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难得机遇

我们将影子银行快速发展带来的风险视为机遇，可以借此机会让金融体系给实体经济的转型带来更高效率、更强韧性和更多支持。如果管理成功，将会让中国战胜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正确指出未来要做的工作，我们唯一要强调的是要注意工作顺序和分清主次。

首先，政府必须通过更多的调查和研究提高对于企业三角债复杂性和风险的诊断，启动关于厘清企业、地方政府、银行和影子银行之间风险关系的试点项目。从暴露的问题来看，2011年末企业三角债务为51万亿元人民币，超过了企业从银行系统获得的39万亿元人民币贷款。换言之，影子银行信贷的兴起代表了私营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另一个融资渠道，这可以为他们在实际资产的大型投资融资，但是成本也更高。

第二，从控制损失的角度来看，当务之急不是存款保险，而是退出机制或者债务重组，之所以紧迫是因为无法持续经营的借款人或相关金融机构退出过程拖延的时间越长，未被发现的不良贷款带来的损失就越大，需要的监管宽容也越多。修改破产法（尤其是其实施），让企业通过类似美国破产法第11章的规定，进行债转股来实施重组，可以降低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实体经济的高杠杆，也有助于解除影子银行和正规银行部门以及实体经济的风险捆绑。如果信贷问责不够明晰，也会带来更多的道德风险问题。

第三，为了减少影子银行和银行业的信贷风险，不仅需要将风险正确定价（如使用基于市场的利率），同时需要让借款人去杠杆化，提高他们吸收风险的能力。为了改进定价机制，需要公开发布主权基准收益率曲线，建立再抵押信贷市场和市政债券市场。必须针对高利率给借款人带来的影响做专门研究，这样才能防止高利贷和资金盘剥行为的发生。

第四，不良贷款核销的损失分配无法通过监管宽容来避免。如果银行核销并且重组其借款人（企业）的债务，不管是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还是银行内部特殊的重组部门，长期来看都会把银行的行为从被动的贷款人转为投资组合的积极管理人。要发布关于债转股的相关规定，来确保银行尽最大努力帮助过度举债但还有一线希望的企业重现生机，但是欺诈的企业应该被清除出该系统。

为了向私有部门的企业注入股权，政府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国内主权财富基金，允许养老金和保险基金投资更高比例的另类资产，用于支持更多的初创企业和创新型企业。

第五，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现有的信贷文化缺失，需要建立如法人机构识别编码的信用标准和更加透明的信贷部门，改变带来现有损失的错误行为的诱因。具体说来，债务和股权发行中存在的差别税收应该得以纠正。现在债务和贷款损失的利息都可以抵税，而分红则要双重征税，资本损失不可以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