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移风易俗

移风易俗就是改变落后于时代要求的旧的风俗习惯，树立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新风尚。在经济政治大变动的过程中，倡导社会的移风易俗，能够促进社会心理、社会秩序与经济政治的发展进步相协调，有利于思想解放和社会和谐，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利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近代上海的移风易俗社团改良封建陋习、提倡文明新风，为推动近代上海社会的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改良封建陋习

上海开埠以后，租界的社会建设和西人的行为方式对华人的传统习俗冲击很大。租界地区的文明进步与华界的愚昧守旧对比鲜明，逐步启蒙的中国人深感自己的落后。于是，革除恶俗陋习，追逐时代风尚，成为近代上海重要的城市面貌。移风易俗社团是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具有服务社会建立新的秩序和结构的功能。

西方社会文明在租界的多方展示，就是一些传统的士人也瞠目结舌，进而不得不承认：面对着西方文明的社会环境，实有大开眼界之感。如康有为早年游历香港时曾大发感慨：“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使知西人治国有度法，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40]后来他游历上海，见“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41]。

在维新思想的推动下，近代上海人目睹了西方近代文明之后，坚定了学习西方和变法图强的决心。当时很多人以西方文明为参照，检讨中国的风俗习尚，把改良社会风俗视为改良政治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把改良社会风俗的重点放在劝诫缠足、戒除鸦片、妇女解放等几个方面。

1897年上海建立了不缠足会总会，并在很多省份设立了分会，各州县市集设小分会。梁启超起草了章程：“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择婚。故特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忌，庶几流风渐广，革此浇风。”^[42]《章程》还规定：入会人所生子女，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子，已缠足之女子，八岁以下者须一律放足。不缠足会还办理了女校倡导社会新风，设妇孺报馆、妇婴医院等妇婴福利事业。当时旅居上海的宋耀如先生就是不对女儿缠足的著名人物，并且不许儿子娶缠足的女子。

近代上海戒烟团体的出现，是针对鸦片烟毒这一晚清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的。上海开埠后是西方恶劣资本家输入鸦片的重要港口，是消费鸦片的重灾区、交易鸦片的集散地。买卖、吸食鸦片对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危害极大，引起社会公愤。1898年上海戒烟会成立，以广劝戒烟为宗旨。该会《章程》指出：“吸烟之害人所共知，但习俗既久，无友朋规劝之助，故积弊难除，今设此会使互相戒勉，以清此害。”又规定“凡入会者，不得吸烟，如入会后。倘有犯例者，同人查处确有实据，即函告本会，将该名字扣除，永远不齿，且刊登报刊以示鸣鼓而攻之意”；凡入会者，不仅家内不得置备吸烟器具，而且“其子弟及其家人等，亦必严束，不得吸烟”^[43]。会员不但要洁身自好，还要广劝亲朋好友，勿跷以恶习，以强壮身心。该会一方面采用编写戒烟歌、戒烟语等生动活泼的宣传方式，一面还广求戒烟良方，谋求速戒烟瘾，起到了革新社会风气的良好作用。

妇女是封建旧伦理道德最深重的受害者，女性社会的沉寂和无所作为，也是社会近代化的阻力。近代上海的西风濡染和近代化实践，激发了妇女人群的进步要求，妇女社团也逐步建立起来，代表妇女的声音参与社会改良，争取妇女权益，倡言男女平等的近代社会观念。很多妇女社团从事实业、教育、慈善、联谊方面的活动。如1912年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华女子实业进行会，“主张振兴女子工艺、提倡女子经商、结合女工团体、发达中国实业”^[44]。1911年成立的上海女界协赞会，积极关心革命运动的发展，开展协助军饷的募捐活动，曾派人到常熟、嘉兴、海盐、杭州等地募饷，创办女子法政学校，发刊《女子共和日报》。辛亥革命后，上海还有女子参政同志会组织的建立，要求女子参政，实现男女平等。妇女团体的活动使社会更有活力，社会的和谐层次上升到新程度。

