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新的历史机遇

在西部大开发经历了10年的发展之后，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再次提出西部大开发，这对西部地区来说是难得的新的历史机遇。

一、西部大开发，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西部大开发10年来，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有些地区、有些行业的发展幅度还位居全国前列。位居西北的青海省经济总量快速扩张，与西部大开发之前的十年相比，该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4.3个百分点，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4.8个百分点。与改革开放以来的31年相比，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3.2个百分点，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3.0个百分点。 （见“青海统计信息网” ）而内蒙古的发展更为迅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经过10年的大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08年，内蒙古完成生产总值7761．8亿元，从居全国第二十四位、西部第五位置上升到全国第十六位、西部第二位；人均生产总值达到了32214元，折算4638美元，从居全国第十六位、西部第二位前移至全国第八位、西部第一位。内蒙古以占全国1．8%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58%的经济总量和3．85%的经济增量（巴特尔：西部大开发带来内蒙古发展奇迹）。但是，西部地区的发展只能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进行比较，是以西部地区自己过去发展的成绩为参照的，也就是自己同自己比较的进步。从全国范围看，西部地区的发展仍然是全国大局中的薄弱环节，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差距更是明显，有些地区、有些领域的差距不是缩小了，反而是拉大了。

西部地区的人口和国土面积，在全国的总体比重中都占有不小的份额。据统计，西部地区占全国陆地面积的71%，人口3.6亿。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国土面积的地区长期落后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不仅不利于西部地区的长远发展，也必然影响到全国发展大局。从这个意义上看，西部大开发，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二、西部大开发，是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根本举措。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将极大地推动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是要真正实现西部大开发，必须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解决好西部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杜绝和防止民族宗教矛盾的产生和激化。其中，尊重回族民俗，处理好回族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西部地区是回族居住相对集中的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临夏回族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以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门源回族自治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等全国的回族自治地方大多数都分布在西部。在这一区域内居住的回族人口无论是数量，还是聚居的集中程度在全国也都是最高的。在西部地区由于回族人口相对比较集中，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也必然增多，其中不但涉及同汉族的交往，也有同其他少数民族的交往，甚至包括同族内部不同地区、不同教派之间的交往。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交往多，不同民俗之间互相尊重和理解的现实性必然增强。如果处理不好，因民俗问题引发的矛盾和纠纷也就必然增多。另一方面，由于回族人口聚居程度比较高，一旦出现因民俗等原因引发的民族宗教矛盾，也极容易在很短的时间和比较广泛的空间传播，矛盾和冲突比较容易反弹，还会引发相关的矛盾和冲突，给在“第一时间”解决矛盾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认识和解决好民族宗教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西部大开发，是造福西部各族人民的长远规划，是涉及西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这场改革也必然会涉及民族宗教领域，而民族宗教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因此，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西部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将呈现新的特点，民族宗教问题和矛盾的发生频率和解决难度将增大，尤其是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和矛盾会直接影响西部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

首先，西部大开发，必将推动西部地区的改革。这种改革将使社会、经济、文化等处在一种比较长期的转型和转制时期，一些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会逐渐出现，引发一些社会矛盾，也必然会涉及民族宗教问题，如民族经济发展、民族教育、学校教育和宗教教育的关系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在尊重回族民俗方面再引发民族宗教矛盾，这两种矛盾必将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时这两种矛盾又互为因果，使矛盾和问题产生变化，造成参与人数增多，影响范围扩大，矛盾的性质变化，解决的难度增加。

第二，西部大开发，必然会扩大中外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伴随着这种交往，国外、境外的民族宗教学说、思潮甚至矛盾、问题也必然会影响到国内。当前，国际伊斯兰教问题十分复杂，而且处在剧烈的变化之中。尤其是苏联解体后，西亚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也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新情况。而且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同我国西部地区接壤，接触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民族宗教问题和矛盾的出现，也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外因素的影响，有时国内的一些民族宗教矛盾还会产生国际影响。国外的敌对势力也会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手段，利用这些矛盾和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对我国进行攻击和宗教势力的渗透。

第三，西部大开发，迫切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但是民族宗教矛盾的出现，尤其是一些重大的、突发性事件的发生对社会稳定的破坏是巨大的。一方面，它直接影响了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正常秩序，阻碍了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它影响了西部大开发的环境，使许多外来的投资和技术力量的投入望而却步，其负面的影响更加严重。在这个方面，近几年发生的“信阳事件”等都是血的教训，也给西部地区的民族宗教领域敲了警钟。这些事件如果发生在西部地区，造成的影响将更加严重，由此给西部大开发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将无法估量和难以挽回。

当前，对西部大开发条件下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尤其对这类问题、矛盾产生和突发还缺乏规律性的研究，预警机制和处置、善后机制还不完备。这就给从事民族、宗教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要更加深入地研究民族宗教理论，尤其要把这种理论研究用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为现实服务。

三、西部大开发，是扩大内需的客观需要。

美国次贷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一直处于下行状态。受全球经济不振的影响，我国经济近年也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的关联度日益提高，对我国这样以出口占据GDP重要份额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当前，国家提出转变经济发展结构，实际是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深刻反思。

当前，出口导向型仍是我国民营经济，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民营经济的重要选择。这样的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从国内因素看，劳动力价格和初级资源价格的优势，构成了出口商品的成本优势；从国际因素看，旺盛的需求和经济环境的优良是最主要的。对美国、欧洲这样的发达地区来说，中国产品的进入是最理想的，因为这些产品价格低、质量好。但是，我国的出口经济是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优势，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为特点，难以真正成为全球市场的竞争产品，长远看，这样的出口经济必然会走向衰落。从国内的经济看，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正在消退，“刘易斯拐点”必然会到来。从国际上看，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大起大落的现象仍会不断发生，新兴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也会不断涌现，这种出口经济的替代频率会进一步加快（包括出口地区和出口产品）。因此对我国目前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是到必须重新审视和思考的时候了。

出口减少，势必要增加内需。“投资、出口、消费”是推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 ，出口受到限制后，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要在投资和消费上做文章。从投资商看，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后，国家为应对国内经济的受到的冲击，在很短的时间内立即启动了4万亿投资，保证了中国经济在短时期内的稳定。但是，由于单纯投资可能会解决一时之难，如果没有消费的跟进和强力反弹，单纯投资是很难起到理想效果的，反而会带来另外的经济难题（如投资效益、重复建设等）。从消费上看，虽然国家大力鼓励消费，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家电下乡等）。但是由于受到收入增长的限制和消费预期的担忧，国内经济始终没有形成制约靠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怎样真正启动国内消费市场，用实实在在的消费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要启动国内市场，东南沿海地区容量大、消费快，是国内消费市场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国内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的发展已经成为发展全局关键。这里既有基础设施的投入，还有加快民生发展的良机。因此，这一轮启动国内市场，西部地区的发展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大开发，是扩大内需的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