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东学派的先驱——黄震
浙东学派，或称浙东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其源起于宋，发达于明清时期。代表人物多为活动于今浙江一带或籍贯为浙江的学者。浙东学派为“宋学”及明清学术中的显学之一，对近现代学术和海外学术（尤其是日本和东南亚）影响很大。
浙东学派有宋代浙东学派（又称“浙学”）和明清浙东学派之分。
宋代浙东学派范围包括今钱塘江以东区域，其学术主要包括以吕祖谦、陈亮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黄震为代表的东发学派。宋代浙东学派因地域覆盖面较广，故又称广义浙东学派。
对应的，狭义浙东学派指的是明清时期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研究经学兼史学的经史学派，即明清浙东学派，因这些代表人物均系浙江东部宁绍一带人，故名。
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体系庞杂，著作繁多。然而总的来说，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浙东学派，其主要学术取向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经世致用”。
至明末清初之际，黄宗羲成为浙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所开创的明清浙东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以及经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誉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
在公私观念上，黄宗羲提出“公天下”，即能使老百姓“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天下，具有较强的民本意识。
在经济观念上，黄宗羲以“切于民用”为标准，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从而为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富民”观念上，黄宗羲主张民富先于国富，而富民是为了强国。在富民的原则上，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提倡“均富”论。
在“义利”观念上，黄宗羲反对空谈义理，主张义利统一。义利统一的提出对浙东区域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也对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受南宋大儒黄震东发学派的影响很深，浙东学术史研究专家，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张伟在《黄震与东发学派》一书中指出，“东发学派由南宋末年哲学家、儒家学者黄震创立，为浙东学派的先声之一”。
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范立舟也在《浙东学派研究——黄震与东发学派》一文中指出，“黄震亦是以‘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为特征的浙东学派中的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范立舟教授所称黄震在浙东学派中的承前启后作用，指的是黄震的思想是受叶适事功学派的影响，而后黄震把传统理学与事功学派相结合，在修正朱程理学的基础上兼推叶适功利之学，从而形成了浙东“经世致用”思想的最早发展源泉。后来，黄宗羲吸收黄震的东发学派和王阳明以“知行合一”为主的心学思想，开创了名震中外的（狭义）浙东学术，也即明清浙东学派。
总之，黄震作为广义的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传承人物和代表人物，在狭义的浙东学派中却是主要的奠基者，因此，黄震被誉为浙东学派的先驱，而其所创立的东发学派也被称作浙东学派的先声。
（二）东发学派的传承是三北商帮发展的重要基石
东发学派由黄震开创，其后黄叔雅、黄叔英、陈深、赵炎、吴汉、吴应奎、黄灭孙、胡幼文、黄珏、岑士贵、王士毅、杨维桢等都是重要传承者。
东发学派学宗周敦颐、二程和朱熹，但又能“折中诸儒”，对朱程之学并不盲从，而是有所立异，具有修正程朱之学的思想风格。比如朱熹曾指斥“浙东之学”为“专事功利”，并以坚决否定。而东发学派则推崇功利之学，认为它对社会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东发学派还推崇胡濂、孙复、石介三先生的“笃实之学”，强调“躬行之本”，提出“言之非艰，行之为艰”之说，主张“先明义理”，“然后见之躬行”[1]，也可谓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重要先声。
