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不良影响的事实

尽管上面有一些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在某些方面可能会促进中国的环境保护，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了那些负面效应。这里引用了国内环保官员的发言，来概述中国对外贸易引起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加入WTO后，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通过媒体向社会介绍了对外贸易对我国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

“我国对外贸易在80年代以前，基本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由于大量出口矿产品、农产品和畜牧产品，致使局部地区自然资源锐减、生态环境恶化。如有色金属矿钨、锡、锑、稀土及其他稀有金属的出口，都曾不同程度地导致这些矿产资源乱挖滥采；矿物的土法选炼释放出大量有毒和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石材的出口造成景观的破坏和水土流失等等。近年来，一些出口企业又盲目收购发菜、山野菜、药材等野生植物，致使大批农民拥向内蒙古草原，乱挖滥采，加速了草原沙化。甘草的出口也造成类似问题。羊绒出口量的扩大，导致过度放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了出口创汇，一些企业生产和出口的产品是发达国家因污染严重而不愿意生产的产品，结果造成把产品输往国外，把污染留在家乡。

进口贸易的环境问题：我国曾一度进口数量较大的象牙、虎骨、豹骨、犀牛角等野生动物制品。这些产品的进口，破坏了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国家现已禁止进口，但管理任务仍相当严重。沿海地区从美国、日本、西欧、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大量旧船拆废钢，使油污、船锈以及电焊等污染物直接排入滩涂、江海中，给人工养殖带来严重危害。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废金属、废纸等废旧物质，如果管理不善也会导致‘洋垃圾’入境。利用外资带来的环境问题在于，随着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产业逐步受到限制，促使其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也受到了明显影响。”

下面以危险废物进口、生物多样性资源过度开发、生产技术和设备引进中的环境问题、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的出口和生物入侵为例来说明对外贸易对我国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

1. 危险废物进口

当前全世界每年产生约3亿吨的危险废物，其中90％产生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在处理危险废物方面建立了较为严格的环保法规和标准，处理有毒垃圾的成本非常昂贵。多数情况下，垃圾处置的成本是由企业承担的，因此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这些企业要寻找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在美国，1吨有毒废物的处理费高达400美元以上。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因环境标准低，危险废物的处理费仅为美国的1/10。这种差价使得一些垃圾商为从中牟利，把大批有害废物越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哪个国家自愿充当发达国家的垃圾堆，也没有哪个发达国家公开声称垃圾和废料输出的合法性，但多数情况下，垃圾交易是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进行的，受害的则是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据报道，仅1986—1988年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危险废物就达6百万吨（彭俐俐，2001）。

针对越来越严重的危险废物越境转移问题，1989年3月22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制定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公约”的专家组会议和外交大会，签署了《关于有害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目的是控制并把隶属公约管辖的废弃物越境减少到最低程度，把产生有害废弃物减少到最低程度，包括尽可能对废弃物产生源进行处置和回收。美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中唯一没有批准该条约的国家。美国政府根据现行国内法，允许出口可以再利用的电子废品。美国环境保护联合会说：“实际上，美国政府鼓励向处理成本低的亚洲出口IT垃圾。美国产生的IT垃圾80％出口到亚洲，其中90％流向了中国”。另据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英国1991年向我国出口危险废物1353吨，1992年则迅速达到7315吨。这些由广东的乡镇企业进口的有色金属废渣和废旧汽车蓄电池已对当地环境造成了很大污染。我国有关废物进口的大量报道始于1993年10月，当时南京1288吨韩国化学废物进口案轰动了全国。据海关统计，1990—1997年间，我国进口废物的数量和金额逐年递增，1997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120万吨，金额猛增至29.5亿美元，占全国进口总额的2.07％。我国废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尤其来自美国、日本和香港。其中，50％左右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16％来自亚洲的5个国家和地区（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澳门），10％来自俄罗斯（夏友富，1997）。中国小企业用酸泡、火烧等落后的工艺技术提炼电子部件中的贵重金属，而对大量产生的废气、废水和废渣不作任何环保处理就直接排放，或者是简单拆解分割一些有价值的元器件以改头换面重新流入市场，随意丢弃破烂外壳，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2. 生物多样性资源过度开发

