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方法

一、传统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比较与评述

许多国际经济组织和一些国家银行等都会定期公布和更新范围不等的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尽管这些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的理论基础一致，但在测算方法上仍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下面，我们将对这些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方法进行比较和评述。

(一)传统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方法及应用

1.理论基础与基本公式

国际上，许多经济组织或机构都有其相应的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且各自不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IMF的标准——以CPI为基础的标准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其理论基础是消费者需求模型。对于该理论模型，Armington(1969)和Mc Guirk(1987)做了最初始的研究，随后的工作由Zanello and Desruelle(1997)和Bayoumi，Lee，and Jayanthi(2005)展开。他们假定不同国家生产不同的产品，偏好多样性的个人根据这些产品的相对价格以及预算约束做出消费选择。另外，模型假定产品仅用国内生产要素生产，国家间无中间投入品贸易。在此理论基础上，IMF计算国家j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方程(Bayoumi，Lee，and Jayanthi，2005)为:

其中，下标j和k分别代表测算国和样本国(即贸易伙伴国)，Pj和Pk是价格指数(这里用CPI表示)，Rj和Rk分别为j和k国相对于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wjk是测算国j赋予其贸易伙伴国k的竞争力权重(一般以贸易额表示)，越重要的贸易伙伴权重越大，其货币币值变动对测算国的影响也更大。

2.实际应用:测算国际竞争力的最优指标

在政策制定和市场分析中，实际有效汇率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例如可以评估货币或金融状况和外部冲击的传递，以及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或操作目标等(Klau and Fung，2006)。不过，关于实际有效汇率的最主要、最广泛的应用则是测算一国长期竞争力水平。

一般来说，除了实际有效汇率，单位劳动力成本(国家和行业层面)经常被作为竞争力指标。尽管后者普遍可获得且容易理解，但实际有效汇率，尤其是若其构建中考虑了中间产品贸易和行业层面水平贸易流，则是一种衡量竞争力的更优方法。

首先，实际有效汇率包含了相对价格的变动，而不是单个的或者孤立的价格的变动。它是所有国家的价格信息的加权平均，权重与这些国家在影响该国家或行业的竞争力中的重要程度呈一定比例。而仅看单独的价格如劳动力成本则无法传递这些信息。例如两个国家，如果国家A的价格上升高于B国，这并不会自然地使得B比A更具有竞争力，因为他们可能与不同的伙伴国贸易，而这些贸易伙伴的价格也许变化不同。另外，B可能会在生产中使用A国产出的作为中间产品，在这种情形下，当A的价格上升，而B的竞争力可能实际上是下降的。

其次，单位劳动力方法仅考虑了一种附加值的成分(即劳动)，而忽略了其他投入的价格(主要是资本)，而后者平均要占总附加值的1/3(某些行业更高)。这也是所有使用单位劳动力成本作为平减指数的实际有效汇率的一个缺陷。实际有效汇率测算中，尤其是PWW(Patel，Wang and Wei(2014))构建的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中计算的附加值的价格包含了所有的成分，克服了该缺陷。

总之，作为重要的竞争力指标和货币政策目标，实际有效汇率的准确测量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来说至关重要。

(二)传统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的比较

如前文所述，许多国际经济组织和国家都定期公布范围不等的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尽管构建的理论基础近似，但不同机构在指数的具体计算方法上却存在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样本国选择范围不同；二是权重构造和选择不同；三是平减指数选择不同；最后是基期和频率不同等。

1.样本国选择范围不同

由于不同国际经济机构关注的国家对象不尽相同，因此其公布的实际有效汇率所涵盖的国家和地区范围也存在较大差异(巴曙松，2007)。其中IMF的实际有效汇率覆盖样本国范围最广，共涵盖185个国家，包括工业体系方法的164个国家和欧元区、全球体系方法的16个工业化国家及其他4国。其次是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实际有效汇率，分为宽口径指数和窄口径指数。窄口径指数时间范围长但国家数量少，涵盖从1964年起的27个传统发达经济体；宽口径指数则国家数目多(61个经济体)，但时间范围小(1994年起)。经合组织(OECD)的实际有效汇率则主要包括OECD国家、亚洲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国、欧盟、欧元区等，共包括49个国家。

