，我如饥似渴地学、没日没夜地干，而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也随着我来到市医院而开始改变。那年代职称晋升停止了，干了几年我们内科主任把好几个主治医师都撇在那里，却把我抽到病房里让我承担代理主治医师的工作，对我说“这一组就由你管起来”，于是我就管起了一组病人并指导住院医师和心电监护室。心电图是内科的基础，我从一本《简明心电图学》开始自学，在医院心内科的实践中，我心电图的知识和技能不断提高，主任又让我管起了心电监护室。外语是重要的，我中学读的是俄语，因为当时的重点中学都是读俄语的，中学读俄语进大学后仍读俄语，中苏断交后医院院长组织全院学习医学英语，我的英语是33岁开始学习的。我拼命工作，别人做8个夜班，我会做10个夜班，我做的比别人多，考的成绩也比别人好，连续几年年终的业务考试和英语考试我总是考第一，就这么连着3年我被评为先进，然后就入了党。我是三中全会以后第一批入党的，也是年轻人中的第一个。后来我先生考上了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研究生，他去了上海以后，我也被调了过来。

我从外地到上海后，我父亲本想托人帮我找工作，我说我不要，我要自己去应聘。在面试的过程中，我充满了自信。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你搞的是心电监护，心电图的梯形图你会不会？”我就告诉他我通过自学并用梯形图分析过一些疑难的心律失常，但是还很不熟练，不过我想我一定能很好地掌握。我去面试以后，那家单位立刻就拍板下来，他们对我说：“所有手续你都不用操心了，我们会给你办的。”就这样我被录用了。上海的临床医学实践使我内科学的知识和技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在两年内从住院医师很快就当总值班医师，在恢复职称晋升制度后第一批升为主治医师。

在上海医科大学开始护理本科教育之际，我回到母校，从临床医学专业改行为护理专业，从事高等护理教育，从第一届护理本科生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校的护理专业最早是大专，1985年开始招第一届本科生，之后大专和本科又合并在一起成立了护理学部，再以后是护理学院。我的人生也随着学院的发展而改变。我1987年升中级职称，5年以后的1992年升副教授，再一个5年的1997年我升正教授，1998年任硕士生导师。

在19年的护理教学中，我认真学习护理，承担不同学历层次的教学任务，如硕士、本科、大专（成人大专和高职）等，承担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如内科学概论、诊断学、健康评估、内科护理学、护理教育学、护理科研、社区护理学等。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后，护理学院培养的硕士共6名，我是其中5名硕士生的导师。负责一项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主编《内科护理学》、《社区护理》等教材4本，其中3本是教育部规划教材。

教书的首位任务是育人。我一直强调要先学会做人，再学怎么做学问，先要做人，再做学问，第二位才是传授知识，教会学生掌握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在教书育人中，我常对学生说要有“三自”，即自立、自强、自信。在教学中，我以“三爱”来对我的学生。首先要爱学生，我要把他们当成是我自己的小孩；第二要爱病人，要让我的学生去爱病人；第三是爱专业，要让我的学生去爱专业。为了让学生爱专业，我绝对不会对他们讲大道理，而是把枯燥的课讲得生动，引起学生对学护理专业的兴趣，这样学生就会钻进去，他们钻进去了就会知道这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就会想学好。学生自己的例子最有说服力：第一届有一个本科学生为一位病人导尿，却没有导出尿，她运用诊断学的知识进行叩诊，结果不是浊音而是鼓音，证实没有尿；为什么呢？一测脉搏，发现脉搏微弱，再拿个血压计一量：90/60——于是得出结论：早期休克。我就是想教会学生怎样去思考问题，想把他们的思路拓宽，这样他们的学习兴趣就能被激发出来了。我曾被评为师德、师风优秀教师。2004年学生从网上评价老师，我被评为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

作为一个高校教师，既要搞好教学，也不能忽视科研，护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没有科研，就没有护理学科的发展。我从临床医学领域转为护理领域，我虚心学习护理，科研方向也相应地改变，并争取到了校级课题。当我一下子接受退休导师交下来的、研究方向为护理教育的3个硕士生（其中1个一年级、2个二年级）时，我又学习和研究护理教育，并争取到市级课题。随着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起步和发展、国外把护理领域分为临床护理和社区护理两大块时，我觉得社区护理是一片“没有开垦的处女地”，既崭新、又荆棘遍野，为开拓创新我还是选择社区护理作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我的第一个立项课题是糖尿病病人的生活质量和社区护理干预，是1994年香港中文大学护理系主任带来的题目，胡雁老师提出要由我负责，我就此“被逼上梁山”。由我们护理学院、中山、华山等3个单位的在校和临床教师以及学生共30人参与，历时3年完成。这个课题为上海医科大学争得了第一个护理界的最高奖项——1996年的上海护理科技一等奖和1997年的全国护理科技一等奖，在1998年又获得了上医大的护理科技成果奖，连着3年得了3个奖。

回顾我的学术生涯，我其实是“三脚猫”。我的第一“脚”是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生后有近20年的临床医学经历；第二“脚”是护理教学，自1987年改行至今；第三“脚”是护理科研，主要是社区护理科研。说是“三脚猫”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三方面都不精。重点学科的建设、精品课程等都是以前上医没有的，复旦与原上医合并以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复旦非常注重学科的建设，我们护理学院作为扶持学科，促进了教学和科研，尤其在科研上，设立了专门的科研基金。教学的硬件上有新的教学楼，软件上有两校的老师相互交流上课，这就是强强合并、资源共享。学生培养方面，文理科的公共平台为学生打下更为宽广的知识基础，为以后通才到专才的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同时又是对教师资源的肯定与充分利用。复旦还带来了先进的理念，比如说在对外交往方面，复旦对外交往的面更宽。总之，上医与复旦的合并是一件双赢的好事，复旦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我为我能在复旦工作而感到非常自豪。

（采访整理：曹新旋、徐镠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