我国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其中有很多珍贵的药用动植物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成为重要的出口创汇产品。由于药用植物大多生境特殊，所处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遭受人类大规模采挖后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如巴戟天早在60年代已实现由野生变为家种，但传统栽培方法生产周期较长，产量低，病害重，产出投入比低，在山区仍以采挖野生资源最为有效，目前巴戟天野生资源已近枯竭。我国甘草生产长期依赖采挖野生资源。内蒙古过去一直是甘草的主产地，其中鄂尔多斯市在解放初期甘草的分布面积为120万公顷，1981年已减少至33万公顷。在甘草开发利用的30年中，由于不断采挖野生资源，甚至是掠夺性的采挖，以致资源遭受极大破坏。20世纪50年代前期南北疆绿洲地带遍地是甘草，目前新疆甘草储量与50年代前相比，减少了70％。近年来由于甘草应用范围的扩大（药用、工业用、出口及制剂等），需求量剧增，对这一野生资源的破坏更为严重。前几年由于国际市场甘草行情看好，国内一窝蜂加入出口行列，我国北部的甘草遭受了灭顶之灾（彭华、许再富，1996）。

除了正常的对外贸易外，濒危野生动植物的走私也是加剧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原因。濒危动植物走私贸易利润很高，是世界上继毒品贩运、军火走私之后的第三大非法贸易。而我国面积辽阔，边境线长，非法盗猎、偷运野生动物活动十分猖獗，从非法野生动物的流向来看，呈从北到南、从西往东的趋势，其运输采取飞机、火车、公路等多种方式。广西、云南是野生动物走私的重要通道，从越南、缅甸走私的野生动物通过边境地区入境，经贵州、湖南等省，最终流向广东等地。以藏羚羊为例，其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是青藏高原动物区系的典型代表。藏羚羊的绒毛，可以用来制造一种叫做“沙图什”（波斯语——羊毛之王）的披肩。近年来，“沙图什”披肩逐渐成为欧美市场的时尚，成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最高售价可达4万美元一条。市场需求的增加使长期以来以手工编织为主的“沙图什”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升级到了机器生产，生产规模变大，对原料的需求也大增，于是威胁藏羚羊的“黑手”就从国际上伸到了中国藏北高原。市场需求的增加使羊绒价格急剧上升，1996年生绒价格曾达到1715美元/公斤，当时在拉萨一张羊皮的价格在300—400元不等。暴利的驱使使藏羚羊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遭遇疯狂盗猎，大批武装盗猎分子进入藏北高原藏羚羊的栖息地，猎杀藏羚羊，取皮弃尸，将羊皮运至拉萨取绒，生绒再经尼泊尔走私至克什米尔制作披肩，经印度贩卖到欧美各地。藏羚羊遭受了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盗猎，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中国森林公安机关共破获盗猎藏羚羊的案件100余起，收缴被猎杀的藏羚羊皮17000余张、藏羚羊绒1100公斤。据一位多年在青藏高原从事野生动物研究的资深专家估计，在1995年中国藏羚羊总数已急剧下降至约5万—7.5万头左右，并且仍在继续下降。近几年来，已经没人能够再看到集群数量超过2000头的藏羚羊群。在许多昔日藏羚羊集聚的地方，如今只能看到零星的藏羚羊。

3. 生产技术和设备引进中的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外商将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禁止使用的产品及相应的技术和设备通过投资方式转移到中国，也有外商在技术上以旧顶新、以次充好，这样的投资对国内环境都产生了严重影响。据调查，外商投资业中高达70％以上的引进设备为中低挡水平。沈阳市人大的调查发现，某合资企业引进了早已被国外废弃的工艺，即用液态汞生产日光灯，导致车间空气中的汞浓度超标几十倍，严重危害了工人的身体健康。“氟蚜满”乳油是日本曹达株式会社于1964年开发的，日本于1975年禁止在国内生产。1992年中日美合资的福建惠龙农药有限公司在生产这一产品时，由于该农药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严重污染环境并影响人体安全，在1993年发生了6起农药中毒事件，导致3人死亡。