尽管这些传统实际有效汇率样本国选取数量和范围不尽相同，但普遍都满足以下一般条件。一是样本国应具有代表性，如应选择对测算国的国际贸易影响最大的若干国家；二是样本国构成结构要合理，不应局限于某些地域，而应考虑不同区域的国家贸易的互补性；三是考虑计算的可行性，如数据的可得性以及计算的复杂程度等。

2.权重构造与选择不同

首先，根据定义，有效汇率是测算国和样本国双边汇率的加权平均，不同机构在实际有效汇率的权重的构建上也存在较大差异。①加权平均方法不同。大部分学者和经济机构都采用几何加权平均法而非算术加权平均法。这是因为在几何加权平均下，一种货币相同比例的上升或贬值，对实际有效汇率有方向相反但数值大小相同的影响；而在算术加权平均下，类似的变动会导致指数向上偏移(Brodsky， 1982)；②权重本身的构造不同。权重wij衡量了样本国i对测算国j的重要程度，越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所赋予的贸易权重越大，其货币汇率变动对测算国有效汇率的影响也越大。在权重wij的构建上，不同机构的实际有效汇率各不相同，即使同一机构(如IMF)的不同实际有效汇率指标也存在差异。IMF的实际有效汇率现行算法包括两个体系:工业体系(sectoral system)和全球体系(global system)。其中，工业体系包含传统的工业化国家，采用的权重数据不仅考虑了国际贸易流，还考虑了本国产品在每个市场的国内销售。而全球体系包含了184个国家，权重采用的数据来自国际贸易流；③在权重的构建中是否考虑“第三国市场效应”也是不同机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第三国市场效应”是指本国在国外市场面临的、来自市场所在国国内生产者和第三方出口国的竞争(Buldorini and Makrydakis，2002)。相对于进口竞争和直接出口竞争，出口第三方市场的竞争也将对一国的出口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且这种影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国际经济组织如美联储、IMF、BIS等在贸易权重的构造中都试图反映第三国市场效应。

其次，贸易权重选择使用的贸易流不同。作为构成加权平均权重的经济变量，贸易流使用最为广泛的是“贸易加权汇率指数(Trade-Weighted exchange rate index，TWI)”(Menzie，2002)，其思想是以样本国与测算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量占测算国总贸易量的比例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贸易加权指数下，构成竞争力权重的贸易流主要包括两种: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巴曙松，2007)。伴随着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在实际有效汇率的权重构建中将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同时纳入贸易流中更科学。但由于服务贸易数据的可得性问题，除了IMF、英格兰银行(BE)等，大多数经济机构在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中仍未包含服务贸易。

3.平减指数选择不同

根据定义，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使用相对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剔除了测算国与样本国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在测算方法中，这种剔除所使用的相对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称为平减指数。不同机构的实际有效汇率测算中使用的平减指数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价格指数，主要包括相对出口价格、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二是成本指数，主要指单位劳动成本，如IMF在工业体系方法中对工业化国家使用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法。该方法认为单位劳动力成本相对于其他价格指数能更准确地反映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成本变化。

不同的平减指数由于测算目标不同，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但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和国际可比性，大部分研究机构普遍选择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4.基期和频率的选择不同

为了保持国际的可比较性，大多数经济机构会将基期定在某一固定年份，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如2000年(IMF、OECD)，2005年和2010年(BIS)。另外，由于欧元自1999年起发行，因此，欧洲央行(ECB)的实际有效汇率的基期为1999年第一季度。

大多数机构实际有效汇率都是逐月公布，但也有例外，主要取决于数据获得的及时性。如ECB的NEER是每日公布，实际有效汇率则按月公布，而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ULC)的实际有效汇率则每季度公布一次。

由于贸易伙伴的地位会随时间变化，所以权重的结构需要适时进行更新，更新的频率主要视贸易结构稳定性不同而异。不同机构的更新频率不同，如BIS的权重构造每3年更新一次(最新一次为2008—2010年平均值)，OECD、BE等每年更新一次，ECB则根据成员国数量的变动而不定期进行更新。

表2.1对各个国际组织或机构构建的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方法在样本范围及数目、权重选择、价格平减指数选择以及频率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总结。可以看出，不同机构构建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存在显著差异。

(三)传统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的缺陷

通过以上对各机构构建的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方法的比较，可知传统实际有效汇率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具体计算公式方面，如贸易流和权重的构成差异、平减指数的选取差异等。单纯就这些机构构建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标而言，并无绝对优劣之分。尽管如此，这些传统指标仍普遍存在一些缺陷，我们将对最主要的两个展开分析。

