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派企业论与非最大化理论

西蒙的“有限理性”与“令人满意”

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1916—2001）从怀疑个人理性这一角度对新古典的最大化厂商理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西蒙是20世纪伟大的管理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他的思想大部分是现代企业经济和管理研究的基础。他由于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而获得了198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他如何用有限理性论挑战新古典最大化厂商理论。

众所周知，新古典厂商模型假设决策者具有完全的理性和全部可供选择的机会、完备的知识，并且他们能完全预料到所作选择（决策）的结果。或者如西蒙所说：“经济学家们给经济人赋以一种全知全能的荒谬理性。这种经济人有一种完整而内在一致的偏好体系，使其总是能够在他所面临的备选方案当中做出抉择；他总是完全了解有哪些备选的替代方案；他为择善而从所进行的计算，不受任何复杂性的限制；对他来说，概率计算既不可畏，也不神秘。在我们上一代人的年月里，这种理论由于向竞争性对策及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等领域扩展，逐渐达到了一种托马斯主义的精巧水平。它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但同具有血肉之躯的人的真实行为（或可能行为），看不出有多大关系。”^[3]他这里所说的托马斯主义，指的是中世纪神学的学说。西蒙的意思很清楚，新古典那套最大化理论看起来十分完美精巧，可惜它由于假定完全理性，因而只能像中世纪神学那样，同现实生活中有血肉之躯的人的真实行为没有多大关系。

西蒙认为，具有血肉之躯的人的真实行为，不可能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有限理性”基础上。什么是有限理性？西蒙把它定义为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内的理性。有限理性论认为，人们在作决策时，并非事先收集掌握了全部所需要的信息和所有备选的方案，也并非知道所有方案的可能后果，从而按“效用函数”或“优先顺序”作选择；相反，决策人所知道的只是有限的信息、有限的选择方案和对不完全方案的可能后果的有限预测。在现实生活中，决策者由于受所处的环境的限制，不可能找到一切方案，也不可能比较一切方案，即事实上人们不具备求得“最优化”的条件和能力，只能尽力作出“令人满意”的决策。因此，新古典理论的最大化要求作为一种终极目标并不现实，只会给决策者加上沉重的负担，造成决策无法及时有效地作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我们只能把理性视作一种渐进的适应性，寻找令人满意的结果。总之，按西蒙的看法，最优化准则即“经济人寻求最优——从可为他所用的一切备选方案当中，择其最优者”只存在于逻辑推理中，没有可行性或者说实践价值，而“经济人的堂弟——管理人，则寻求满意——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才是实践中可行的。对于厂商来说，“判断满意程度的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适量利润’和‘公平价格’等等”^[4]。只要在这些方面决策者的行为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就是一种有限理性的行为。这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状况才是令人满意的，比方说“适量利润”或者说满意的利润水平是指什么样的水平。西蒙认为，满意的利润水平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设定的。当某个水平毫无困难可以达到时，则水平会提高，实在难以达到时将其降低。这就需要搜索，搜索需要费用，不可能探究到所有可能方案，而只能选择一个较满意的、多半不是最大化的利润水平。因而，所谓最优化选择行为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在实践中只是“空中楼阁”。

塞尔特和马奇的行为派理论

在西蒙的有限理性论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塞尔特（R．M．Cyert，1921—1998）和马奇（J．G．March，1928—　）于1956年在《经济科学季刊》上合作发表了《供方垄断理论中的组织要素》一文。这篇论文以及后来他们合作发表的一些论文，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西蒙的理论，形成了较完整的行为派企业论。按照这种理论，企业行为的次优化的产生，在于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企业中不同集团的目标冲突。这种理论认为，厂商实际上是不同群体通过各种组织形式结合而成的联合体，其中，股东、经理和员工是最重要的三个主体，这三者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兴衰。在这里，厂商既是个体成员的结合，又是各种部门组织的结合，这样厂商的一个成员或群体的目标与厂商整体目标就有可能发生冲突。由于利己心的存在，在产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大家都会认为自己的目标最要紧也最合理，因此只有通过各群体之间的博弈和协商来解决这些问题。塞尔特和马奇用“抱负水平”这个词来定义个体、群体及厂商的目标和愿望。抱负水平是某一行为主体对某一目标所渴望达到的水平，并且当前的抱负水平取决于厂商过去所达到或实现的抱负水平。因此，管理层确定一个合理的厂商目标，并尽可能使之与各群体目标的冲突最小化。

该理论中的厂商目标只以满意为准绳，不遵循最大化假设，从而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厂商的各部门都有自己的具体目标，但这些目标以抱负水平的形式出现，这种分析思路也摒弃了以数量最大化或最优化为目标的前提。有限理性和令人满意的两大原则决定了厂商根据确定的目标努力实现一种适度、合理、长远的利润。显然，这样的理论更加贴近实际。马奇认为，传统的新古典厂商理论假定企业家对信息的搜寻和处理成本极低，可以忽略，在此基础上，他们可以有充分的机会比较鉴别所有可能的行动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而行为主义理论认为现代企业的最高管理层缺乏有效准确的信息来源，也不具备足够强大的计算能力。因此，他们只是在一部分方案中进行筛选，找出其中最好的一个。行为主义厂商理论认为人们的分析判断能力要远逊于新古典模型的假定，这正是西蒙有限理性学说的应用。厂商的整体目标与各种利益群体目标相矛盾时，冲突就极有可能爆发。但实际情况说明大多数企业一般而言还是有较好的稳定性的，因为各群体与厂商事先签署的合同或契约限制了各方自由行动的可选择性，而且厂商通过一套规范的管理组织制度在各群体之间可以作出明确的安排，另外，不论是厂商还是各个群体，都可以预期到发生冲突所产生的巨大代价，因此整个组织在一定时期的相对稳定性还是可以保持的。

塞尔特和马奇的厂商理论还特别注意到现代企业中最高管理层的一些卓越的管理技术，即通过货币支出、附属支出、酬劳支出、顺序考虑需求和分散决策等手段来消除化解冲突。其中，货币支出是厂商最主要的激励手段。但各群体还有别的需求需要满足，比如现代企业中为保持自己的竞争力而普遍投入的R＆D（研究和开发）费用，以确保产品开发设计人员努力工作，这属于厂商的附属支出；同时，企业必须为股东支付尽可能多的红利，否则他们就不会继续投资；为了有效地调动经理阶层的积极性，企业也要给他们支付很高的薪酬和特别费用，以上两种酬劳对厂商长期稳定发展有巨大促进作用。在不景气时期，厂商会大幅降低各种酬劳支出来减少成本，使厂商抱负水平稳定在适当的位置。相反，在繁荣时期，由于酬劳支出的增加导致成本激增，最终厂商的实际利润要低于预期值。可见酬劳支出在长期来看成为厂商经营活动的自动稳定器。企业的管理层还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对不同需要的满足顺序进行调整和安排来解决冲突。因为有时某部门可能是一个大项目成功的关键，因此首先满足这一部门的需要就是最合理的行为；现代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不同部门的合作和协调能力上，但各部门经理之间也必然有利益冲突，所以管理层还必须注意尽可能地解决好这一矛盾。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他们的理论中一个突出思想是，没有也不可能把股东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宗旨，这就表现出与传统的利润最大化模式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