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创新系统的影响因素

影响产业集群创新的因素十分复杂，几乎涉及经济、社会领域的各个主要方面，而且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密切交织。波特的钻石体系实际上就是从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与辅助产业状况、企业策略、结构与竞争者、机遇以及政府行为六个方面论述了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因素。笔者认为波特在钻石体系中忽略了经济社会制度因素、创新学习以及集群内企业合作关系对集群竞争力的分析，因此，本书将从专业化分工水平、市场化程度、文化制度、创新和学习四个角度，对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因素作一补充分析。

一、专业化分工水平的影响

1．一般分析

论述专业化分工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作用，不能不提到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开篇就大谈分工，他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说明分工和专业化对提高生产效率的惊人效果。为什么分工能如此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呢？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有三大好处。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实施的结果，各劳动者的业务，既然终身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当然能够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避免损失。因节省这种时间而得到的利益比我们所想的大得多；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时间及强度的机械的发明，也是因为分工，从而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程度上。《资本论》中指出，同一资本内部“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调劳动，这种生产力必然是集体力”。

1928年，阿伦·杨格（Allyn Young）在他那篇名为《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的著名论文中，提出了关于专业化分工的“杨格定理”，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杨格认为：①递增报酬的实现大小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②不但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程度，而且市场大小也由分工程度所制约；③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他论证到：市场的大小不但由人口规模，而且由有效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生产率决定，但生产率又依赖于分工水平，这意味着一个动态机制产生了某种良性循环，使分工水平和市场大小正效应增加；另一方面意味着分工的网络效应使市场大小与分工程度相互依赖。

图4-1 社会分工与生产效率

从图4 -1可以直观地看出随着分工而引起的生产效率的变化情况。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和生产者，每个人必须生产4种产品，而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我们根据分工的程度，将经济分为自给自足、局部分工和完全分工三种类型，分别用图4 -1（a）、4 -1（b）、4 -1（c）来表示。在图4 -1（a）中，每个人自给自足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为4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缺乏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可见在此状态下，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是它却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4 -1（b）的局部分工状态中，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从4种减至3种，即专业化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交易次数从0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某产品1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此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4 -1（c）则是一个完全分工状态，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分工时增加。

2．专业化分工与经济效率的数学分析

杨格曾用三个概念来描述分工。第一个是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这种专业化水平随每个人的活动范围的缩小而提高；第二个是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第三个是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产品种类数。从杨格关于分工的概念出发，我们定义产业集群中互相独立的企业之间的两两协作为“渠道”，那么，如果有3个从事专业生产的企业，两两之间的协作关系有3个，则这个产业集群有3条协作渠道；若有四个企业分工协作且每个企业都消费其他企业的产品，则两两协作关系有6条渠道；若有5个企业进行分工协作生产，则协作关系有10条渠道。如此类推，若有f个从事专业化生产的企业，则所有专业企业全部两两协作关系之渠道是f因素的2组合。令N为渠道数量，则

渠道中实际发生的物资或信息叫做经济流量。如果每一个渠道中有双方的专业产品或信息向对方流动，则有两个方向相反的流量在一条渠道中发生。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所有渠道都是两个流量的产业集群定义为完全协作系统，于是完全协作系统中的流量H可用企业数f来表示，即

我们可以根据杨格关于分工的第二个概念，直接将产业集群中参与分工合作的企业数定义为分工度。式（4 -3）就为产业集群分工度计算公式。

对于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协作渠道N和流通量数H都等于0，则分工度f＝1。也就是说，无论在某一个区域有多少个企业，只要处于自然状态，从分工度看无异于一个企业。同理，如果将一个产业集群能接受处理外界的信息能力用I表示，当分工度为1时，则系统内不管雇员有多少，系统的总信息能力不会超过该系统全体雇员平均脑信息容量（定义为A）。但当产业集群的分工度提高到大于1时，由于每种分工接受和处理的信息是不同的，所以整个集群系统总信息能力

如果我们定义累计产出对时间的一阶倒数为经济效率，用表示，则有m个元素的系统总经济效率为m＝，由于系统的总经济效率可近似地视为总信息能力的增函数，即

将I＝Af代入，即有

由此可见，一个总雇员人数较少，而且雇员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集群系统，只要专业化程度的水平较高，其总体效率将会高于另一个雇员较多、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集群系统。如以浙江省、陕西省为例，尽管陕西高等学校、科研力量强于浙江，但浙江取得的经济增长要远远高于陕西，其经济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专业化的分工，详见表4 1。