1.忽略中间产品贸易

传统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方法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假设就是每个国家仅出口最终产品，这些产品不使用进口中间投入。如前面所述，这一假设与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大环境相悖甚远。下面，我们将举例说明在实际有效汇率测算中忽略中间产品贸易可能产生的问题。

考虑一个典型的三个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的世界——中国、日本和美国。假设日本制造手机生产中的原材料，并将其运往中国，而后者扮演的是价值链中的组装点。中国接着将完成的产品出口给美国，供美国消费者消费使用。按照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如IMF所测算的，该手机将被归类为中国的“产品”，且将假定中国与其他手机供应者竞争。由此，这些模型将得出如下结论:日本的手机价格的上升将导致对中国手机的需求增加，因此中国竞争力上升。然而现实是，中国并不是生产整个手机，而仅仅是组装服务的提供者，该服务仅占产品总价值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因此，中国是与其他类似的加工组装服务提供商竞争，而非手机制造商。一旦意识到这点，就能清楚地看到日本手机组件价格的上升将会导致对中国服务的需求的下降，因此中国竞争力是下降的。

该例子揭示出，如IMF等机构计算出的实际有效汇率不仅在数值上是错误的，而且在符号上也可能是错误的。既然中间产品贸易有可能对实际有效汇率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主流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中忽略该特征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近20年中间产品贸易显著增长的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已无法真实反映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一国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基于此，在实际有效汇率测算中考虑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十分必要。

2.忽略部门间竞争力的差异

以上所有机构构建的实际有效汇率测算仅停留在国家层面。伴随着日益增长的专业化和中间产品贸易，国家间的部门(行业)内联系与加总的国家层面的关系明显不同。Wang et al.(2013)在其文献中，证明这种异质性的明显存在。随着生产国际化的发展，国家内的个别部门在其竞争力上更倾向于表现显著的异质性，这是一个加总的国家层面的测算不能够捕捉到的。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国家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运动的方向和该国内某一关键部门的运动方向可能是相反的，而后者的信息的缺乏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以及失效的甚至反生产性的政策措施。因此，构建并测算行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比较与评述

(一)基于任务的实际有效汇率

1.改进之处

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中假定每个国家的差异化产品与其他国家的产品在目标市场竞争，该差异化产品完全由国内生产。而前面的例子表明，对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其出口的不再是由国内要素独立完成的产品，而仅仅是附加值，即整体产品的一个部分，如一个组件或加工组装服务等。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如提供手机零部件的日本与负责加工组装的中国之间的竞争状况发生改变，实际要小于传统的简单地使用总贸易数据所显示的竞争程度。总之，全球价值链不仅重新定义了实际有效汇率测算的对象，也重新定义了其竞争者。基于此，Bems and Johnson(2012)认为，在全球生产网络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不再是“产品(goods)”的竞争，而是“任务或附加值(tasks)”的竞争。实际有效汇率应测算当一国附加值价格(如中国劳动和资本的成本)发生变化时，对该国家的附加值(如对中国的组装服务)的需求如何变动。因此，结合全球价值链的影响，Bems and Johnson(2012)对传统实际有效汇率的一种改进方法就从一个“产品”的世界转向一个“附加值”的世界，从而测算“要素(factors)”而非“产品(goods)”的竞争力。

2.理论基础及测算公式

Bems and Johnson(2012)通过假定一个具有全球价值链结构的生产方程，在构建消费需求模型的同时也构建了一个中间投入品需求模型。当消费者偏好与生产技术具有和最初Armington所假定的相同的函数形式时，那么IMF的标准实际有效汇率方程可以用来测算附加值实际有效汇率(VAREER)。既然“附加值”被作为产品的部分而贸易，则权重和价格需反映附加值而非产品，即权重应反映附加值贸易格局，价格应反映附加值(即生产要素)的价格。为简化起见，并便于与传统实际有效汇率进行比较，我们使用Saito，Ruta and Turunen(2013)等提出的基于任务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in-Tasks)的测算方程(是对Bems和Johnson提出的VAREER的一阶近似):

