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因素影响

4.5.3　知识、网络因素影响

一、 知识的定义

对知识的认识可以从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三个维度来加以理解。

（1） 哲学维度。哲学对知识的认识涉及认识论和本体论观点。认识论对知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Nonaka and Takeuchi，1995；Prusak，1997）。柏拉图把知识定义为经过证实的正确的知识，几千年来被广泛认可（王德禄，1999）。但是对知识的来源和认知过程的研究却一直存在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经验主义强调只有通过个体的主观感受，经过归纳整理，才能获得关于世界的真知，亚里士多德和罗素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彭锐、甄朝党，2003）。而以柏拉图和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却认为，存在一种优先的不需要验证的知识（公理），绝对的真理体系是通过对公理的理性推导得出的。从德国的康德和黑格尔开始，这两种流派相互交融，认为知识的来源和认知过程包括感知和理性推导两个方面，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过程（Russell，1961）。

本体论主要关注知识的存在方式，即知识的拥有者为个人或集体。美国著名知识管理学者维纳·艾莉（1998）认为知识具有“波粒二相性”，即作为实体的知识和作为过程的知识。其中，作为实体的知识涉及知识的存在方式，即知识的携带者为个人或集体，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将知识分为个人知识和共有知识。其中，共有知识指知识在组织成员中共享的方式，储存在企业的规则、程序、惯例和共同的行为准则中，可以指导企业的活动。

（2） 经济学维度。经济学理论对知识的认识开始于新古典经济学，Marshall（1965）最先认识到了显性知识对于经济生活的重要性，他指出，存在于组织中的知识是生产力最大的动力引擎，但是对知识的关注仅仅局限于以价格信息所表达的知识。而Solow（1956）则进一步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来自于劳动要素、资本要素投入的增长和技术进步。虽然技术进步与知识积累密切相关，但是该模型的致命弱点是把技术进步定义为一个不变的、外生于经济制度的比率，从而不能解释技术进步的原因，没有认识到知识对经济增长的突出贡献。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Romer（1986）提出了新增长经济理论（也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才把技术进步纳入经济增长的内生体系，真正把知识作为经济最重要的因素。Romer提出了经济增长四要素理论，把知识分解成两个可度量的要素： 人力资本（以受教育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衡量）。从本质上说，新经济增长理论是一种依赖于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经济特性出现收益递增效应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论。它对知识创新有三个关键的启示： 第一，新兴的经济是以思想为基础的；第二，新思想的探索与开发为经济的无限增长提供了可能；第三，知识积累导致技术变革，构成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经济学理论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从企业成长的微观层面，经济学研究了企业内部的知识积累的重要性，发现从知识积累和创新的角度可以更好地解释企业成长机理。

（3） 管理学维度。从管理学角度来看，可以将企业的知识分为技术性知识和组织性知识。企业的技术性知识和基于技术知识的能力主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将投入转变为产出能力的基础，也是企业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基础。企业的组织性知识，指企业用来整合或如何用来整合不同的活动、能力于一体以达到某种或某些目标的知识。对企业知识的这种分法非常强调企业的能力。企业能力理论提示管理者必须把注意力集中于企业内部过程，通过投资来发展企业的能力，推动企业学习。尽管企业能力理论没有具体提出发展企业能力的方法，但是却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组织管理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从知识的视角，探索改善企业内部的过程，并成为提供企业能力的一条路径（彭锐、甄朝党，2003）。

二、 知识的效用

知识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一般被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古典经济学就是假定在现有的社会知识存量和制度安排的条件下，考察资本和劳动对经济产出和经济效率的影响。Griliches（1992）把知识的溢出定义为从事类似的事情（即模仿创新）并从其他的研究（被模仿的创新研究）中得到更多的收益。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全球竞争突出表现为高科技水平的竞争，由此带来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表现在世界贸易格局上就显现出各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知识、技术密集化。例如，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高技术产业正在逐步代替传统产业而变为主导制造业的部门⁽⁹⁾。在目前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取决于速度、质量、灵活性、知识和网络（Henton ＆ Walesh，1998）。国际战略联盟是跨国公司组织制度的创新形式，已成为现代企业加强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之一。战略联盟就是主要由跨国公司通过各种非股权联系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跨国战略联盟是由一个或多个跨国公司主导的合作性制度安排，一般都是多边、网络化的，公司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跨国公司之所以采用战略联盟形式，是将知识资源和补充资源有效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在合作中获得新的增长点。如大量商业零售企业需要通过合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其目的在于获取合作伙伴的知识、法律法规、有效的供应链和优秀员工等知识资源。