表4-1 浙江、陕西经济和教育指标比较

二、市场化发育程度的影响

如果说专业化分工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提高，降低了单位生产成本，那么市场化发育程度则与交易成本密切相关。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王小鲁、张立文（2011）等关于“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的研究，我们发现产业集群集中的省份往往是市场化程度高的省份。如广东、浙江、江苏等中国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地，市场化程度分别位于第1、2、4位，如表4 -2所示。

下面从市场结构、产权结构、中间性体制组织对交易成本的影响，探讨市场化程度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影响。

表4 -2 2012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场化进程排序

注：香港、澳门、台湾、西藏数据暂缺。

1．市场结构与交易成本

市场结构可以用竞争程度和垄断程度来分析。在一个产业集群中，如果任何两个企业达成交易的费用是一致的，买方或卖方在自己一方达成协议的总费用就取决于自己一方同质企业的数量。很显然，同质企业数量少的一方比同质企业数量多的一方更容易达成协议，因此更容易操纵稀缺程度。而且交易一方的同质企业数量越少，达成某种一致对外的协议、操纵某种产品价格的动力越大，相对垄断程度越高，讨价还价越具有优势，交易的定价越偏离完全竞争下的市场均衡价格，这种垄断价格与竞争价格之间的差额，则由处于讨价还价劣势的一方承担，劣势的一方则不得不承担更多的交易费用。如一个商人提供的产品是独一无二，顾客必须购买，即使他提供的产品质量很差，顾客也无选择的余地。在这种条件下，市场作为交易管理机制效率最差，这是交易费用经济学中所说的“小数目条件”。

目前，我国市场化程度整体水平还不高，行政垄断行为还普遍存在，这是制约我国企业交易成本降低的重要因素，所以我国的产业集群大多数集中在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促进经济增长，应打破行政垄断，引入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机制，让产业集群在更多领域出现，让初步形成产业集群效应的地区市场竞争更充分。

2．产权结构与交易成本

我们发现，尽管在我国东北国有大企业高度聚集，但却没有发生企业之间围绕产品链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从而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力。而南方一些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由于有效的分工联合，集群内部都能享受地区规模经济，使得集群内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交易成本大大下降。这与产权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谓产权结构，是指产权的构成因素及其组织状况。科斯的产权理论强调私人产权的意义，他认为只要是私人产权（明晰程度高），就会有效率，至于私人产权本身的结构怎样，都会通过产权的自由交易而最终达到最优状态。但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年的著名论文却证明，即使是私人产权，也有最优产权结构状态问题。由于任何一种产权结构基本上对应着一种特定的产权制度结构，其交易成本也是不同的。是单一产权制度还是多元产权制度、不同产权制度在所有产权制度中所占的比重如何、处于何种地位，这些因素决定了产权制度结构的差异。这种结构的差异又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一是构建这些制度本身的成本不同；二是在这种产权制度结构下的交易者进行交易活动而支付的成本不同，如股份公司、合伙企业、独资企业是不同的企业制度，而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人私营企业又因所有制结构不同，这些产权结构不同的企业无论其内部还是外部的交易成本都存在较大的差异。通过优化产业集群产权结构的制度安排，既可从微观上为集群内每一个企业选择一种交易成本最低的产权结构，又要进一步打开“黑箱”使各种产权在企业内部优化设置，从而使整个集群总的交易量趋于最低。

威廉姆森认为，体现交易特征的三个方面特征是：①不确定性；②交易重复的频率；③资产专用性。

无疑明晰产权可减少不确定性。人们通过确立或设置产权，或者把原来不明晰的产权明晰化，就可以使不同资产有不同的、确定的权利。这样，就会使人们的经济交往环境变得比较明确，大家都能明白自己与他人的选择空间，反之，产权不明晰，意味着谁的权利都没有限度、没有边界，谁都不能确保自己的产权，也就等于没有产权。这正说明了：尽管在我国东北许多大城市工业企业的空间密集度很高，但由于产权不明晰，所以小而全、大而全、全能工厂、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通用车间到处都是，最终导致生产和交易成本很高，与经过股份制改造、产权明晰的浙江民营经济形成鲜明对照。