总之，东发学派注重民生民利，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对浙东区域特别是三北区域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三北区域和姚江区域（即山南区域）在文化上有极大差异。姚江区域以文化主流区域自居，看不起三北区域之文化。但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文人越多，空谈的人也就越多，相对而言，实干的人就少了，亦会引发区域的浮夸之风；而文人相对少的地方，空谈的人也就越少，相对而言，实干的人就多了，培育了区域的务实之风。
黄震在三北地区出生成长，受三北区域文化的影响很深，有感于三北学术文化的缺失而人民勤劳务实的特点，故在区域内培育和传播以经世致用、笃学躬行为核心思想的东发学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并由此而扩散至浙南、福建等地区。
东发学派在三北地区的传播是三北商帮发轫的重要基础。东发学派传承理学儒学，为三北地区宋元以后文脉传承打下了重要基础，明代三北区域涌现出了泗门谢氏家族、横河孙氏家族、师桥沈氏家族等，均为名贯朝野的由文而仕的豪门望族，在浙东文化史、社会史上占据主流地位，清代又有上林高氏家族、掌起励氏家族，在官宦史以及文学史上都占据有重要地位。
经济方面，在东发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下，三北区域涌现出了一大批商贾豪族，如明代开始闯北京、创立号称天下第一国药业的望族掌起乐氏家族，明末清初以经营国药业称雄江南的鸣鹤叶氏家族，又有以经营烟叶业而被誉为江南烟叶第一家族的杜湖宓氏家族，还有被誉为民国全国工商界第一家族的龙山虞氏家族，等等。
在东发学派的传承影响下，三北区域的“文化”和“经世”有力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国药业的发轫发展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又比如晚清重臣、著名文化学者陈邦瑞（字瑶圃）在1921年与商帮领袖虞洽卿相结识，共同创办了三北旅沪同乡会，并分别担任会长和副会长。
三北旅沪同乡会的成立，可以说是三北商帮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与其他同乡会（商帮）组建不同的是，三北旅沪同乡会不是由商人担任会长，而是由一位退仕的文人官员担任会长，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从而也说明东发学派对三北地区的至深影响。
因此说，东发学派的传承是三北商帮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三北经济得以走在全国经济发展前列的主要基础，因为东发学派中的功利之学与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所提出的“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相吻合的。
二、三北“四大主流地域文化”对三北商帮文化的影响和渗透
（一）千年慈孝文化培育三北商帮诚信经营之基奠
慈孝文化是慈溪之源，三北文化之根。慈溪的命名出自于慈孝文化。早在东汉初期，慈溪（时称句章）有一位孝子董黯，自幼丧父，与母亲黄氏相依为命，砍柴为生，母慈而子孝。有一次，母亲黄氏得了病，她想喝大隐溪的水，因为大隐是她的故乡。那时董黯母子住在慈湖以北的阚山脚下，距离大隐有三十里路。董黯经常早出晚归，去大隐挑水给母亲喝，后来干脆把母亲接到大隐溪边居住。后来黄氏的病终于好了。乡里人感其孝，把大隐溪称为慈溪，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慈溪建县，遂以溪名县，称慈溪。
董黯死后，葬于三北之黄杨岙。他孝顺母亲的故事，对三北之慈孝文化有重要影响。
继董黯之后，三北地区涌现出了大量的慈孝人物，其中尤以宋孝子方昌、明孙氏三孝子、民国孝子虞洽卿最为有名。
方昌是南宋慈北鸣鹤乡人，字忠盛，从小就很聪明，事父母很孝顺。有一次他母亲生重病，总医不好，方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一天夜里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作药引给母亲吃，终于把他母亲的病治好了。之后他的事迹便闻名乡里。方昌死后，乡人为他立祠，名为孝慈庵。南宋大儒黄震对同乡方昌非常赞赏，作有《书鸣鹤方孝子赞后》传世。