我国已在1991年6月加入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伦敦修正案，并于1992年组织制定了《中国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国家方案》，将分行业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层的物质的消费和生产，其中包括化工生产、泡沫、哈龙、工商制冷、家用冰箱、汽车空调、气雾剂、烟草、清洗及回收利用等行业。但在1992年后一些国家以“技术转让”的形式在我国境内转移兴办了多家使用氟利昂的生产企业。这不仅有损于企业的长远利益，进一步加剧我国环境污染，对我国进一步履行国际公约也制造了障碍。

又如，在20世纪90年代，投建于山东胶南的三家投资超过千万美元的化纤印染企业共占地200多亩，距离海滩均只有四五百米远。仅其中两家企业每年就要使用各种染化剂近6000吨，日排含各种有机物的印染废水4000余吨，且一直超标排放到附近海域中，成为当地的水污染源（李慕菡、王立军，2008）。

4. 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的出口

高耗能产业，就是生产中大量消耗能源的产业，主要包括钢铁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建材业、化工业等，主要产品有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化肥、乙烯等。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阶段的加速期，高耗能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70％以上，而高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费又占整个工业终端消费的70％以上。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存在严重的资源环境负面影响，消耗了大量能源，加剧了国内的能源短缺形势和对国外能源的依赖，并把大量污染物留在了国内，使我国的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杨宏伟、张敏思，2007）。另外，从我国主要工业出口行业近年来出口贸易量的变化，以及分行业的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贸易与环境废弃物排放的定量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具有出口优势的工业行业多属于污染密集性行业，随着出口贸易量的增大，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随之增加，日渐扩大的贸易活动对环境的危害越来越大（叶继革、余道先，2007）。特别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及制品业，采掘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这些中国出口量较大的行业都是污染性很强的行业（李赶顺、赵建娜，2009），它们的出口加剧了国内的环境污染。

5. 生物入侵造成的环境问题

外来种入侵往往与国际贸易有关，如人们有意识的农作物、花卉、树木的引种以及不可避免的物种逃逸（李博、陈家宽，2002）。另外，运输过程中压舱土、压舱水、包装材料、集装箱也是很多外来生物的栖身之地。如假高粱是上世纪70—80年代从美洲国家的进口粮食中传入我国。我国海关1999年7月从日美等进口的机电、家电等使用的木质包装上59次查获号称“松树癌症”的松材线虫；2000年多次从美日等进口木质包装材料中发现大量松材线虫和从莫桑比克红檀木中截获双棘长蠹（夏友富，2001）。外来入侵生物通过与本地生物混居、竞争、捕食或引起生境变化等途径日益威胁本地生物种群的生存，更给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外来种入侵已给我国带来严重的环境影响和经济损失。在广东，薇甘菊大片覆盖香蕉、荔枝、龙眼及一些灌木和乔木，致使这些植物难以进行正常的光合作用而死亡（黄忠良等，2000）。在上海郊区，加拿大一枝黄花往往形成单一优势群落，致使其他植物难以生长（车晋滇、郭喜红，1999），互花米草对崇明东滩湿地的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 (Chen et al, 2004)。20世纪90年代初，在福建和厦门的一些海湾出现了一种原产于美洲的海洋贝类——沙筛贝，目前这些海域的浮筏、桩柱等所有养殖设施表面几乎都被它占据，当地原有数量很大的藤壶、牡蛎等都被排挤。中国北方从日本引进的虾夷马粪海胆，从养殖笼中逃逸到海域环境中，咬断海底大型海藻根部，破坏海藻床，同时与当地的光棘球海胆争夺食物和生存空间，对土著海胆构成了严重威胁（梁玉波、王斌，2001）。20世纪60年代在滇池草海曾有16种高等植物，但随着凤眼莲的大肆疯长，使大多数本地水生植物失去生存空间而死亡，到90年代只剩下3种高等植物。而原有水生植物的灭绝和水质的进一步恶化又影响了水生动物的生存，水生动物由60年代的68种减少了一半，鱼类从15种减至5种（吴克强，1993）。在云南与四川交界的泸沽湖，20世纪80年代有人试图在该湖引进草鱼，但误引了肉食性、毫无经济价值的麦穗鱼。麦穗鱼在湖中形成优势种群，大量吞食裂腹鱼，使该湖三种特有经济鱼类濒于灭绝（张国华等，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