3．中间性体制组织与交易成本

资产专用性是对已经投入生产过程的资产进行再配置的难易程度（广义的专用性还包括地理位置上的专用性、人力资源上的专用性和交易数量规模上的专用性）。盛洪（1992）认为，对任何一个经济系统而言，专业化越发展，生产的目的越是专门，生产要素及生产要素构成的基本经济单位的资产专用性就会越强。随着产业集群内部企业资产专用程度的提高，资产挪作他用的难度加大，成本也就越高。这时集群内部占据有利的一方如果改变价格、终止供应、减少购买，另一方就会蒙受损害。

为保持交易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威廉姆森所说的两种中间性体制组织便会应运而生。一种是由交易双方和受邀仲裁人共同组成的体制组织，又称三方规制结构，第三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介机构，它适用于具有中等强度资产专用性且频率较低的交易，以及部分具有高度资产专用性且频率较低的交易。另一种是双方规制结构，双方仍然保持独立地位，但它们中间出现了某些旨在维持双方长期合作关系的机制，双方互相了解，相互熟悉，达成默契。

上述中间性体制组织作为针对资产专用性强的交易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体制安排，一方面提高了产业集群中企业相互约束效率，增强了企业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交易者来说，这种体制安排有助于增加由于交易活动持续而带来的长期动态效益。

三、文化制度的影响

文化因素越来越成为解释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关键变量。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对此有广泛的认同。尽管对制度文化的重要性认同度很高，不同分析家常常强调制度文化的不同方面对于竞争力的意义，但对文化这一要素作用的机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阐述。

波特认为，每个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的历史背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会影响到产业的竞争优势。例如：价值观念会渗透到社会形态的各个层面中，该国的企业组织形态和管理人事的事业目标也离不开既有价值标准的规范。历史传统也会左右一个国家对积累产业技术的态度或该发展何种结构形态的研究机构才有利于竞争。这些现象通常被称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它不可能脱离经济而独立存在，它与经济因素更是互为表里。像日本的劳资和谐就不只是一个文化现象，维系劳资和谐文化的是企业终身雇佣制度。

Putnam（1993）提出社会资本对于竞争力的影响。Porter（2000）提出“企业战略和竞争环境”概念，以此阐述制度环境的意义。被视为“社会资本”的主要有信任、伦理和社会关系网络等，这些社会因素通过方便合作而改进经济效率。Putnam相信，社会资本可以解释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经济成功和南部地区的经济失败。

1．人际关系网络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

正如李宗哲（2011）所认为，许多台湾中小企业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一个个既具有弹性且有效率的生产网络，由于同宗、同姓、同乡、同学、同道、同好等关系的紧密连带，家庭式的中小企业形成一种有系统的合作关系；自企业内部的生产协调至对外的原料采购、接单、为他人代工，甚至在销售渠道和行销市场上，均由层层纵横交错的人际、生产、代工、行销网络所构成，而此种特有的网络关系不仅降低了一些外购交易行为的成本，而且促使中小企业在经营决策上的信息为之顺畅流通，能很快做出有效率的应变对策，掌握商机，降低风险；同时，在遭遇经营困难时也能同舟共济，渡过难关。这种以家（家庭和亲族）族团体为基础所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在一个生产、技术、市场三重结构都不稳定的大环境里，往往较其他形式的经营组织更具有灵活应变、规避风险的能力，它们虽小却坚实，既富有弹性又具有效率。这里连接小企业集群中任何两个企业之间的“键”就是人文关系。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即“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1]。

维系这一人文网络的核心就是“信任”与“承诺”。台湾学者赵惠玲（2009）的研究表明，产业集群经济网络形成的前提条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在建立企业间的协作关系之前，往往就早已存在亲属或朋友式的关系，而且这一比率高达60%以上^[2]。如果没有这种人文环境，企业之间在资金上的相互赊账和迟延付款、工艺技术方面的相互模仿、合同订单的互借互助等默契的人情交往行为都无法进行，中间产品市场的交易成本也就会变得十分高昂。尽管有的学者认为集群内企业业主之间关系的建立是必须先考虑“经济面”的因素，也就是在价格、品质、交货期限及付款条件等必须能满足的情况下再辅之以非经济面（文化面）的关系，所谓“义利”的结盟，事实上是有先后顺序的，必须要先满足“利”、“义”才能加强其联结^[3]。但在一个人们相互之间的背景和历史都清晰明了的“互识社会”之中，信任与承诺所致的人情信用往往比签字画押的现代契约合同更为可靠，因为现代契约往往对违约双方的补偿和赔偿都是有界限的，在“互识社会”中，对某个个体违反承诺失去信任，就意味着面对整个集群全体业主的违诺，这种“不义”行为所带来的损失是难以用财富来衡量的，而且还会由于长期铭记殃及自己的亲属和后代。