孙氏三孝子指的是姚北孙家境孙堪、孙墀、孙升三兄弟。孙氏三兄弟之父孙燧是明代名臣，有名的忠烈之士，在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叛乱中遇害。当孙燧被害的噩耗传到家后，38岁的孙堪率两弟孙墀、孙升挟刀直赴南昌欲杀宁王，到了南昌，见朱宸濠已被关押在囚车，就到父亲的灵柩前痛哭不已，以致伤心得昏死过去。后孙氏三兄弟就在父亲的墓地前一起筑屋守孝，素食三年。守丧期满后，三人又穿了三年的丧服。他们的孝行，令人赞叹，王阳明在悼念孙燧的文中说“公为忠臣，公之令子为孝子”，于是世人便称孙氏兄弟为“三孝子”。 旧时，在余姚县城龙泉山南建有孙氏三孝子祠。
虞洽卿是近现代闻明上海商界的主要人物、浙商和宁波帮领袖，为民国镇北龙山人，虞洽卿出身于一个贫困家庭，6岁时父亲去世，一家人靠母亲方氏勤劳纺织维持生计。虞洽卿事母极为孝顺，凡是母亲所命无不尽力办到。他发迹后，常年住在上海，但耗资银洋达30余万元，为母亲在乡下建造了一座豪宅，也供回乡之时与母亲乐叙天伦而用，故名天叙堂。虞洽卿不仅为母亲建了天叙堂，还在宅旁建造了虞母桥、虞母亭，虞母亭内立汉白玉虞母像。值得一提的是，虞洽卿还遵奉母意回报家乡，他用于三北、龙山一带的公益经费，总金额达数百万银圆，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他因此被誉为“民国第一孝子”。
慈孝文化的核心是慈爱和忠孝，慈爱就是对下负责、爱护，忠孝就是对上负责、忠贞。所以慈孝文化推而广之就是对人负责，也就是诚信，这也是三北商帮文化的核心。
千年的慈孝文化，培育了三北商帮诚信经营的品牌特质，这也是近现代三北商帮能够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原因。
（二）千年青瓷文化培育三北商帮精工细作之传统
青瓷文化是三北地域文化的又一张名片。三北上林湖是中国以及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烧制瓷器的区域。早在近2000年前的东汉中期，在浙东上林湖及上虞一带就成功烧制出了目前可考察到的世界上最早的瓷器，因而被誉为中国（世界）瓷器的发源地。
东晋以后，上虞瓷器制作开始萎缩，以上林湖为中心的三北一带逐渐成为全国瓷业生产的中心，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瓷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瓷器展板上也因此介绍：
“隋唐时期，南北各地窑业并兴，如河北地区邢窑、定窑的白瓷，莹白滋润，风行各地。安徽、湖南、山西、陕西皆以青瓷著称，但越州地区，即今浙江慈溪县上林湖一带，则是瓷业的领导中心，釉色匀净，造型轻薄优美，唐中期以后上贡内廷，有秘色之称，五代吴越时期，更大量产制，贡进中原王朝或贩贸各地。”
三北越窑主要烧制青瓷，尤其以秘色瓷最精美，可代表当时制瓷业的最高水平，专贡朝廷，闻名海内外。
唐代中后期，沿上林湖周边各类窑场数量剧增，而且瓷器制作工艺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精湛完美的境界，产品以其丰富的种类、卓越的制作工艺、优美的造型，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五代晚期及北宋初之际，三北一带瓷业生产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制瓷工艺仍居诸窑之首，无论在工艺上还是艺术特色上都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三北上林湖是中国瓷器时代的第一个瓷都，它创造了青瓷时代的品质、技术以及对外贸易等方面的诸多高度，这是其他地区的窑业无法比拟的。可以说，上林湖越窑青瓷是中国古代瓷器产品精工细作的典范，代表着唐代瓷器制作方面的最高水平，其工艺技术后被全国各大名窑所借鉴吸收，并传播至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西亚、非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从东汉中期至南宋初期，三北越窑青瓷引领中国及世界瓷业长达千年，以精工细作、追求卓越而著称的青瓷文化对三北地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三北商帮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比如当代的方太集团就是以精工细作、追求卓越而成为中国厨电业的领军品牌。
（三）千年围垦文化培育三北商帮团结拼搏之精神
三北地域的成长与围垦文化息息相关，围垦文化也是三北地区的区域文化之一。
现在的三北平原，在先秦时期除了几个山头，都还是一片汪洋。历代英勇的三北人民迎风破浪、众志成城、肩挑担扛、人进海退，硬是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中围筑建起了数十条捍海长塘，夺取了一片片的土地，构成了今天广袤而又富裕的三北平原。