其中，下标j和k分别代表测算国和样本国(即贸易伙伴国)，Rj和Rk分别为j和k国相对于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qi、qk是j和k国生产要素的价格(或附加值价格)，一般用反映国内生产成本的GDP平减指数代表；vjk与式2.1中的wjk类似，仍是测算国j赋予其贸易伙伴国k的竞争力权重，二者差异在于wjk使用传统的产品贸易总值数据计算，而vjk则使用附加值贸易数据计算。

通过使用一国附加值价格指数(qj、qk)和附加值贸易权重(vjk)代替传统实际有效汇率中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总值贸易权重(wjk)，“基于任务的实际有效汇率”测算的是一国“任务”或附加值的竞争力变化，即当一国的“任务”或附加值的价格发生变动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对其“任务”或附加值的需求的变化。

(二)整合的实际有效汇率

由于传统实际有效汇率的局限性之一就是没有考虑出口中含有进口投入品的情况，因此，在一个“产品”世界，一个可替代的方法是修正方程，使得中间投入的成本变动可以反映到实际有效汇率中。

Thorbecke(2011)认为，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分析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需要考虑包含在出口品种的进口投入品的价格的变化。以此为基础，Unteroberdoerster， Mohammed and Vichyanond(2011)对许多东亚的经济体计算了一个所谓的整合的有效汇率(Integrated Effective Exchange Rate，IEER)，考虑了供应商相对于最终出口市场货币的汇率变动。

IEER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j代表测算国出口目的地，k为测算国供应商，DVA为测算国总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份额，reer为测算国的实际有效汇率，inputk为供应商k在测算国的中间产品进口(以附加值形式)中的份额，wj为在测算国出口中目的地j的权重，rerkj为供应商k相对于出口中目的地j的实际双边汇率，因此Σj(wjΣkinputk rerki)，是对进口中间产品供应商k相对于出口目的地j的双边实际汇率的加权平均，考察了测算国出口中进口中间品国际竞争力的变化。由该公式可知，一国综合有效汇率(IEER)是反映该国国内附加值竞争的reer与反映进口中间产品国际竞争力的Σj(wjΣkinputkrerk j)的加权平均。

(三)基于产品的实际有效汇率

基于同样的思路，Bayoumi，Saito，and Turunen(2013)在一个“产品”世界修正方程，使得中间投入的成本变动反映到实际有效汇率中，从而推导出一个基于产品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in-Goods)测算方程。

其思路主要是先推导出能够反映全球价值链结构的(总)产品价格方程，然后用它替代传统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程中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最终可以得到国家的REER-in-Goods如下:

其中，i为测算国和样本国的国外附加值来源国，Rj、Rk和Ri分别为j、k和i国相对于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qj、qk、qi为相应国家的附加值价格，用该国GDP平减指数代表，cj为国内附加值份额和国外附加值份额构成的常数项，φij为j国的国外附加值中国家i所占的份额，δj、δk是总成本(国内附加值与国外附加值之和)中的国内附加值成本份额，φij(1-δj)表示在j国的总成本中国家i所占的份额， wjk仍是测算国j赋予其贸易伙伴国k的竞争力权重。可以看到，基于产品的实际有效汇率公式包括两个汇总项:第一个汇总项捕捉了测算国j的产品和样本国k的产品中的国外附加值部分的竞争；第二个汇总项则反映了测算国j的产品和样本国k的产品中的国内附加值部分的竞争。

没有生产共享和中间投入贸易时(例如δj=δk=1)，在产品价格上的竞争力等于在最终产品的价格上的竞争力等于在要素成本上的竞争力，即REER-in-Goods=IMF的标准REER=REER-in-Tasks。有生产共享时，三者不等。为简化，假定贸易伙伴不外包(δk=1)，则:

可以看到，由于国内生产要素相对成本qj或名义汇率Rj(公式2.5右半部分)的上升导致的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会因外国生产要素的相对成本qi或名义汇率Ri(公式2.5左半部分)的下降而缓解。其中，国外附加值成本份额(1-δj)越高，缓解效应(左半部分)越大。总之，随着生产共享，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对于要素相对价格或名义汇率的变动，敏感性下降。

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对一个在生产上存在垂直专业化与离岸外包的国家，其出口产品由国内附加值和国外附加值构成。因此，相对于假设出口中不存在国外附加值的传统实际有效汇率，REER-in-Goods能更真实、准确地反映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水平。