三、 网络的效用

网络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原本用来描述纤维物或其他类似物连接成的一种“网”状结构，后来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到多个学科中。威廉姆森将处于市场与等级之间的组织形态称为网络。Mitchell（2004）把网络定义为联系特定的一组人、物体或事件的一个特殊的关系类型。Wilkinson，Mattsson ＆ Easton（2000）认为网络是一种模式，或一种隐喻，用来描述一些相互联系的实体。管理学文献则把网络结构作为一种企业管理模式，即以一个很小的中心组织，依靠组织间契约关系进行经营活动的结构。网络企业并不限于实施了网络技术及从事网络业务的企业，它是基于对企业的新认识而从组织结构角度提出的一种新的组织界定，凡是采取了网络结构管理模式的公司都可以认为是网络企业。网络组织是相互依存的，相互之间通过交流与合作联系在一起，内部企业之间具有广泛的交流、合作与协同，它既可以通过正式的契约构建，也可以通过非正式的契约来维系。

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共同推动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也在加速，西方发达国家重要产业部门的企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革新，由追求高度专业化、大批量、少品种的大规模生产转向了以客户为中心、小批量、个性化的大规模定制。由于大规模定制本质上具有“持续创新＋敏捷制造”的特征，纵向一体化的层级制组织结构已无法对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进行快速反应，竞争的压力迫使传统企业放弃了将上、下游业务活动集成于企业内部的做法，而转为实施“归核化”战略，纷纷将非核心业务剥离，产业组织因而出现了纵向分离的趋势。但是，产业组织的纵向分离并非意味着从一体化的科层组织简单地回到市场，而是形成一种企业之间为达到彼此互利共赢而开展大量交易和合作的网络组织结构，也就是说，单一企业或工厂之间的竞争已经演变为由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范围内整个价值生产网络之间的竞争。Sturgeon（2002）将这种产业组织的网络化称为生产网络范式。随着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兴起，模块化生产网络作为以产品的可模块化为前提，通过编码化信息的交流与传递，并利用契约，将生产和组装模块的企业连接起来所形成的开放式网络生产体系，正是适应产业组织纵向分离后企业间广泛协作的最佳网络治理模式，从而成为产业组织形态演进的一种新趋向，是一种全球制造系统。Sturgeon（2002）的研究还指出，模块化生产网络在空间上的集中与分散是相容的，并且具有相互增强的趋势。全球性领导厂商以外包为基础，以产品设计为龙头，以开放共享为标准，跨国公司总部及其内嵌在各种专业化产业集群中的分支机构通过组织接近、地理接近，在全球经济范围内重新建立战略体系，将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企业或企业集群连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朱瑞博，2006）。这样，模块化生产网络就突破了经济区位的有形疆界，既可是地理位置毗邻的产业积聚地，也可是跨地区、跨国界的网络组织，从而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在模块化生产网络中，由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推广运用和交易成本的进一步降低，企业之间的模块化分工和合作竞争更多的是通过虚拟企业的协调来进行。虚拟企业是没有长久组织机构的企业，它依靠现代通信和信息技术手段，通过某个牵头的企业把针对市场机遇策划或设想的产品的生产任务，分解到相关企业或大企业内部各相关部门，通过它们之间平行展开的工作与合作，及时生产出必须在短时间里提供才有价值的独特产品或服务。

作为一种以虚拟运作为特征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和企业组织管理模式，模块化生产网络一方面为企业之间在共同遵守模块化设计规则的基础上更好地进行协调合作提供了一个高效的平台，使参与其中的每个企业都能凭借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开展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又能通过产品零部件组件的标准化和系列化生产，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市场急需的产品，实现消费者福利的增加。由此可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模块化生产网络具有优化产业组织的作用（柯颖、王述英，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