以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尚为主旨的社团组织还有诸如剪辫社、易服会、进德会、俭德会等，提倡卫生习惯，健康职业和个人操守，崇简朴，免浪费，戒追求奢靡排场等。这些社团组织使社会风气与时代同进步，逐步改良，社会心态积极向上。

二、倡导社会新风

适应近代上海发展的需要，社团组织力促民众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近代化，通过社团的组织行动，倡导群体合作、追求新知、调查求实等社会新风。

随着近代社会思潮的演进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合群以进化”、“合群以立国”的观念逐步在近代社团的组织活动中付诸实践，并在市民社会中逐步传播，“合群”逐渐成为近代上海社会各界、各阶层的普遍共识。世人认为；“联群体，和群力，莫大于会。有会则必有聚集之地，用能坚约束，齐心志，贮公积，以举行种种公益之事。”^[45]

基于这样的认识，近代上海社会各界、各阶层、各种利益群体以广集同志、联络情谊、图谋共同进化相号召，组织起各种新式社团。所有的社团无不强调“合群”的重要性，所谓“人不可以不学，学又不可无会。不学则孤陋寡闻，五会则团体涣散”。^[46]上海博爱馆的发起人王君宜、吴步云等在社团成立时指出：“中国人以散沙贻讥非一日矣，吾辈虽日言团体，日言合群，然卒议论多而成功少，况同志既多，方隅不一，机关未立，生气罔通，欲求合群为团体不其难哉？”所以组团体以“交相砥砺”。^[47]张竹君在发起成立女子兴学保险会时说，女界之所以衰而不振，“半由于男子之压制，半由于女子之放弃”，究其根源，在于女子“不知学”“不能群”，“不知学，故智虑浅薄，无以周知天下之故；不能群，则生气隔绝，无以为求助将伯之呼。芸芸众生，有同孤立，腐败若此，涣散若此，不能自振，其何足怪？”^[48]所以她强调“联合海内女子为一大群，以提倡女学，激发患难相救之情、和力实行为宗旨”，“痛洗以前腐败涣散之习，以免前途之危险。”^[49]

在“合群”思想的影响下，一些社团逐步打破狭隘的职业利益和阶层利益的局限，建立超越性的、社会性更广泛的聚合。希望通过合“大群”的方式，动员民众，振发民气，实现抵御外侮、变革振兴、救亡图存的目标。如，中国教育会、预备立宪公会、中国国民总会等。这些合“大群”社团的出现，促进了全社会各阶层成员之间的联系，从思想意识和组织联结上为地方社会的整合、秩序重组奠定了基础。

倡导追求新知的新风，是很多近代上海社团致力的工作。通过编印书报，传播新知，弘扬理念。20世纪初年，人们对于书报的功能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新式社团都把编印书报杂志列为团体的基本活动方式之一。办学兴教，集群演讲，推广新式教育，传播西方文明，培育近代新式人才，也是很多社团倡导追求新知的重要举措。维新运动时期，上海的一些学会组织就主张通过兴学来扩张本会事业，如医学会附设有医学堂，中国女学会建有女学堂等。20世纪以后，新式社团层出不穷，各种教育团体尽管政治立场有别，教育观念也不尽相同，但无不以劝学、兴教、改良教育等相号召，致力于办学兴教，推广新式教育。除了教育社团之外，近代上海的非教育社团也积极办学助教，这类事例不胜枚举。近代上海社团追求新知的办学兴教之风，成为时代推崇的进步风尚，在近代上海喧嚣的社会环境中，成为营造社会良性秩序的精神内涵。

近代上海社团服务本业和社会的务实之风，也是近代上海社会秩序的重要整合因素。这种务实之风在近代上海特殊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与其他力量一起合力营造了近代上海务实稳健的精神特质。很多社团设有“调查部”“调查课”或“调查员”等部门和专员，摈弃空谈清议作风，注重社会调查，躬身社会实践，了解民情和市场，以促进实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