围垦是一项非常艰苦而又危险的工作，需要克难攻坚百折不挠的精神，更需要团结协作的合力，数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三北先民，他们目标一致、团结协作、前仆后继，终于让一条接一条的堤坝岿然屹立在杭州湾畔。
自先秦时期开始，秦、汉、唐、五代、宋、元、明、清以及民国等各个历史时期所围筑的塘堤遗迹今均存在，著名地理学家陈桥驿就说过“三北有个海塘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肯定会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
围垦文化的核心是迎难而上，万众一心，也就是团结拼搏之精神。在某些地方，一代或几代拼搏之后，后代们就坐享其成，丧失了斗志。但是三北地区不一样，三北区域千百年来围垦活动始终接力相传，从来没有间断过。三北地区的围垦是一种主动的围垦，目的在于拓展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
三北地区的人民始终有一种危机意识，因为地处海边，每逢天文大潮之际，潮水会冲毁塘堤淹没家园，因此三北人民一代接一代，不断向外围垦筑堤，不仅使自己处于更为安全的环境中，也获取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和空间。三北区域的危机文化是激励三北人民不断进取、奋发向上的不竭动力和无穷源泉。
而在共同的围垦筑堤中，三北人民也培育和养成了团结协作的地域精神，围垦筑塘是一项系统整体工程，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分工完成，任何一处如不能按时达到规定要求的堤顶高程和密实程度，则大潮来临时，就会发生潮漫堤顶或堤被冲毁的险情，造成之前围垦筑起的海塘全面崩溃，前功尽弃。因此，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协作精神，是围垦文化的重要内涵。
受传统围垦文化的传承影响，三北区域勤劳勇敢、敢于拼搏、团结协作等人文特征非常明显，可以说处于全国前列。这也是近现代三北商帮能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主要原因所在。
（四）千年移民文化培育三北商帮包容开明之特质
由于整个三北区域几乎都是在5000年前至今逐步围涂成陆的，因此，这一区域可以说是没有原住居民的，这是一个完全由历代移民共同开拓而成的区域，移民文化就成为区域内最为显著的特征和永恒的主题。
三北区域的移民最早可追溯至尧舜禹时代的舜帝，三北一带至今流传有与其相关的传说。三北区域有史可考的移民在两汉时期，董氏、任氏、虞氏、严氏、蔡氏等是当时在三北一带居住的大家族。延至魏晋、隋唐以及五代之际，区域内移民主要由上林一带的窑工，避中原战乱的士族、平民等组成。宋元时期是三北移民大量涌入的一个时期，移民主要集居于宋代所建的大古塘周围，境内所知的许多大姓望族大多都是在此际迁入。明代迁入三北一带的，主要是一卫两所的驻军，主要迁调自温州乐清、福建建宁一带，人口达8000多人。清代移民主要有两个趋势，早期主要是区域内部流动，称为上塘居民下迁；中后期之际，随着石堰盐场向北发展，大量绍兴移民进入三北西部一带四塘至七塘区域从事盐业生产。民国时期迁入三北区域的主要是温州与台州地区的一些贫民，在三北东部龙山一带开荒和打长工等。建国初期，人口迁入较少，上虞南汇及温台一带有少量人员迁入。
改革开放后，是三北外来人口迁入的一个最主要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每年迁入不到1000人，90年代每年迁入约1万人。进入2000年后，基本上是以每年10万人的幅度递增。目前总数在100万人左右。
慈溪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移民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内涵丰富，可谓是最显著的城市名片之一。
移民文化的核心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因为吸纳了一代又一代的移民，才使三北区域物质和文化逐步积累壮大。
相比于福建、广东、江西等区域所存在的客家文化，三北区域对移民的迁入不存在主客之分。海纳百川才能成大我，开明开放故能使其才，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聪明才智，以促进区域的更好更快发展。
正是因为这种包容开明的地域文化特质，也造就了三北商人开放兼收的商帮精神，从而助其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注释】
[1]《宋元学案》卷八十六《东发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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