黄光国（1988）认为，在中国人的社会中个人可能拥有三大类人际关系，即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会性关系^[4]。情感性关系通常就是以血缘、亲缘、地缘、行缘等为主要内容的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工具性关系则与情感性关系相对，即个人在生活中和家庭外的其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他所期望的某些间段性和实质性目标，对交往双方将来是否会作进一步的情感性交往往往是不预期的（交往的机会成本和风险都可以契约的形式进行预先界定和补偿）。而混合性关系则不同，一方面交往的双方不仅预期将来他们可能再次进行情感性的交往，而且他们还会预期，其共同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也可能了解到他们交往的情形，并根据社会规范的标准加以评判。这就包含威廉姆森所定义的“三方规制结构”的含义。显而易见，在产业集群的“互识社会”中第一种和第三种人际关系是起主导作用的，而这两种关系的维系一旦没有了“信任和承诺”，顷刻间就会崩溃。

2．人文网络的存在增强了产业集群的稳定性

对于单个的投资者而言，人文网络的存在，可以使他从网络中获得其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例如在一个机械加工业小企业集群中，只要投资者掌握单一生产环节或某一专业的加工技术，就可以自行设厂，并通过网络获得各种生产要素的支持，所以其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就可以自行创业。另外，专业化的本身会增加创业机会，例如机械加工企业集群内部专业化的发展会创造出与其配套的模具加工、塑料加工和橡胶加工专业的配套产业。以上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促进等于造就了小企业孵化的温床，其结果当然是大大加速小企业的形成和发展。

四、创新和学习的影响

1．创新的影响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关系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认为，创新是产业竞争力和经济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和生产率增长的基本驱动力。波特曾经指出，创新在产业结构变革和创造各种新产业中起到重要作用，它在侵蚀那些地位巩固的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把其他公司推向竞争前沿方面还是一个大均衡器。正因为如此，在产业集群竞争中，技术创新已成为地区和国家竞争战略的核心以及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为技术创新使单位成本发生了变化（图4 -2）。

图4 -2技术创新-单位成本变化图

1912年熊彼特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对创新概念作了系统的解释。他将创新定义为“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是不能分解为小的步骤的”。创新是在新的体系中引入“新的组合”，这种组合包括采用新产品或产品的新特性、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他认为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创新是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点或中间环节。

近年来，学者对创新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1993年Nelson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强调国家创新系统的“知识分配能力”是经济成长与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1996年在库克等主编的《区域创新系统：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政府管理的作用》一书中，库克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主要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组织体系，而这种体系支持创新。1995年魏格将区域创新系统定义为：进行创新产品生产供应的生产企业群；进行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机构；进行创新知识与技术生产的研究机构；对创新活动进行金融、政策法规约束与支持的政府机构；金融、商业等创新服务机构。

创新对产业集群提升竞争力的作用非常明显。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发展，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提供的生产率日益成为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公司竞争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创新成果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了地区经济，成为地区进步的决定力量。

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集群的兴衰，即使在产业集群发展比较成熟的欧美国家，因创新不足而走向衰落的产业集群时有发生。如曾经著名的IT产业集群“128公路”地区是美国原IT产业中心之一，沿路曾汇聚了绝大多数掌握着世界顶尖信息技术的企业，但在20世纪80年代日渐式微，不得不在20世纪90年代把计算机领域长期占主导的地位拱手让给了硅谷。“128公路”地区IT集群的衰落，与区内有限的几家大企业创新不足有关。该区域的社会保守主义以及拒绝信息共享的做法，导致了该集群逐步失去活力。1959年，“128公路”集聚的高技术公司为硅谷的2．5倍，而到了1992年，仅为硅谷企业数的60%。

波特在研究产业集群竞争力时指出：在集群的交叉地，其发展通常格外富有生机，在这里来自不同领域的远见、技能和技术结合在一起，就能相互交融，激发创新和新的业务。德国的一个例子可以验证这一观点。在德国，家用器具和家具行业分别拥有不同的集群，这些集群建立在不同的技术和要素投入上。在这两个集群的结合处产生了嵌入式厨房和器具的集群。也恰恰正是在这一交叉领域，德国就拥有比器具或家具领域更高的世界出口份额。如果说创新是产业集群竞争力获得的来源，那么要实现创新，学习能力则是关键。

