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为良师

昨日为学子　今日为良师——王迅院士访谈录

本人近照

王迅，男，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学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960年1月于复旦大学物理学系研究生毕业。1984年8月任教授，次年被批准为凝聚态物理学科博士生导师。1996年5月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

“半导体表面电子态理论与实验”、“inp极性表面的原子结构和电子态”、“Ⅲ-Ⅴ族化合物半导体的极性表面和界面研究”、“多孔硅的发光特性和机理研究”等4个项目分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6年获光华科技基金二等奖，拥有“硅红外探测器”、“一种用氯化硫钝化Ⅲ-Ⅴ族半导体表面的方法”等2项国家发明专利。

我是1952年进复旦的，因为当年交大取消了理科，而我又喜欢物理，所以就报考了复旦。就在同一年，谢希德先生也进了复旦。她从一年级开始教我们，一直教到我们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我又做了她的研究生，做研究生后我就跟着她，在同一个研究室。各种各样的经历我都是和她一起度过，一直到她离开，她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她对复旦的贡献是无法用一句话来形容的。不过有一点，别的学者、科学家做的不如她——她把复旦带向了世界。

在4年的本科学习中，我们学生的集体主义感是非常强的。当时100多个学生分成两个班，这两个班都是一起活动的，生活也在一起，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集体所具有的和谐气氛。那时学生和老师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有时候我们还一起到老师家里去。

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要分专门化了。当时系里有3个专门化供我们选择，一个是光学，一个是分子物理，还有一个是固体物理。这3个专门化中，光学的基础最好，资格也最老；而分子物理是卢鹤绂先生开创的，那时还是全国唯一的一个；谢先生开了固体物理。同学中大家相互看别人选的是哪个，我就选固体物理了。

研究生时，在1956年11月左右，因为谢希德先生到北大参加办联合半导体专门化，我也就跟她到那边去了。在那边只有一个学期有比较正常的学习。大约是在第二年5月19日，北大开始“整风”，然后是“大鸣大放”，到6月初就“反右”，虽然学习还在进行，但是政治运动已经相当突出。1957年下半年搞“反右”，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我们都不上课而去工厂了，所以学习基本上是不正常的。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研究工作也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作为一个青年，就是有一点热血，所以对于那些“号召”“运动”，我们基本上是很投入的。

我在1958年开始走上讲台，那个时候我只比我的学生大了三四岁。我第一个教的其实不是学生。那个时候北京有个电子管厂，在前苏联专家帮助下做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那一批工人、工程师有的是本科学历，有的是高中学历，他们的半导体知识几乎一无所有，迫切地想学习，于是就请北大的老师去给他们上课。当时复旦有一位老师也在那边，每个星期都去给他们讲一次半导体物理。但是最后一个月，因为家里有事要回去，就找我去代课，讲最后一章，教材才刚刚编好，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学过，而且从来没有教课经验，就匆匆忙忙地备了课去上。第一次是两节课，我准备了差不多3节课的内容，但由于掌握不好时间，一上来第一节课就把两节课的内容差不多都讲完了。我当时很紧张，接下来没东西讲了。于是就话多一点，时间拖得久些，就那么应付过去了。第一次的教学实践让我得到了一个教训，就是要认真充分的备课，掌握好时间进度。当然，在经历了这么多年教书生涯后，我对教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以前可能只知道怎么搞教学，不知道怎么搞教育，现在年纪大了，开始懂一点教育上的学问了。以前根本不会去想的问题，现在也想得很多，包括年轻时没有碰到也不会去想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带来的影响和一些应试教育的问题、德育教育的问题。

我毕业之后，“大跃进”期间学校办工厂，我和学生接触的机会很多，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住在学生宿舍里，和他们打成一片。现在有很多1960年、1961年毕业的学生和我们当时的教师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还有一段时间是“工农兵”学生进学校期间，我也和他们打成一片，一起下工厂、一起到农村去劳动等等。