(四)比较与评述

从上述三种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测算公式可以发现，三者之间存在一定联系。①测算公式的形式与经济含义近似，都是通过考察一个国家的(产品或者附加值)价格水平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产品或者附加值)价格水平来测算该国的汇率，从而反映一国(产品或者附加值)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水平；②当不存在生产共享和中间品贸易时，标准实际有效汇率、基于任务的实际有效汇率与基于产品的实际有效汇率三者相等；而当存在生产共享与中间品贸易时，三者不等。表2.2概括性地比较了三种指标之间的具体差异。

表2.2 三种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测算方法的差异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五)测算的拓展:从国家层面到行业层面

可以看到，前面所介绍的新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都定义在单独的国家层面。然而，如前面所述，伴随着日益增长的专业化和中间产品贸易，国家间的行业内联系与加总的国家层面的联系显著不同(Wang et al.，2013)，国家内的个别部门在其竞争力上更倾向于表现显著的异质性，这是一个加总的国家层面的测算不能够捕捉到的。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国家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运动的方向和该国内某一关键部门的运动方向可能是相反的，而对后者的信息的缺乏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以及失效的甚至反生产性的政策措施。这意味着测算行业层面的汇率对于一个国家更好地制定目标与管理其出口商和进口商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Patel， Wang and Wei(2014)结合全球价值链，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从国家内行业层面定义并测算了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

Patel，Wang and Wei(2014)对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在四个维度上进行了改进。首先，通过明确允许中间产品贸易并将贸易按最终用途分类，将附加值和总产品进行区分，从而计算不同的附加值实际有效汇率指数(GVC-REER)和总产出实际有效汇率指数(Q-REER)。其次，作者从国家的行业层面开始构建，这样可以允许定义并计算除国家层面还有国家内行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再次，在实际有效汇率测算中，作者估计并明确允许不同组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是不同的。相对于其他几种考虑了GVCs但仍继续使用一个简单的科布道格拉斯情形的尝试(所有弹性都等于1)，这是一个明显的改善。最后，作者计算了行业层面的价格指数，并在实际有效汇率计算方法中用于替代原有的粗糙的国家层面的价格指数。

表2.3对现有的几种最有影响力且最先进的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进行了比较。该表显示，相对于如IMF、FED、BIS等机构构建的传统实际有效汇率，Bems and Johnson(2012)和Bayoumi，Saitoand Turunen(2013)考虑了中间产品贸易，但使用了简单的C-D不变替代弹性形式，且仅局限于国家层面价格指数。Bennett and Zarnic(2009)使用了行业层面的价格指数并构建了行业层面的汇率，但是没有考虑中间产品贸易，且使用IMF一样的权重矩阵。另外，他们使用劳动力成本代理附加值价格指数，不如Patel等人改进得到的反映一国行业层面总成本的附加值价格指数(不仅包括劳动成本，且包含资本成本)更全面。如前面所述，Patel，Wang and Wei(2014)的测算方法不仅更全面，而且包含了文献中一般测算方法中的绝大多数。由于该方法测算公式十分复杂，因此，此处不再进行详细的展开。

表2.3 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的比较

注:BJ:Bems and Johnson(2012)；BST:Bayoumi et al.(2013)；BZ:Bennett and Zarnic(2009)；PWW:Patel， Wang and Wei(2014).

资料来源:Patel，Wang and Wei(2014).

Patel，Wang and Wei(2014)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40个国家35个行业的数据分别测算了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的产出实际有效汇率(Q-REER)与附加值实际有效汇率(GVC-REER)，但并没有对测算结果，尤其是中国的测算结果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三、简要评述

根据以上对传统以及新的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的比较和评述，可以看出，首先，在全球价值链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忽略中间产品贸易的实际有效汇率不再是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指标；其次，新的结合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实际有效汇率也各自存在一些不足，如Bems and Johnson(2012)的REER-in-Tasks与Bayoumi， Saito and Turunen(2013)的REER-in-Goods虽然在测算公式上与传统实际有效汇率近似，但都局限于国家层面。而Patel，Wang and Wei(2014)构建的行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虽然考虑了行业的异质性，但在测算公式上与传统实际有效汇率存在较大差异，不方便进行比较。因此，构建既能够结合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又是行业层面的，且能够与传统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在测算公式表达上一致又便于比较的新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便具有了重要的意义。