2．学习的影响

Penrose和Nelson and Winter把企业内生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看做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其中，对企业的竞争优势起关键作用的知识和能力被Prahalad and Hamel（1990）称为核心能力或核心竞争力。

知识包括技术知识、需求信息、供给信息、经营经验等。根据国际经合组织的分类，知识一般分为编码知识和非编码知识。所谓编码知识就是已经显性化、条理化的知识，包括出版的书籍、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些编码知识，有的可以形成知识产权，有的变成公共产品大家共同分享。所谓非编码知识是指默契知识，即一个人的智慧、经验、方法、学习的诀窍、技巧，以及一个企业的文化、管理经验和团队协作技能，这种知识难以进行公开交流。编码知识在整个知识结构中占10%的比例，绝大多数是非编码知识。人类智力中最重要的是非编码知识。非编码知识要显性化，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碰撞以及企业间的合作、协调才能产生。

区域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表现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这种知识的很大一部分是以不规则或内部规定的特殊形式存在（即非编码知识），从而使核心竞争能力无法复制或模仿，即使是新进入的企业，也必须通过系统的根植性学习才能获得。这种产业集群之间的异质性，使集群能够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或超额利润（图4 -3）。因此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形成相关知识的积累，才能使产业集群保持竞争力。

图4-3 集群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过程

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与硅谷、新竹工业园区最大区别不在于物质环境有何优越，也不在于税收政策怎么优惠，而在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学习环境。在硅谷的许多咖啡馆，有许多非正式的交流场所，有许多酒吧，这些地方24小时开放，大量感兴趣的人聚在一起，共同为一个难题进行研讨，再通过反馈、整合就产生了许多创新的理念，这些创新的理念派生出许多IT小企业。国外许多留学生回国创业不愿收回护照，就是为了随时能够回到硅谷，防止知识老化。而中国的技术开发区，人与人之间不相往来，没有机会交流、讨论，也就没有形成集群竞争力的发动机。

当然，产业集群的知识不仅来自内部，还与外界的沟通学习有着密切的关系。德国、瑞典和丹麦的经济地理学教授贝谢尔特（Harald Bathelt）、马尔伯格（Harald Bathelt）、马斯科尔（Peter Maskell）合作发表文章，从知识创造的角度研究了集群。他们认为，过去大量文献过分片面地强调了本地互动学习的重要性。实际上，无论是隐含经验类知识还是编码化知识的交流，都是既可以在地方上，也可以在全球远距离进行的。一方面，学习过程的出现可以植根于本地的行为主体中，仅仅是因为它们处在那个社区里，而社区里有“自播”（local buzz）的氛围；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与该环境之外的知识供应者建立交流的渠道而获得知识，这种渠道并不是自发出现的，而是需要进行专门的投入才能建立起来的。因此，知识的创造不仅需要本地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知识交流，而且需要建立全球的交流渠道（global pipeline）。他们批驳了“隐含经验类知识＝本地”-“编码化知识＝全球”的模式。

梅拉特（Maillat）（1991）也提到，在一个地方环境中的行为主体应该和外界信息资源建立系统的联系，以保证外部的重要的市场和新技术信息流入该环境内，否则，该环境会有淤塞的危险。布热斯那翰（Bresnahan）、加姆巴德拉（Gambardella）和萨克森妮（Saxenian）（1995）关于世界很多地方的集群的一项研究进一步发现，建立一个新集群背后的理由和支持一个已有集群的增长是不同的。在他们对信息和通讯技术集群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在集群的最初发展阶段，外部效应、集聚因素和结网协同并没有很大的影响。而显著的企业家活动、它们对承担风险并建立新企业的愿望、它们进入现有技术和市场新领域的能力，对于这些集群的产生是决定性的。在集群发展的最初阶段，企业家努力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企业进入集群外部市场的能力。而且，这些集群能够从区域外部吸引专业化的技能。因此，集群关系的开放性和积极寻找大型外部市场是了解成功的集群产生的关键。

综合以上分析，本书将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因素以框架图显示，如图4 -4所示。该图是在波特竞争力理论基础上，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提炼而成的，其中创新是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核心。

文化制度反映了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社会因素，市场化程度反映了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经济因素，专业化分工水平反映了产业集群内企业合作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率。它们与波特分析的六个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支持，构成了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十大要素框架图。

图4-4 产业集群竞争力要素框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