“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里所有的事都是不堪回首的。所有的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被批判的对象，谢先生刚开始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就打成美国“特务”了，我那时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但至少也是“修正主义”苗子。不仅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各种各样的磨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就有一种非常迫切的心情：“这个年代总算过去了，现在拨乱反正之后，要一切重来，要把过去的所有事恢复过来。”我们年纪虽然不大，但都有那么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觉，所以就拼了命地干。“老牛明知夕阳短，不需扬鞭自奋蹄”，我们都希望把学校的教育和科研工作尽快搞上去。我当时到美国一所大学作访问教授，大概有几个月吧，主要是看看人家是怎样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当时我们出去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在祖国扎根的，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很少有不想回来的，都把事业放在国内。在国外，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感觉是“时间就是金钱”。回来后我就在每个实验室都贴了一张“Time is money”，鼓励他们都要有紧张、拼命干的作风。

那时谢先生带领我们建立表面物理实验室，现在已成为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起来当然是一个很有乐趣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必须跟很多非学术性的关系打交道。学术界有很多不正的东西，我是不愿意去迎合的，那我就要吃很多亏，吃亏后心情自然很不痛快。这些事一直都有，学术生态环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就开始被搞坏了。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从国外回来，抱着建设新中国的信念，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什么东西都进来了。因为国家比较穷，资源比较有限，为了争取这些资源、为了个人和本单位的利益，矛盾就凸显出来了，结果学术生态环境越来越差。现在这个问题学术界都在痛心疾呼，但是我想把它改过来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自然界生态环境被破坏后要恢复，成本是非常高的。

当时的情况下，在我和我的学生中，有几个不同的年龄段。我是20世纪50年代毕业的，下面有60年代、“文革”中毕业的和恢复高考以后入学的三个层次的学生。那么，把我们的事业搞上去要靠谁？我觉得应该是把最年轻的那批培养起来，所以我要培养一支科学的“国奥队”，或者说是“青年队”。当时他们算不得主力，和上面两个层次的人有很多利益的冲突：资源到底给谁？我想我在这当中得罪了一批人，没有很多地向60年代和“文革”中毕业的那些学生倾斜。但我认为我的思路是正确的，然而在做的过程中可能比较粗糙，我想当时他们是怨我的。现在年轻的上来了，大家看到年轻人的能力之后，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给后来的这些研究生上课时，我都对他们强调一个“严”字。我不是名师，做不到“名师出高徒”，只能“严师出高徒”了。严格地去要求他们，让他们不断地得到一些鞭策，让他们感觉到还有不足的地方。当然，这批年轻教师，每个人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只要他们有个性、有自己的长处，这样才构成了一个集体的多样性。生物学家很强调多样性，没有多样性，生物学界和自然界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在一个实验室里，我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一模一样，我的学生有许多不同的表现，每个人我都能说出他们很多优点，哪个地方还不足。只要他的主流是好的，有些缺点、有些个性也是没关系的。失掉了个性的人，不会很有前途、很有能耐。目前我们的应试教育，则把所有学生按一个模式去培养，出来的都是一个模样。我不认同这个模式，培养人才不能像批量生产集成电路，规定偏差不能有多少。教育在发展中暴露出来很多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前途就不会很光明。

在我的学生中，“文革”刚结束时，进来的学生相对是比较出色的。由于高等教育事业长时间停顿，他们没有上大学的机会，直到恢复高考制度，他们肩负着父母祖辈的期望来上大学，他们进大学混学位的几乎没有，都有非常强的求知欲望。这正是现在大学生们比较欠缺的。

我被评为中科院院士是在1999年，在这之前我已不是第一次去评选了。不光我自己，那些年轻的人也非常希望物理学系能多一个院士，复旦院士少，大家的日子也觉得不是很好过。在这种情况下去争取当一个院士，我认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上院士之后，我觉得是一种解脱，没有了这种负担。但反过来又有一些无聊的事情了。现在社会上都把院士当神一样，开一个招商引资会把院士都拉过去，坐在主席台上看他们表演，说是这个会议充满了科学的氛围，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其实我觉得院士跟普通教授没什么区别。昨天不是院士，今天成了院士，这两天没什么差别，只不过老了一天，退化了一天，但好像这个人的档次一下子就升高了很多。我觉得这是社会上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来复旦已有50余载，已经跟复旦、跟复旦物理学系结下了深深的情缘，一种割不断的情缘，就像一个人从一个家庭中出来，能把它割断吗？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在中国出生长大，能跟中华民族割断吗？在复旦呆了那么多年，我跟复旦、复旦物理学系还能割断吗？

（采访整理：李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